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是怎样起来造反的（二） 　　 　　写作班开会对我“逼宫” 　　从复旦大学回来以后，郭仁杰、朱永嘉催促我召开写作班全体成员会议，讨论我们面临的形势和应该走什么路。就在武康路二号二楼的玻璃棚洋台上，写作班的全部成员十多人一起开会，发言非常热烈。这些成员分别来自高等院校、文艺协会，电影系统和社科院、党校等，只有我一个人是市委机关的。大部分人的发言是劝说我、启发我，也有人的发言是炮轰我、对我“逼宫”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争取我呢？因为如果写作班从市委机关里杀出来造反，其中连一个市委机关的带头人也没有，对外就算不上市委机关内部造反。而且我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又是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我能起来反戈一击，对上海市委将是致命的打击。郭仁杰在会上一定要我下最后的决心，他分析形势说，我们写作班何去何从？现在是关键时刻，关键的关键是看徐景贤怎么样。他还指着我说，你要触及灵魂，不触及不行，这样才能割断和市委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说，在促使我决心造反的过程中，郭仁杰起了最主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影响我比较大的两个人是朱永嘉和程绮华。朱永嘉当时给我分析，我们写作班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张春桥、姚文元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后一阶段，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中央文革去了，我们在市委控制下站到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基本上都是充当灭火器、挡箭牌。朱永嘉说徐景贤既不同意市委的一些做法，又不同意北京红卫兵和上海造反派的一些做法，说我是折中主义。朱永嘉还“现身说法”，他说：我这次站出来是靠张、姚，没有他们的担保，我是出不来的。现在写作班没有别的路好走，看样子只有走造反这条路，靠市委靠不住，只有靠张、姚，靠中央文革，靠毛主席。 　　程绮华是一个解放前的地下党员，她是从党校哲学教研室调到写作班哲学组来的，为人正派，我比较信任她。她因为经常去市委党校，对外面整个大气候感受较深。她当时也对我作了帮促发言，她说我们后期实际上执行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包括你还为曹荻秋写检讨。她说你想想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你本来是写大批判文章的，现在去给曹老头写检讨，你不是变成资产阶级保皇派了吗？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两种选择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程绮华等人直截了当地说：“丁学雷”被你糟蹋了！你还打着“丁学雷”的旗子，“丁学雷”现在究竟做点什么事情？ 　　当然，他们的发言虽然尖锐，还是说理的，我比较听得进去。也有人的发言那就毫不客气了，简直是指着鼻子痛骂。骂得最厉害的是历史组的王知常，外号“小老王”。他原来在南京军区当兵，后来考进复旦大学历史系成了调干生，所以年龄比较偏大，戴了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头顶都有些秃了，朱永嘉当过他的老师，但两个人年纪相差不大。王知常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当教师，主攻近代史，知识面比较广博，记忆力特好，调到写作班历史组以后，我称他为“万宝全书缺只角”。这次在复旦大学冲击会场、解救朱永嘉的过程中立了功，就摆出一副“老造反”的架势，说起话来霸气十足，他在会上站起来冲着我说：“要说造反，我们造得最早，批《海瑞罢官》就是造反，我们不是比聂元梓还早吗？可是，你这个支部书记把写作班带到哪里去？后来，我们整天在市委门口值班，遭人围攻，历史组被抄，朱永嘉被绑，整个写作班成了市委的挡箭牌、消防队。你这样做对得起谁啊？对得起春桥、文元同志吗？对得起我们吗？你再这样‘老保’下去，我们一拍两散，对不起，只能在对你的批斗会上见！”说罢，他还气得双脚在地上跳了跳，把楼板踩得咚咚作响。我只好听任他“发格”，埋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记录。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做“触灵魂”，听王知常这种发言，可以说是真正的“触灵魂”了。 　　这样，十多个人人人都发言表态，一圈兜下来，局面比较明朗了：写作班的历史组、哲学组全部主张造反，文学组的陈冀德、吴圣昔等赞成造反，作家协会来的吴立昌和电影厂来的刘景清开始时不赞成造反，主张继续写文章，后来看到大势已去，就保留自己的意见。最后，就等着我一个人表态拍板了。 　　 　　我终于下决心和市委决裂 　　写作班的会议持续了两天，第一天开了一个下午，第二天上午、下午、晚上一直开到下半夜两点多钟，连续对我“炮轰”。伙伴们要我狠触灵魂，有的人演“红面孔”，有的人扮“白面孔”，分别对我又劝、又逼、又拉、又打，说穿了一句话，就是敦促我决心打出造反的旗帜。 　　经过两天的帮助，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会议结束后通宵不眠，反复思考利弊得失。我顾虑党的机制还是强大的，万一自己出头露面和市委对抗的话，风险很大，将来可能会有很糟糕的下场，我这十几年来在市委机关里所做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既得利益不去讲了，自己的声名也毁了，所以总是难下决心。但是另一方面，从我多年的感受来看，我对当时党内的很多情况相当不满意，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对党内的特权思想不满意。斯大林逝世以后，揭露出苏联许多党的高级干部大搞特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除了住宅以外，都有别墅，带了家属一起度假，大搞特殊化。我认为中共在建国以后，和苏共的情况差不多。我有机会受上海电影制片厂之约，外出访问写电影剧本，又受上海《解放日报》的委托，让我做它的特约记者，到外地采访写报告文学。我到过云南、四川、湖北等地，又去过杭州、南京、苏州、无锡、扬州等城市，发现这些地方的党委都建造有高级的招待所，专给中央领导人和各地的负责人居住，这些招待所占有最好的地块，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四周都有广袤的园林，首长和他们的家属在这里休息宴请，或是小病大养。招待所备有大批的服务人员为首长们服务。所有的高级招待所都是警卫森严，老百姓连接近一下都没有可能，更不用说打听内情了。上海在这方面也决不后人，除了专门建造的给中央首长居住的四一四招待所和四一五招待所以外，还有虹桥俱乐部、兴国路招待所、瑞金花园招待所、太原路招待所、岳阳路招待所……有一个市委的领导人生了病，就占用了西郊的最好的招待所，还为他专门进口了最好的医疗设备，组建了最强的医疗班子。这些特权阶层的享受和老百姓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所以，毛主席提出发动文革的理由之一是：有些党的高级干部进城后脱离群众了，工资高，有洋房，有汽车，有服务员和厨师，贪图享受，而且对群众摆架子，群众对他们心里有气，所以要冲击他们。这些话我最听得进去。 　　其次，我对党内的等级制度不满意。长期以来，我感到党内等级森严，什么东西都要讲等级。我结婚时申请住房，先是叫我们住到部长家后面的仆人住房里去，只有六平方，没有窗户，进出还要走仆人的专用楼梯，我很生气，拒绝接受。后来，分配给我的房子非常小，因为当时我还不是科级，不能住稍微大一点、朝向好一点的房子。夏天热死，冬天冷得要命。明明其他房子都空着，但因为级别不够，就不能分给你。而那些部长们，则住着成套的大洋房，还有花园，我为此愤愤不平。举凡衣、食、住、行，都要讲等级，食堂吃饭分大灶、中灶、小灶，甚至发展到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都要讲等级。我想：参加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平等，怎么现在等级越来越森严，封建余毒越来越厉害。所以，当毛主席号召要反对党内的不平等作风，主张上下级平等、官兵平等的时候，张春桥跟着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鼓吹军事共产主义的好处，历数等级制度的弊病，我是十分赞成的。 　　除此之外，我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市委的表现更不满意。这个市委自恃一贯革命，一贯正确，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抱着严重的抵触情绪。凡是北京红卫兵或是上海的群众对市委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或是贴出批评、炮轰的大字报，市委就要派专人外调，追查别人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企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或是右派。他们把保市委的人封为左派，调动工人、农民和一些劳动模范站出来保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市委又把我们这些机关工作人员推到第一线，而领导人自己却躲在幕后策划指挥，把我们作为挡箭牌和灭火器。市委领导人还把一批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抛出来，把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作为反动资本家抛出来，到后来实在混不过去，就把一些部、局级和大专院校的党员干部作为修正主义分子抛出来，而自己却想蒙混过关。我认为市委执行的是一条打击群众、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提倡的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道而驰。 　　我通宵不寐，反复考虑，觉得自己对这个党、对上海市委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应该通过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党内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和干部制度等好好地焚烧一下，把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揭露出来，特别对那些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来一次冲击，正像毛主席所说的，是十分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姚文元是写作班“全民造反”的靠山 　　在思想上逐步想通以后，我的心里还是不够踏实，因为写作班的重大行动还没有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首肯。所以我决定给在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汇报一下。我给张春桥打电话没有打通，我给姚文元打了几次电话后才打通，我将写作班开会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说我们写作班打算起来造反了，征求春桥同志和你有什么意见。 　　姚文元听了不直接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只是说，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总是赞成的。他不用“造反”而用“革命”两个字，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你们始终要把矛头对准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又提到中央在开过工交座谈会，马天水代表上海市委在会上发表不同意见，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使生产都受影响了。在这个会上，马天水受到了林彪的严厉批评，张春桥做了马天水工作，动员他不要与市委持同样态度，应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会对生产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姚文元说，从中央工交座谈会看出，上海市委对文革的态度是错误的，对待群众的态度也是错误的。他的意思是市委那段时期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包括压制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造反。所以，他提醒我要把矛头对准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说要争取马天水，让马天水从市委里分化出来。另外，他告诫我要多注意做舆论方面的工作。因为当时上海刚刚发生过《解放日报》事件，即“红革会”要求把他们编的造反报纸《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解放日报》不同意，红革会就冲击并占领了《解放日报》社，使《解放日报》停刊几天，“工总司”又冲进去支持红卫兵，事情闹得非常大。上海当时分成两大派，一派要看《解放日报》，一派要看《红卫战报》，前者是多数人，后者是少数人，分头在全市游行、发传单。事情来得比较突然，老百姓说：《解放日报》是党报，为什么要同《红卫战报》一起发行，从群众的舆论看是大部分人不支持这个行动。姚文元大概感觉到这是个问题，所以他指导我说要多做舆论工作。实际上他是为我们出主意，我们如果“揭竿而起”宣布造反的话，在舆论方面要做得周到一点，争取群众。 　　在打出造反的旗帜之前听到姚文元的表态，我就放心了。我想：他们现在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是毛主席信任和支持的，他们同意我带领写作班和市委决裂，我就有了强有力的后盾和靠山，足以抵御市委的压制和打击了。与姚文元通过电话以后，我正式召开写作班的全体会议，宣布我接受大家的批帮和督促，正式决定造反了。我向大家传达了和姚文元通电话的内容，并说希望写作班全体造反，不要像别的地方形成两派。会上大家赞成我的意见，再也没有人说不要造反了。接着，大家继续讨论究竟用什么方式亮出我们的旗帜，这就具体进入到写作班造反的筹备阶段。 　　关于市委写作班全体造反的问题，当时和事后有一些造反组织曾经提出过疑义，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单位是全民造反的。人们的认识不一致是正常现象，所以各单位也不存在统一行动全民造反的现象，因此有的组织曾经说你们写作班全民造反，肯定是假造反，哪一个单位是全民造反的？实际上，写作班的造反确实是一个特例：写作班的地位比较特殊，张春桥曾是写作班的直接领导，姚文元又在写作班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他们两人现在又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组员，就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写作班和他们有这样的历史渊源，现在他们真正成了写作班的背景和后台，因此当时大家最后都赞成举旗造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宣布造反、向市委开火了。我们议论了多次，觉得市委写作班的造反和红卫兵、工人造反派不同，应该揭露出巿委机关的内幕，亮出那些市委领导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暗箱操作”压制群众运动的真相，方能震动全市，并取得各路造反派的信任。这个揭露和反戈一击的任务，首先就落到我的头上了。因为我是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又是“御用”的市委写作班子的头头，一向受到市委的信用，还可以列席市委常委会，了解许多党内机密，所以我如果能站出来和市委决裂，在全市将会起到重大的影响。所以，郭仁杰、朱永嘉等人建议说：你要准备一个重点发言，在全市人民和机关干部面前亮相，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十几年来一直在市委工作，也只有你有条件作这个发言，你抛出这个“重磅炸弹”，才真正是市委“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了。 　　但是，光是我一个人代表写作班作重点发言还显得有点势单力薄，我们觉得应该联合市委机关内的其他造反力量共同行动，才能造声势。据我们了解，当时市委机关内部也有一些小组织、小派别起来造反，比如复旦大学“红革会”支持市委办公厅下面的党刊编辑部的革命造反战斗队，造了《支部生活》领导的反，后来又宣布要造市委办公厅的反，但他们始终在机关内部活动，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市委教卫部、宣传部和市委党校也有少数人跟外面串联，但都没有打出过旗子。红卫兵们向我们建议，你们写作班要把市委机关里各部、委、办的造反派都串连起来，各自准备自己部门的发言，然后开一个万人以上的大会，可以放在文化广场开，正式宣布从市委机关内部杀出来直接造上海市委的反，这样就轰动了。以前上海还没有一个造反组织能够把市委主要负责人统统叫到会场接受批判，他们开会批的都是个别领导人，比如复旦大学要批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就把杨西光叫去批判；工厂里要哪个工业部部长到场，就通知部长去。市委书记处书记很少去哪个会上听意见，第一书记陈丕显更是以生病为理由从不在公众场合露过面。市委机关干部如果打出造反旗帜，一定要把市委书记、市委常委特别是市委第一书记叫到会场来听取批判，这个影响就大了。 　　我对这样的建议很听得进去。我曾经参加过很多红卫兵召集的会议，看到过他们的批判架势，感到他们有经验，唯一不赞成的是他们动手武斗，揪头发，搞“喷气式”。关于他们提议的要把所有市委书记、市委常委都叫来挨批，我想只有我们市委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时的书记、常委们都已惶惶不可终日，每天东躲西藏，而他们的藏身之所只有我们这些机关干部知道，如果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开会，他们是躲不过去的。我觉得红卫兵的主意不错，我决定采纳他们的建议。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  浏览：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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