第二十章 批判周恩来的会议记录为什么要烧毁？（二） 　　 　　批周会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 　　 　　批周会的起因全在毛泽东。 　　林彪事件以后，从一九七二年起，周恩来就着手在各个领域包括外交领域纠正林彪的极左影响。可是毛泽东担心反对极左反下去会否定文化大革命，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找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谈话，提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周恩来的批极左就再也批不下去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周恩来要外交部对美苏峰会进行研究，外交部当即出了一期《新情况》，认为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后，对世界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周恩来对这期《新情况》加以称赞，毛泽东却认为不符合他对国际形势的一贯分析。七月四日，毛泽东不找周恩来，偏偏找正在筹备中共“十大”的张春桥、王洪文谈话，对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名为批评外交部，实际点了周恩来的名：“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毛泽东“劝告”张春桥和王洪文：“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在这里把话说得够重了：什么“屁文件”，“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上他们的贼船”，“搞修正主义”等等，完全把问题的性质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当天晚上，张春桥向政治局和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当然觉出了这个批评的份量，一边撤回外交部《新情况》，一边向毛泽东写检讨。七月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道：“此类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 　　但是，事情并没有了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和周恩来作了四次正式会谈，三次单独会谈。在会谈时，周恩来都是严格按照毛泽东确定的口径谈话的。十一月十二日，基辛格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了毛泽东，基辛格说苏联要摧毁中国的核能力，而美国“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基辛格想让美国替中国提供核保护伞，这使一向强调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毛泽东感到极大的不快，他当场向基辛格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苏联“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毛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保护”。 　　十一月十四日凌晨，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基辛格作了最后一次正式会谈，商定了“公报”的措词。“公报”全文送毛泽东审定。会谈本已结束，基辛格也将在十五日上午离开中国。但是，就在启程回国前几小时，基辛格又突然提出，要单独拜会周恩来，希望就中美军事合作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周恩来马上用电话请示毛泽东，回答是主席已经服了安眠药入睡了。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佳，不忍心叫醒他，但对基辛格又觉得不见不好，就在译员唐闻生的陪同下与基辛格作了单独会谈。 　　会谈时周恩来对于基辛格提出的问题，由于未及请示毛泽东，所以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只是答复：此事需要进一步考虑，等以后再说；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在基辛格后来写的《基辛格秘录》一书中，在“会谈备忘录”里也记下了周恩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周总理：而且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具体和十分复杂的问题，因此在同你方协商之前，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作为一国总理，这样回答并未丧失原则，要说有缺点的话，就是没有按照毛泽东的精神，当场顶回去，同时在事后又没有把最后一轮单独会谈的情况补报毛泽东。 　　谁知，情况传到了毛泽东那里，就成了周恩来的重大罪错。以毛泽东在民族独立问题上的气魄和敏感，他认为周恩来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不向他请示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任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毛泽东对此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召见周恩来和外交部的有关人员，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还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毛泽东严厉地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这样，就决定由周恩来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周。 　　开了两天小会，江青批判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接受美国“核保护”。周恩来对毛的批评作了初步检查，也做了一些辩解。江青当场斥责他：“你这个人就是罗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恩来的态度激起了毛泽东更大的不满。毛泽东嫌政治局小范围批周还不够，要进一步扩大范围、肃清影响，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除了年老多病的，20来人都要参加批周，连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被指定列席会议。会场从钓鱼台改到人民大会堂，扩大的名单由毛泽东亲自拟定，计有：外交部的部长、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中联部部长耿飚，再加外交部的四个“小字辈”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批周会改由王洪文主持，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的“帮助小组”。毛泽东还指定王海容、唐闻生做他的联络员，随时传达他的指示。 　　 　　毛泽东为批周会定调 　　 　　批周会开始时，为了让与会者了解毛泽东的意图，先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对外交工作的批评，前后整整讲了八个小时。毛泽东指责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不执行他所制订的外交方针。毛泽东还耸人听闻地指出：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这就为周恩来的“投降卖国”的罪名定了调子。 　　在传达时，王海容、唐闻生又对七月份毛泽东关于“上他们的贼船”这句话作了说明：毛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不要上乔老爷（乔冠华）、姬老爷（姬鹏飞）的贼船”。在谈话记录送审时，毛泽东把乔、姬两人的名字删掉了，这里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姬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毛泽东大笔一删，便把周恩来和林彪相提并论，这又为“路线斗争的头子”的头衔定下了基调。 　　与会的人听了毛泽东指示的传达，都感到震惊。就像乔冠华后来所说的，听了联络员传达毛主席的话，简直“毛骨悚然”。 　　毛泽东一声号令，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炮火连天，与会者纷纷指责周恩来“严重右倾”，“修正主义”，“屈膝投降”，“丧权辱国”，“目无中央”，“蒙骗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等无一不发言，外交部的列席人员火力更猛，大家都要在“最高指示”下表态批周。 　　与会的章含之后来在她的回忆录《我与乔冠华》里写了一段话，说出了当时的心理状态：“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而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虽然说得躲躲闪闪，但却道出了几分真实，并且说明与会者“没有一个”不对批周表态的。 　　至于江青、姚文元等人在会上当然跟得更紧，江青嚷嚷的“投降主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头子”，根据就是毛泽东批评周是“修正主义”的“儿皇帝”和“贼船”的“老板”，只是上纲上得更高，差一点就可以把周恩来打倒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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