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成长过程 　　从我记事起，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包围租界，上海成为孤岛。那时，我父母出于爱国心和正义感，更由于我的小姨夫孙冶方（早期中共党员，多年从事上海党的地下工作）抗战初任江苏省文委书记，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和革命活动，在他们的感召和教育影响下，我姐姐和表姐都参加了抗日救护活动。小姨妈介绍他们参加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地下党员茅丽英任主席的党的外围组织），为支援新四军抗日斗争开展义演义卖，募集寒衣，姐姐她们受训做救护伤病员的工作和日夜缝制军被服，送往后方伤兵医院使用；我二姨妈和我妈妈也在后方出力帮忙缝纫，印象当时家里凑了两、三台缝纫机，如此工作约持续了一年左右。茅丽英烈士不幸于1939年12月12日遭汪伪特工总部暗杀。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的大哥和姐姐不愿意留在上海沦陷区，于1942年3月通过亲戚（与新四军有地下交通联系）关系，介绍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革命。接着，我的好多个表兄表姐等也先后陆续走向革命，他们有的参加了新四军，有的参加了地下党，搞地下工作。期间，我小姨妈还介绍她的战友从根据地来上海办事或养病，住在我家。她们不时地向我们宣传国际、国内和苏区形势，告诉我们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夜深人静时还英勇豪迈地高唱“新四军军歌”，此时此地高唱军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着实让我捏一把汗，但她们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和胆量却让我折服，深深地感染了我们。 　　1941年小姨夫和小姨妈到苏北根据地去工作后，也介绍他们的战友徐雪寒（早期中共党员，解放初负责接管上海的市军管会重要成员）、陈修良（早期中共党员，1925年与孙冶方是莫斯科中央大学同学，解放后1951至1952年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人多次来我家，与我父母亲相识，他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跟着我小姨妈一样称呼我妈妈“大姐、大姐”。他们当时在搞地下工作，经常出生入死地来往于苏区之间，曾动员我父亲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工作，说：“那边很需要搞财政金融方面的人才。”我父亲虽思想开明、左倾，终因一家老少的经济负担较重，而未能成行，但一直积极支持他们的革命工作，并默认子女去根据地抗战。他们来我家时，以打麻将为掩护，对我父母谈国内外形势，谈日军节节败退，共军节节胜利，以致抗战必胜的道理。同时也提醒我们，对国民党不要抱有幻想，蒋介石还要打内战等。说来真使我们精神振奋、心明眼亮。 　　我对小姨夫、小姨妈和他们的战友们非常敬重，他们是革命的老前辈，他们崇高的理想、宽广的胸怀、高尚的思想情操、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释放出一股浩然正气，这种穿透心灵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着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一生。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除了接受父母兄姐的言行影响外，还早期接受到了他们的革命启蒙教育，吮吸着新鲜的精神养料，而逐渐长大的。润物细无声，是他们的言行教育了我，应该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以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让我知道了有这么一个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有这么个解放区，他们都是在为革命、为穷人、为人类解放的正义事业而努力奋斗。而这个星星之火必将燎原，燃遍祖国大地，中国的前途是一片光明。我思想得到了升华，对共产党充满信心，并非常向往。令人及其遗憾和扼腕叹息、更发人深思的是：我们家所非常敬重和仰视的这几位革命老前辈，解放初尽管他们都是因为对革命事业功不可没而被委以重任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随着党内几次政治运动的开展，他们都脱不了干系，遭受了重创。 　　陈修良在1955年至1958年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因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资本家改造问题及党政分工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1956年7月省党代会时，又对省委的思想作风提出意见等所为“反党罪状”，于1957年9月反右斗争中被打成“极右派”，其丈夫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也于同年底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陈工资职务连降六级，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1960年调到杭州大学工作，以后也未予重用。 　　徐雪寒同志是一位职业革命家，15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16岁任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部长。17岁时（1928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杭州、苏州监狱呆了六年。他还做过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一度作为潘汉年同志的副手，出任党在华中地区的情报领导机关——中共华中局联络部副部长，直接参与领导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革命工作。他还是华中银行（华东地区人民银行前身）副行长，为发展新中国的金融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上海解放后，他是负责接管工作的上海市军管会重要成员，作为军管会的军代表，正式接管了江海关（即上海海关）。1950年12月，上海外贸局成立，曾担任首任上海外贸局局长，后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华东运输部部长和上海铁路管理局局长。1952年奉命调京升任中央外贸部副部长。徐老还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包括工业、农业、铁路、海关、货币、金融、财政、人口等等，而且干一行爱一行，都能作出优异成绩。周总理曾有一次特别表扬了一位为革命干了许多不同行当的同志，就是指的徐老（参见2005年12月9日《文汇读书周报》俞可平文）。就是这么一位对党忠心耿耿、无私奉献、不畏艰难、奋发向上，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高级干部，却在担任中央外贸部副部长时，因潘汉年冤案牵涉，长期身陷狱中，脱离工作达20年之久。但他在牢狱中认认真真下苦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经济学，学习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自称为牢狱大学毕业生。 　　孙冶方（曾任华东工业部副部长，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早在五十年代起就提出并坚持称社会主义社会中“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所谓三大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都只能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由此而写了好多论文加以阐述。到了六十年代初，即被康生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而组织经济界有计划、有目的的横加批判。我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但我想：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许多观点，肯定是对国外的经济状况和国内从中央到各地的实际情况，作过大量的长期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他的远见卓识和深奥独到之处，所以那么坚持。在学术问题上，他非常重视和珍惜这种真正的学者式的争论，认为真理越辩越明。直至文革时期又遭到林彪、陈伯达、康生迫害，被投入秦城监狱达七年多。但即使在监狱里，他仍孜孜以求，学习马、列、毛著作，学习《资本论》。孙冶方还在狱中，用腹稿形式写了二十一章约三、五十万字《社会主义经济论》。1975年4月10日，从秦城监狱释放出来，当车子开到经济研究所门口时，他一下车即对来接他的同志们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当时还是文革时期，人们都为他的话捏了一把汗。他们堪称是民族的脊梁，铮铮铁骨、光明磊落。直至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胡耀邦同志对以往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昭雪，他们才得以翻身，但也已垂垂老矣！青壮年时期积累的极其丰富多彩的闪闪发光的革命经历、充沛的工作精力、坎坷的人生阅历，以及为党为国献身的强烈愿望，基本上在狱中消耗殆尽。即便如此，探索人类进步的理想，寻找中国富强之路，那种忧国忧民的迫切的神态，仍贯穿于他们的思想之中。他们尽量把损失的时机补回来，继续发挥余热、余力。 　　1981年徐老的冤狱平反后，复出的职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这一职位为他的研究和思考提供许多便利，他又有机会从事经济学理论和对策研究，写了不少学术论文，成为知名的专家。他还向国家建言献策，关心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2005年4月不幸因病去世，享年94岁。孙老复出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回到了现实社会生活中，视野空间必然是大大的开阔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生活为他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源泉和思维空间，在监狱里所打的腹稿《社会主义经济论》终究是一个极艰巨的写作过程，因为他要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坚苦卓绝的探索。何况他在1979年9月因患肝癌作了肝脏部分切除手术，以这样的病体来肩负此项艰巨任务，真是勉为其难。即使从中央领导到所内、以及社会舆论都对这部巨著寄予厚望，作为一项重大任务，安排组织了编写班子，孙老则朝朝暮暮准备口述材料，阅改初稿，这种超常的劳作，超常的轮番运转，对一位肝癌重病、生命垂危的长者来说，真是一种苛求，最后终究抵挡不了癌魔的进一步侵蚀，1983年2月22日，一颗不倦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时年仅74岁，留下最大的遗憾是终究未能完成这部巨著。陈修良则于1977年12月才被宣布摘帽，曾先后安排任浙江省、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文史委员会工作、社科院党委顾问、研究员等职务。1988年离休。耄耋之年还笔耕不止，写了100多篇关于党史的重要文章和回忆录。1998年去世，享年91岁，他们这种精神真是值得歌颂、赞扬。 　　我从心眼里敬重这几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当他们平反昭雪后，听说小姨夫和陈修良曾先后来过上海，我很想去拜访他们，但碍于自己当时的恶劣处境，我有自知之明，是不宜去看望他们的。但在五十年代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家族里都只能是对他们的命运非常牵挂、非常怀念，曾问过小姨妈，徐老怎么从外贸部任上消失了？多年未见音讯了？小姨妈也讳莫如深不作解答，故虽心存疑虑？实在是不敢相信他们是坏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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