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参加了革命工作 　　毕业后组织上分配我到上海市军管会教育局，在人事处工作。秋季，我参加了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二期学习，系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方针政策、党章党纲，使我对党的基本知识有了更具体深入的了解。1950年春，党校学习结束，我被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一直到六十年代初。 　　我在市委宣传部虽然工作了十年，但内部调动较频繁，自喻为政治运动员、万金油干部，党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1950年春，先到理论教育处，组织各区和基层单位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两本书，首先得自己看书学习，约二、三个月。大约6月份领导上调我到夏衍部长处任机要秘书，夏部长是市委常委（当时市委常委只有5人：陈毅、刘晓、刘长胜、潘汉年、夏衍），又是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主任是陈毅兼的），并兼文化局局长、文联主席等职，各方头绪很多。特别是文化、文艺界的，如果在建设大楼市委机关办公，门警森严，进出不便，所以就在汉口路河南中路的文管会办公。文化局和新闻出版处也在同一楼里，三块牌子合署办公。姚溱同志时任新闻出版处处长，也在那里。我也就到那里去上班。我的具体任务是：接收传阅保管中央、华东局发来给夏部长的绝密、机密电报，文件，以及夏部长日常的信件、电话等秘书工作。夏部长与文艺界人士接触关系较多，我到夏部长处工作数月。他的接管工作最繁忙，任务最重的时期是在1949年5月至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几个月。1949年9月后是第二阶段的管理和建设工作，那时我都还没有调去。所以夏部长在《懒寻旧梦录》一书中提到“冯雪峰到文管会找夏衍，被门岗挡住”一事，说是我告诉了夏部长，可能是前秘书丁芝（非党）所为。1950年9月底，市府办公厅秘书处办了一期速记训练班，培养市府各局的速记工作人员，以便今后作会议记录之用。姚溱同志就要我去学习了一个月速记，回来仍搞机要秘书工作。约1951年4月，中央决定夏部长率中苏友好文化艺术代表团赴苏访问（印象是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姚溱当时已被任命为副部长，就要我暂时回到宣传部部长室去做机要秘书工作，工作照旧，并兼管陈琳瑚、白彦副部长的秘书工作。姚副部长说：等夏衍部长出访回来后，还让我回文管会上班。但数月（出国前后都在北京中央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夏部长回沪，姚部长没有叫我回去，而是夏部长有时来部里召开部务会议和阅读电报等。我就把学习过的速记在开会时用上了，由于速记记录整理成汉字记录很浪费时间，所以用了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而夏部长日常坐镇在文管会一头的秘书工作，则由李子云（是朱承熙和我两人新发展她入党的）担任起来。1952年，夏部长又兼管了华东局宣传部工作，54年底华东局机构撤销，夏部长调到中央文化部任副部长，从夏部长在《懒寻旧梦录》一书中得知：1966年文革初，他遭受“监禁”，责令交代问题。之后，又被转移到秦城监狱，关了八年半，批斗了几年，直至1975年7月12日，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周扬一案可以从宽处理”，才解除监护，说是以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结论却没有。1977年秋，夏部长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问题”才得到解决，恢复了组织关系。我想：像夏衍部长这样一位德高望重、颇有影响的文坛前辈，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亲自参与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文学、电影、戏剧、新闻、国际评论、翻译以及统战、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已是六十多岁的高龄长者，在当时也不能幸免于难，受尽折腾，腿骨都被打成伤残。真是为之惋惜不已！造反派搞得也太过分了，我心中隐隐作痛。但是毛主席发动的“文革”运动又奈何呢？我很不理解。 　　事实上，我为夏部长做机要秘书工作时间不长，断断续续一年不到。夏部长是一位资深的文化人士，他知识广博、文思敏捷、阅历丰富、交友广泛，又是一位不摆领导架子、平和亲切的长者。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能在他身边多为他服务，多做些工作，同时也可以多学到一些东西，所谓耳濡目染，得到言传身教。实是可惜。 　　夏衍部长于1995年2月去世。在本世纪初，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李子云，她告诉我，夏部长曾问起我的情况，并关心我。我听后很受感动，想着夏部长还能想到我，可惜他已经仙逝了。回忆起五十年代初，夏部长从国外回来时，带回一些小礼物，也送我一份：一把德国小钢刀、两枚胸针，我还珍藏至今留作纪念。 　　姚副部长分管宣传、新闻、出版、电台、新华分社等方面的工作，任务较多，时间性较强，所以我为他服务的具体工作也略多一些。除了日常定期的宣传工作形势任务、方针政策的宣传外，每年“”五．一“十．一”重大节日的宣传提纲、资料、口号等等都由宣传处草拟后，请姚部长审查修改定稿。而且在盛大节日的当天早上，他要到人民广场去亲历亲为，审视会场布置，在麦克风话筒前指挥等候开会的游行队伍服从统一命令，遵守秩序，偶尔还会大声领呼几句口号，气氛庄重热烈。平时市里凡召开重大会议，各报社需统发新闻稿件和评论文章等，都要当晚请姚部长审查修改定稿，批准后次晨见报。 　　印象较深的重大事情是中共党的“一大”会址，当年是在姚部长上任期间查到被证实的。1950年到1951年间，陈毅市长提议，决定开始在上海市寻找中共“一大”会址，以迎接1951年的“七．一”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市委讨论后决定由市委宣传部姚副部长直接领导这项工作，姚溱同志找来了军管会文艺处的沈之瑜同志与宣传部办公室秘书组的杨重光同志负责具体工作。姚部长说：听说“一大”会址是在法租界开的会，沈之瑜急了，茫茫大海，如何去找“一大”会址？姚部长指点迷津，他们通过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把大汉奸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从监狱里放出来帮忙寻找（因为周是中共“一大”代表）。费尽周折辗转寻找，终于找到了兴业路“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和外地代表当年下榻的博文女校，市委派人把这三处地点拍了照片。1951年5月，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请示，经当年“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看后证实，于是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 　　值得回忆的是1952年初，中央号召动员先后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陈毅市长和中央国家计委薄一波主任都在上海亲自领导部署督战，一次次分阶段的在市府大礼堂，召开各部、委、办、区、县、局的领导干部会议，做动员报告，阐明运动的性质、任务、目的意义、内容、政策界限等等。另对宣传工作提出要求，如何加强领导、如何宣传党的政策、新闻报刊如何报导等等一一作了布置。历时数月，都取得了“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这几次大会的动员报告，姚部长都让我去听听，使我学习领会“三反”“五反”运动的目的意义、政策步骤等等，以配合工作需要；同时也是对我政治思想上的培养提高、关心和信任。我有幸能听到如此政策性、思想性很强的大报告，又能见到平时见不到的中央高级首长，敬重之心油然而生，特别是陈毅市长的报告，既有军人的大将风度，襟怀坦荡、颇有气魄，又有文人的幽默和雅趣，说来实在令人叹服，品味到也是一种享受。 　　姚部长自17岁入党后，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宣传、编辑、评论等工作，他以超强的构思、严谨的思维逻辑、犀利的文笔来完成各种文稿，成绩显著。姚部长是我们党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出色的政治家，人称他是位“才子”，他走上革命征途后，即走过了光辉壮烈的人生历程。在解放前腥风血雨的年代，他身处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在上海“苏商”出面经营的《时代日报》和《展望》等刊物上署名秦上校、马可宁、萨利根和波光等笔名，写下不少军事评论文章，使敌人闻风丧胆，使百姓欢欣鼓舞的报导评论，这些都凝聚着他的智慧、汗水和热血。1948年10月，曾被军统特务逮捕，倍受酷刑，坚贞不屈。为让党组织知道他的下落，故而跳楼报警，致负重伤，又被关入提篮桥监狱医院。1949年2月，经党组织大力营救，及其父利用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才保释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斗争中屡建功绩。姚部长自1954年调离上海市委宣传部到中宣部，先后任国际宣传处处长、中宣部副部长。令人叹息不已的是他在1966年7月文革初期，即遭受到林彪、康生、江青一伙重重的政治诬陷和迫害，含冤而死。英年早逝，才只有45岁，正是为党、为国、为革命继续作出重大贡献的大好年华，可是一位英才就此凋零。直至1978年4月22日及1980年先后两次分别由中宣部和中组部为他彻底平反昭雪，确认他是中共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陈琳瑚副部长长期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在宣传部时，分管理论教育、学校教育，1954年、1965年先后兼任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主任。1956年市委教育卫生部成立，陈部长即被调到教卫部任副部长，兼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62年任市人委文教办主任。曾被选为市委一至三届委员、市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市三、四、五届人委委员。陈部长早在1934年读中学时，即关心时局，向往苏区与红军，与其父丛芳山分道扬镳，决心寻找共产党。1935年在北京读中学时参加了“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与前来镇压的军警奋勇搏斗。1936年入党，1937年奔赴延安，曾任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的秘书。1946年在山东任工作团团长时，曾遭国民党特务袭击，身中三弹，未及伤愈，又英勇投入战斗，1949年2月随大军南下。陈部长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为党的宣传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工作踏踏实实，平时考虑问题深入细致，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文革期间也被无辜关押达六年3个月之久，曾想自尽未成，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直至粉碎“四人帮”才获平反，恢复名誉。并委任为市府教卫办顾问，1980年12月7日因患急性出血性胰腺炎不幸去世。 　　白彦副部长长期在市委宣传部任职。分管职工教育，以后又分管新闻、出版工作，新闻界各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整风反右政治运动，出版系统的党政业务并兼任出版局党组书记，其他如《展望》等时政刊物审阅。白副部长为人正派直率、性格表里一致，文革期间同样遭到冲击批斗。80年代因病住院治疗期间，不幸去世。 　　四位部长都是在抗战前或抗战早期即入党的年轻有为、出类拔萃、才华出众又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除了夏部长较年长外，三位部长在市委宣传部任上时，都只有三十岁上下，姚部长只有29岁。他们政治思想强，品质高尚优秀，由于长期搞宣传教育工作，所以在宣传教育业务上有着丰富经验和光辉业绩，让我们下属深受教育，他们的功绩光照千秋，他们的精神永驻人间，值得我们深深地尊敬和怀念。特别是在这四年我与三位部长的工作接触中，他们对我这个小秘书都很宽容、平和，从没向我发过一次脾气，说明他们的政治思想修养极好，平易近人，没有领导架子，由是使我更加敬重他们。令人想不到的是：姚、陈两位部长在文革初期即经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迫害与诬陷。我想：两位部长都是刚正不阿的性格，是党的好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可是他们经受不了如此沉重的冤屈打击，当我耳闻他们先后以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作为代价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时，我只有唏嘘不已！感到万分痛惜！这“文化大革命”怎么啦？我很不理解。以我笨拙的脑袋和低微的水平，用一支秃笔，实难写出几位部长的光辉灿烂的一生，我只是出于对领导的崇敬和怀念之心，热泪盈眶、心潮起伏、挂一漏万的写上一点点，以寄托我对他们的哀思。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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