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人生是什么？》的见解 　　 　　黄牛写了一篇洋洋洒洒三千多字的宏文，大谈特谈他对《人生是什么？》的见解。最后，还丢下一句：“当然，睿智的主编大人，自当带头发表一番高见。”在和他电话交谈时还要求我不能只在他的文章尾巴以“郑注”的方式附加几句，必须单独成文而且必须在本期同时刊登。简直是个“文霸”。 　　其实，他的这篇文章所引用的和他自己所发挥的，几乎都把话说完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认为，九位大文人对《人生是什么》所下的“定义”都有道理。差别只在于各人所走的人生轨迹不同，感受有别，见解自然各异。黄牛列举了78个相互对应的“有Ⅹ 有Ⅹ ”，说明人生不止“三味”而有“百态”，于是就必然引发了人们对《人生是什么》的诸多不同的见解。因而也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我对佛学一窍不通，也缺少哲学理论，我的“鼠标”能够点击的范围也不如黄牛大，实在谈不出什么道道来。 　　但就九位大文人所谈的内容来说，我认为王蒙的“等待”比较能说明问题。不过用“等待”两字比较含蓄、也比较具有文学味道，令人费思量。如讲得平白通俗一点，可以这样说：“人生就是对永无止境的欲望的追求和期盼。”人生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婴儿呱呱坠地时的“呱呱”就是求生的信号（欲望）。“求生”是人生最大、最主要的欲望和追求，也是人类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去维系生命的原动力。欲望可以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大类。前者如衣、食、住、行；后者如亲情、爱情、友情、荣誉、人格、娱乐、理想、信念等等。而且，欲望是在不断发展、扩大、升级的。例如，就“衣”来说，最初只求御寒、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也逐渐扩大、升级，不但要穿得暖，而且要穿得好，穿得得体、穿出时尚、漂亮、豪华；再说“食“，起初只求果腹，以后就要求美味、营养、色香味、方便，而且以它作为交际应酬的手段┅┅。再说精神方面的欲望也是如此。财富从来不嫌多，权力从来不嫌大，荣誉从来不嫌高┅┅人，就是在这些永无止境的欲望推动下，顽强地奋斗、钻营、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去求生，去谱写自己的人生篇章。 　　前年我到台湾时，敬贤学兄送我几条印就的格言，其中有一副是：“无欲之谓圣，寡欲之谓贤，多欲之谓凡，徇欲之谓狂。”我认为“寡欲”者是难得的少数，却是可敬之人；“多欲”者是大多数，是平凡的人；“徇欲”者为数不少，是令人不齿之人；而“无欲”的圣人是虚无的理想之人，并不存在，只有上帝晓得。 　　“求生”虽是人生最大的欲望和追求，但是当一切都绝望的时候人们也会自己结束生命历程的。不过，也有一种人，为了正义、理想、信念，可以舍生取义，舍己为人，他们是英雄、豪杰，他们为理想而生，也可以为理想而死。但仍旧没有离开“等待”或“对欲望的追求和期盼”这个含义。这，就是人生。 04。4。 　　 　　 　　 　　怀念振种学兄 　　 　　1989年10月，我们248窗友在分别45年后第一次在集美财经母校聚会。当时还没有与在台湾的窗友们取得联系。第二年仲艾回来参加聚会，以后又有友钊、敬贤、文华回来了。而振种兄却是迟至1993年8月才和我见面。当时他由儿子陪同找到鹭大我的宿舍，面对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他表现了高度的热情，令我十分感动。他虽然显得苍老，但精神矍铄，也很开朗、健谈，很珍视同学情谊，与我印象中旧时的他判若两人。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可以觉察出，他目前的境况良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心情舒畅。当他得知我们这些老同学有定期聚会的情况后，即表示一定要争取机会和大家会面。1994年4月，他又回乡探亲，也来看我。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到了1997年10月他才如愿以偿地来厦门参加我们第5次的聚会。相隔几年，他的身体显然孱弱多了，老态龙钟，眼不明，耳不灵，脚难行，真是年纪不饶人呀。但在和同学相处时，他仍然热情洋溢，情绪饱满。随后，他克服了眼花、耳背的种种困难，积极地给《友窗》写信投稿，经常关心着窗友们的动态。 　　1998年，我俩到台湾奔丧探亲，在台的集美商校校友在台北聚会宴请我们，没想到远在台南南化乡的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行动困难，当天凌晨5时就由小儿子开车大女儿陪同，行程6小时赶到新庄市看我，然后再一起赶到台北市与窗友们会合。过后，他热情地诚邀我们到他家作客，盛情难却，我们按约定的时间到台南时，他已赶在车站等候了，然后到他次女家稍歇，再由他二女婿作东宴请我们。在南化乡他家中，我们停留了两天，他和儿女们热情地陪同我们参观学校、果园、寺庙，到处游览，竭尽了地主和窗友的情谊，让我感动不已。 　　以后， 他多次表达了要再次回乡探望亲友的愿望，但始终因身体原因，行期一推再推，始终未能成行，直至他临终时还带走这个未遂的愿望，实在遗憾。振种兄走了，带着亲友们无限的思念走了，愿他在天之灵，宁静、安息！ 　　 05．04．12 　　 　　 　　 　　读报有感 　　 　　最近，从网上新闻读到两则报道和评论：一是关于中国官员患病的消息被封锁了。例如商业部长吕福源，现在由薄熙来替代了，因此人们议论纷纷，究竟是犯了错误或什么原因，吕福源被撤职了？二是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长期没有参加他应该参加的会议和活动，现在却忽然宣布由副书记卢展工代理省委书记。不知就里的老百姓们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宋德福怎么忽然消失了？其实这两位官员已经患病多时了，就是消息被封锁了（吕富源已于5月18日逝世了）。 　　老百姓的父母官病了，为什么不能让人们知道呢？既是父母官，人们时刻都在关注他们的活动情况，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与人们的生活、利益、前途息息相关，人民完全有权利知道他们的健康和行为举止的情况。作为领导人，也应该时时刻刻接受人民的监督才是。怎么能够让老百姓长时间对其首长的信息受蒙蔽？这种做法，完全是漠视人民权益、视百姓为愚民的指导思想作祟，完全违背了民主法则。其实，人病了并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让人民知道也不会闹出什么大祸，为什么要封锁消息呢？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患了淋巴癌，早就见报了；台湾的李登辉患心脏病住院时的消息也见之于报端。并没有引起什么麻烦。倒是越怕老百姓知道则越使大家胡乱猜测，更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动荡。我想，这种早已不合时宜的思想应该革除才是。 　　好在最近中央政府已明令，除了涉及国家机密资料和事项外，一切政务都应该公开。政府既然是为人民服务，那有向主人翁“保密”的道理？我们我政府办事的透明度越来越高而高兴。透明度也就是民主，透明度越高，人民的民主权力也就越大。 　　 　　 　　 　　槟城之旅 　　 　　2004年伊始，我们组织了一个亲族旅游团（14人），于1月18日---25日到马来西亚的槟城---蓝卡威去度假旅游过春节。孩子们还在蓝卡威的希尔顿酒店我俩举行了欢庆金婚的烛光晚会，办得愉快、热闹、温馨。 　　来蓝卡威之前，我们在巴耶岛（南洋大堡礁）游览了大半天，年轻人都下海去游泳、戏鱼、潜水、观赏海底珊瑚。此处风平浪静，水澈如镜，鱼类甚多，一眼望去，清澈见底，确实是个游泳戏水的好地方。 　　在蓝卡威，我们基本上是半天休闲，半天旅游。先后参观了玛苏丽公主故居和坟墓；到丹绒亚鲁白沙滩游泳、冲浪；游览了老鹰广场。除夕夜，我们在酒店享用了带有异国风味的中国大餐，同时为儿子庆祝生日。 　　大年初一返回槟城，途经长达13。5公里的跨海大桥（据介绍，此桥系韩国人投资并利用韩国囚犯的劳力建造的，因而成本低工期短）；观赏了槟城新区风光；参观蛇庙和卧佛寺；当晚驱车上山游览了观音大佛寺。翌日，参观了内容丰富的蝴蝶公园；到热带水果园品尝了多种热带水果；观赏了植物公园和康华丽斯古堡。夜晚，还到海边和槟城的华人一起放烟花爆竹，共同庆祝华人新年，别有一番情趣。 　　此行，既是旅游度假，又是庆祝婚庆、生日；既是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又是亲族携手，共度春节，起乐融融。 　　04。02 　　 　　 　　 　　设问 　　---印制信封的联想 　　 　　前天，到印刷厂定制了1000个国内信封和400个国际航空信封。过后，竟然引起许多联想。自问：自己是否太自信、太乐观了？这些信封用得完吗，是否会成为积压品？我们的《友窗》还有多长寿命？而以往印制过几次信封，却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细算了一下，如果情况没有变化，按目前的发行数量和期数，这些信封可以再用4年。设若窗友们陆续减员，或者因为稿源不足，发行的期数减少，它可能要5-6年才能用得完。当然，若本主编短期内“调动工作”或“翘辫子”，前面所设想的一些问题也都不需要有答案了。 　　现在，我们第一、二梯队的绝大多数都已光荣地登上八十高龄的台阶，比现在我国人均寿命高出好多岁，称得上名副其实的老年人了，这是很值得欣慰和骄傲的。但是到了这个年龄段，自然，思维更加迟钝、手脚更加不灵、眼花耳背也更严重了。写信写稿的能力也就更差了。前年，我们曾经寄希望于《友窗》的第三、四梯队，视他（她）们为生力军，《咖啡屋》开张之时，的确也热闹过一段时间，可能是因为我指导无方，经营不善，现在“顾客”已不多了。至于第四梯队，大概因为思想感情差别较大，对《友窗》的内容不感兴趣，加上学习忙碌，也少能供稿。于是，还只能靠我们一些老家伙支撑着。去年，我感到《友窗》已有如“鸡肋”，曾想过再征求大家意见，是否把它停掉。与柏龄商谈，他认为目前窗友们的聚会已无法举行，《友窗》是我们保持联系的唯一渠道，如果它再停刊，《248》就散伙了，而我们的大多数人尚健在，还需要感情的维系，所以，还是要把《友窗》继续办下去。不过出版时间和期数可以视稿源多少而灵活掌握，直至自然消亡为止。贻俊也同意这个意见。所以就采取不定期、不定篇幅的方式继续出版，直至确实稿源枯竭为止。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必将陆续“安息”了，减员在所难免，《友窗》的发行量和期数必然会逐渐减少。这样的延续时间究竟有多长，谁也说不准，我希望能办完200期，圈上一个完满的句号最为理想。 　　于是，我还是寄希望于诸位窗友，别忘了定期给《友窗》来信来稿，继续保持联系，谈些想谈的事情，互相介绍些各方面的讯息和情况，让《友窗》得以延续下去。 　　 　　让孩子自立 请家长止步 　　 　　在我家附近一所小学门口，悬挂着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让孩子自立 请家长止步”字样，这简短的十个字，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是让孩子在生活实践中锻炼成长或是无微不至地呵护，致使孩子智能弱化。过分溺爱孩子、包揽孩子的一切，这些错误观点和行为正是眼下大多数家长的通病。自从实行一胎化政策以来，许多家长都把自己未来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而且往往期望值订得过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生活上、物质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独生子女几乎都成了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住、吃、穿、用尽量满足他（她）们的要求，养成众多的孩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好逸恶劳、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讲求享受、怕苦怕累、眼高手低、唯己是尊、难以合群等诸多毛病。我家就有一位70多岁的外婆充当年已15，个儿高达1．80米的外孙的高级保姆，而且做得十分出色。每天早上要催他起床，早餐前为他倒好牛奶，把面包夹上奶酪、午餐肉或荷包蛋，外加一粒营养品；替他装好一瓶清净水；午餐，得为他盛好一碗汤，还要替他夹菜吃（怕他酸碱不平衡）；每天上午都要上楼为他整理（像垃圾桶的）房间和拿要洗涤的衣服，忙得不亦乐乎。这样呵护的结果是制约了这位孙子心理的健康成长，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活散乱，四体不勤的宠儿。我深怕这样的孩子，今后走上社会将难以生存。因为自然界物竞天择的原则是：强者存，弱者汰。如果你在父母身边永远有所依靠，那么当你有朝一日独立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将无所适从。而令人悲哀的是许多为人长辈者却误认为提供丰富的物质享受和无微不至的呵护才是对子女的“爱”。 　　《光明日报》曾刊登一篇《安乐窝中成长“低能儿”，青少年自立能力需培养》的文章，它写道：“中国十多岁的孩子不会穿衣服、扣扣子；一名大学生在生活了20年的城市里迷了路，不知道如何回家；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在午饭时突然大哭，老师跑来问她怎么了，她一边抽泣一边说：‘今天的鸡蛋太硬了，没法吃。’原来，以往每天带的鸡蛋都是她妈妈事先剥好壳的……这些例子可能是较典型的，但应该看到，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教育’的缺失，类似上述的不同程度的‘低能儿’还是相当普遍的。” 　　还有，由于现在的独生子女是在一个独特的环境中成长的，在家庭中有特殊的地位，许多人都存在着为所欲为的自由度和“唯我独尊”的心态。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自私自利思想的蔓延。他们中的确有不少在心理、人格、责任感上存在着欠缺，一遇到困难不是自己解决，而是推卸、逃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曾说：“现在独生子女有几个特点：对人不感激，对事不满意，对物不爱惜，对己不严厉。”我认为他概括得颇为中肯。 　　再说，由于重养轻教或重智育轻德育，现在孩子们追求物质享受的风气盛行。小学生的文具用品多讲求高档，一个书包2-3百元，一个铅笔盒几十元，一支钢笔高达上百元，以此互相比阔；而大学生追求物质享受，已成一股潮流。每逢学校开学，学校附近的餐馆就生意兴隆，请客之风劲吹：同房间的互请；生日要办宴会；领到奖学金的要请；老乡来访也得请；谁家中寄钱来了也要请；连开玩笑、打赌也要吃请。而爱情的高消费更是令人担忧，台湾《联合报》报道说，北京某大学侧门两侧，专为大学生情侣而开的咖啡雅座、鲜花店等有几十家。大陆大学校园男女同学谈恋爱（甚至同居）已不是新鲜事，但在学生情侣卿卿我我的同时，为此付出的爱情消费帐单也节节高升，他们的爱情消费，足足可以养活大学周边一条街的人口。 　　此外，不少大学生为了追求时尚，频频换手机。从绿频换成蓝频，从蓝频又换成彩频，有了彩频又换上带摄像头的。报载，他们的手机更换频率平均每4个月一次，高于世界和全国的平均水平。不少人更换电脑的频率和电脑的更新换代是保持同步的。厦门大学一位学生说，他最多时一个月生活消费花了6000多元，平均每月也要花2000元。家庭富裕的，可以向父母伸手，中等家庭的，只好举债，于是不少人成为“大负翁”。校园内的风气变化愈来愈大，文革后老一代大学生勤工俭学、刻苦耐劳的形象已成为过去。有的学生害怕过清苦的集体生活，自己在外面租屋居住，而且还有请保姆来烧饭洗衣。西安大学还有个学生，家长为他在外租了别墅，雇了保姆，还配备了汽车和司机，简直是个王子。现在除了少数贫困学生外，大学生已成了商家注目的高级消费群体。对于这种现象，有人认为不必大惊小怪，旁人无权说三道四。不过也有人批评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试想，未立业之前就养尊处优、追求享受，将来毕业了，有什么耐力、毅力来对付事业上的种种困难？又有什么事业心、责任感去为人民服务？还能指望这些贵族学生去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拼搏吗？虽然，这样特别“冒尖”的大学生还不是大多数，但中国家长那种溺爱、骄纵孩子的现象，却是相当普遍的。 　　联合国为21世纪提出的教育口号是“学会生存”（LEARNING TO BE），而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却迫使学生只是“学会应试”。于是我们看到，每年考入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中，不具备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的大有人在，心理素质极度糟糕并且因此自毁前程的也并不鲜见；我们还可看到，中国学生的TOFEL、GRE成绩在全球名列前茅，但他们的动手能力、创造力、想象力、冒险精神和生存本领却令人汗颜！前不久，华东大学对江、浙、沪的152家企事业单位进行了调研，范围涉及政府机关、教育、信息、金融等各个领域和11家人才市场，其中反映出对大学生主要的不满是：有证书，无能力，缺乏敬业精神。而专业知识积累的欠缺和脱离实际是企业对大学生最大的不满。现在许多大学生热衷于考研、考证，而对专业学习却不够认真；其实践运用能力和敬业精神这些职业素养也较差，心理健康素质和社交协作能力也不尽人意。这说明目前从家庭教育到各级学校的教育措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中国的教育走向何方？值得深思。 　　让人欣慰的是，最近中央对这种情况已开始重视，号令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希望这项措施能够引起家长、学校和全社会的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扭转目前这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则国家幸甚！ 　　 04/06/28 　　 　　 　　无私品自高 　　--- 怀念周乔林同志 　　 　　我与乔林同志相处的时间很长，自1953年至1986年我离开工作岗位的长达33年里，我一直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其中有18年，我们两人都同在一个单位共事，朝夕相处。他的为人、处世、做事、品德、作风等方面，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很多。 　　 　　 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他1953年担任厦门第一中学校长之后，就倾心于教育事业，决心使自己成为内行的领导者。他十分重视学习教育理论和党中央提出的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首先，他认真地组织全体教职员学习教育学，聘请厦大潘茂元、陈汝惠两位教授，轮流来校讲授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和教育方针，规定每周三下午为教职员业务学习时间，雷打不动。在学习教育理论的同时，组织教师进行教学改革试验，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指定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举行公开教学，他亲自带领教师参加听课活动，然后进行评议，总结经验加以推广。于是，教师们认真备课，钻研教学，蔚然成风；在教师的影响下，学生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抓好德育、体育和美育，努力给学生创造充分发展个性的空间，培养健全的人格。班主任是贯彻全面教育方针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如何加强班主任队伍，培养提高班主任素质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在党支部领导和教导处配合下，青年团、少先队方面工作也开展得很活跃很有成效，培养了大批的学生骨干，成为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中坚队伍。当时，课余的文体活动十分活跃，学生都要参加劳卫制体育锻炼，而且必需通过劳卫制的考核才能毕业；学校的合唱团、文艺队是培养和发挥学生艺术才能的摇篮，每天下午的一小时文体活动时间，学校的操场、室外活动场所，到处是参加体育锻炼和唱歌、跳集体舞的学生，一派勤奋学习、团结友爱、重视健康、生动活泼的景象弥漫着全校，学校真正地成为教书育人的摇篮，学生全面成长的乐园。五十年代厦门一中历届高中毕业生的素质大多都良好，高考的升学率很高，以后也大部分成为国家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这是教育方针得到全面贯彻结出的硕果。 　　1958年大跃进之风也刮进了教育界，自此之后，追求高考升学率、争夺高考红旗成为学校一股巨大的压力。此时，乔林同志已是厦门市教育局局长，面对这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强劲“台风”，他内心矛盾重重。一方面是学生、学生家长、学校、社会对升学的强烈愿望和来自上级教育部门的评比压力；一方面是学校集中过多的精力和教学力量于毕业班的教学，将会削弱德育和影响学生的健康。如何妥善地化解这些矛盾，委实让他陷入苦恼之中。特别是当有些学校把学生追求高考成绩与政治表现挂钩，搞什么宣誓、献礼活动之后，他曾经对我说：“我真怕会出人命呀！”面对这样的局面，他经常指导我们这些业务干部，既要支持学校适当加强毕业班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力求以毕业班工作推动学校全面工作；又要防止急功近利行为，以免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对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各种指示，他也认真地结合本市学校实际情况加以研究，使其贯彻得更为完善切实有效，真是用心良苦。 　　文革之后，全国形势变化极快、极大，教育部门也不例外。而乔林同志仍然担任着厦门市文教部门的领导工作，面对这样的变化，也给他提出许多新的课题。此时，我已下到学校基层工作，他在执行方针政策上是十分谨慎认真的，经常向我探询学校的具体情况，和我探讨一些遇到的新问题。但万变不离其宗，如何培养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如何全面贯彻德智体美劳的教育方针，使学生身心得到健康成长，始终是他考虑的首要问题。我认为，厦门市教育事业得以快速、健康的发展是与他的竭诚工作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乔林同志是厦门教育界一位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杰出教育家，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好领导。 　　 　　 优良的作风 可贵的品格 　　 　　一个人要能够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人和正确对待客观事物是很不容易的，但乔林同志在这方面却做得相当完善。他谦虚谨慎，律己严，待人宽；他淡泊名利，甘于平凡；对人守信，对事尽责；从不邀功诿过；从不以位高而傲人，以权重而轻人；他婉拒谄谀，慎对大话，诚纳诤言；对同级同事相互敬重，推心置腹；对下属干部，严格要求，信任爱护。因而在他领导下的单位群体，团结友爱，相处和谐，和衷共济的精神洋溢，正气浓厚，朝气蓬勃，工作业绩良好。这与他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当时他任校长的第一中学，教育质量蒸蒸日上，校风、教风、学风甚好，全校呈现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生动活泼的局面。在他任局长的教育局，在市直各政府机关中，其各方面表现也颇受赞誉。无论在政治风气，业务成绩，或工作作风上的良好表现，都是有目共睹的。他待人温和文雅，但处事却一贯坚持原则。教育局主持年年的中考，总有些老熟人、老朋友甚至顶头上司希望自己子女进入重点中学而找他“打招呼”，但他始终坚持原则而婉拒，从未给主持具体招生工作的下属干部带来麻烦。 　　遵奉“实事求是”理念，坚持“求真务实”原则，是乔林同志一贯的作风，也是他备受尊敬和信任的重要表现。在解放后至80年代的整整30年中的几次政治运动中，他作为单位的领导，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甚至自己也屡受冲击、伤害，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对党忠诚的政治原则，尽自己的所能，使政治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和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尤其是在“反右”运动中教育局竟然没有划出一个“右派”这种情况，当时众说纷纭，有怀疑的，有指责的，有暗中肯定、称赞的。现在回首，在这件事情上，乔林同志坚持“实事求是”，排除私心杂念，敢于顶住来自四面八方的重大压力，是十分难得、令人钦佩和值得大大赞誉的。教育局在市直机关中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单位，响应党的号召开展整风鸣放也是相当轰轰烈烈的，可是转入“反右”阶段直到运动结束时，许多政府机关都按上级下达的指标推出了一批批的右派分子，惟独教育局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例外。当时，我对“反右”斗争的严重后果、危害以及教育局未出“右派”这种情况，感受不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回想起来越感到严重和后怕。当时，要不是乔林同志具有正直无私的优良品质，敢于实践“权为民用，情系于民”的行政准则，教育局一些干部的政治生命是免不了要遭遇“灭顶之灾”的。因之，他深受教育局干部的尊敬和爱戴，“无私品自高”，这句话在乔林同志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与乔林同志相处的日子很长，交往也较多，但我们之间却始终保持着极其单纯的同志关系，可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么多年来，我和他相处，除了工作上共事，思想上互勉，关心彼此的处境外，从不夹杂功利因素 。彼此都自然而然地遵循着一条君子守则：言不及（私）利。这在我的诸多朋友、同事以及少数知己中，他是最为突出的。 　　当然，乔林同志还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的，例如：他一生生活俭朴、清廉公正、谦恭温良、光明磊落，克尽职守等等品格都是令人钦敬和值得颂扬的。 　　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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