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来龙去脉(一)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有一种奇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纷纷调集“无产阶级的笔杆子”和“秀才”，成立自己的写作班子，以各种各样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撰写形形色色的批判文章，或发表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杂志上，或刊登于本系统的内部刊物及墙报上。 　　这些写作班子中较有影响的如：“丁学雷”、“罗思鼎”（均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笔名）、“梁效”、“柏青”（清华、北大写作班子的笔名）、“初澜”、“江天”（文化部写作班子的笔名），还有“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班子）、“唐晓文”（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等等，连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在空军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 　　如今，对于当时全国各地的写作班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样一种中国特有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现象，追本溯源，作一些分析回顾，对了解这一段历史是颇有意义的。 　　 　　上海市委写作班成立的背景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成立于一九六四年，虽然不算是全国写作班子的始作俑者，但也可以说是各种各样大批判写作组的“领头羊”。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本文着重剖析的是文革前的上海市委写作班，而不是文革时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这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当时撰写各种批判文章的写作集体，后者除了担任大批判写作任务外，又成了夺权以后的权力机构，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市委宣传部的职能。剖析文革前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怎样揭开的？遍布全国的“革命大批判”是如何形成的？“笔杆子”是如何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立，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反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背景和任务密切相关。从一九六零年中苏关系紧张开始，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把一批中央级的“秀才”调到北京钓鱼台，撰写反修文章。至一九六三年止，总共写出了九篇著名文章一一“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些中央级的“秀才”，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红旗杂志副主编范若愚等，另有陈伯达、乔冠华等人参与部分工作，这可以说是解放后中共党内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写作班子。组织这样的写作班子，目的是为国际反修斗争服务，以后又投入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一九六一年，剧作家孟超创作的鬼戏《李慧娘》上演，杂文家廖沫沙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为鬼戏辩护，毛泽东看后提出了批评。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指责小说《刘志丹》美化高岗，提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观看京剧《李慧娘》，作出了要对“鬼戏”进行批判的决定。同年二月，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张春桥，提出要“破”，要批判《海瑞罢官》、《李慧娘》等鼓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戏剧；同时要“立”，建议改编沪剧《红灯记》为京剧。三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点名批判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这一年的五月，毛泽东提出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提出：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一九六三年七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至此，国际国内两条战线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就同时展开了。 　　上海，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封、资、修”的任务中，充当了“先锋”的角色。一九六三年新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出席了在上海延安西路二百号文艺会堂举行的文艺界新年团拜会，他在会上提出了“大写十三年（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二）”的口号，他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江青对柯庆施的举措赞赏有加，她对张春桥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基地’。” 　　果然，根据毛泽东和江青的意图，柯庆施指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有江南“四才子”之称的俞铭璜，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批判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辩护文章《有鬼无害论》。文章经张春桥修改后，用“梁璧辉”的笔名，发表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的文汇报上。笔名是柯庆施取的，寓“两枝大笔一挥而就”之意。文章犀利，引人注目，打响了揭批“三家村”的第一枪。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立经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在柯庆施呈送的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报告上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又在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此时，即将展开的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一九六四年初，柯庆施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作了一个报告，动员在思想理论战线全面开展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与会的是由市委宣传部选定的五百多名理论队伍及文教系统的各级领导，复旦大学到会的就有三十多人。为了具体实施批修斗争，柯庆施决定在上海实行“两手抓”，一是抓成立《未定文稿》编辑部，二是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 　　《未定文稿》是直属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重要内部刊物，面向华东各省市组稿。《未定文稿》先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任主编，后由张春桥任主编，周原冰任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由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庞季云担任，姚文元、金冲及、沈竹、钦本立（后任《世界经济导报》主编）等任副主任。专门物色华东六省一市的笔杆子，撰写批判意识形态领域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大块文章，先在《未定文稿》（我们口头简称“内刊”）上刊登，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在公开报刊上发表。 　　至于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这件事，由上海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直接负责。一九六四年初，以撰写一篇文章为任务，石西民在华山路丁香花园先后曾组建过文学、经济两个写作班子。到四、五月间，这两个写作小组的任务完成，小组成员下厂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之后，石西民把我和当时文学研究室的主管叶以群找去，告诉我们，决定成立市委写作班文学组，并由叶以群任组长，徐景贤任副组长，从各个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等调集写作力量，人员的条件要求必须政治可靠，除了具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身份以外，还必须是笔头硬扎，有过写作成果，参加过批修斗争实践的。 　　叶以群当时任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他首先提出把文学研究所的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调来，他们都是各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其中有戴厚英（华东师范大学毕业）、高玉蓉、吴圣昔、吴立昌（均为复旦大学毕业）、高彰彩（南京大学中文系）、陈冀德（上海师院中文系）等人。同时，又从华东师范大学调来中文系教师王绍玺，从上海师范学院调来中文系教师徐缉熙。至于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一些老的研究人员，如王元化、皮作玖、魏绍文等都被留在所里，未能到批修第一线。 　　文学组人员陆续到位后，随着文艺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中央文化部向所属的电影局、电影厂派驻工作队和工作组，开始揭露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的问题。中宣部决定在文艺界首先开展对“毒草”电影的批判。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一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于是，在原定要批判的第一批“毒草”影片中又加上了《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等。市委写作班文学组面临着撰写大量重点批判文章的任务，由于人手不足，决定再从上海电影系统调集“笔杆子”，他们是《大众电影》编辑部主任杨振龙，海燕、天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蔡建平、赵志强、范维珩等，在丁香花园又成立了一个电影组。“战斗”最紧张的时候，还动员一些友邻的“秀才”协同配合，例如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茅盾研究者叶子铭，当时被“内刊”调来撰写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文章，适逢国内大批判打响，我们就动员他和文学组一起撰写批判文章；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汤大民，当时是上海文学研究所所长郭绍虞带教的进修教师，也被调来撰写批判“毒草”片的文章。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的胡锡涛，当时已调任“内刊”文学组干事，在“战斗”打响之前，也由市委写作班文学组安排撰写批判《早春二月》的重点文章。借调来的作者还有戏剧家协会的王一纲等。市委写作班文学组的全盛时间，总共有二十多人。 　　历史组的成立时间，比文学组还要早一些，成员有金冲及、朱永嘉（他们两人都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分别担任过复旦大学团委书记、学生会主席和历史系总支的领导工作），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吴瑞武、王知常、朱维铮等。早在复旦时期，他们就组合起来撰写过关于讨论“乾嘉学派”的文章，引起了石西民的注意。然后由《内刊》向他们约稿，要求撰写一篇批判俄国老沙皇对华扩张、侵犯我国疆域的文章，配合反修斗争。《内刊》为了便于讨论、修改文章，索性把他们调到丁香花园成立历史组。以后，戚本禹在北京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认定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为“叛徒”，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上海丁香花园历史组的几位笔杆子支持戚本禹的观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大节、气节、晚节》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参与论战。最后毛泽东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历史组的文章也得到了领导的肯定。 　　历史组最初由金冲及任组长，后因北京中央文化部整风深入，周扬已不能担任文化部的领导工作，中央决定调石西民去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临走时需要带“笔杆子”，就把金冲及一起调去北京，上海就由朱永嘉接替金冲及担任了历史组的组长。一九六四年，上海市委写作班成立以后，历史组统一归写作班领导。 　　文学组和历史组原来是各管各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生活，领导管理也比较松懈。比如叶以群当了文学组组长以后，强调作家协会那边工作忙，自己要看《上海文学》刊物的稿子，又要写评论文章，没有空到丁香花园来，就让文学研究所的学术秘书王道乾有时来关心一下，但也只能蜻蜓点水。我的党员组织关系还在市委宣传部，不便对文学组外来的党、团员指手划脚。所以，当时由组织比较严密的华东局“内刊”党支部一并管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团组织生活。 　　有一次，南京师范学院来的汤大民和上海作协文研所来的戴厚英互相开玩笑，他称她为“才女”，戴厚英还之以“才子”的称号。这种调侃式的玩笑话传到了“内刊”支部书记林学渊的耳朵里，他一本正经向“内刊”副主编周原冰作了汇报。某一天，周原冰郑重其事地来到了写作班文学组所在的丁香花园东楼，把大家召集起来作了一次训话，告诫大家不要搞低级趣味，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等等。大家只好听训，不敢出声。 　　因为这个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写作班的张春桥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把写作班的两个组（文学组、历史组）的党员合编成一个支部。以后又增加了哲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哲学组的成员有从华东政法学院哲学系调来的郭仁杰，从市委党校调来的程绮华、谢宗范等，自然辩证法组的成员有从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调来的沈竹、市科委调来的李宝恒、社科院调来的纪树立等，都是党员，由我担任写作班的支部书记，郭仁杰担任副书记。于是，写作班的党支部进一步扩大了，组织关系隶属市委宣传部总支。 　　写作班的“战斗任务”，由市委书记直接布置，选题和文稿也由书记确定和审查。写作班的党团员组织生活，则由市委宣传部总支管理。这样，市委写作班的领导关系、组织关系等，总算正式确定了。当一九六五年初姚文元来到了市委写作班以后，成了写作班最重要的人物，我们又全力以赴，配合他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  浏览：8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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