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窗友们拜个早年 　　 　　绵羊悄悄地走了，金猴大步走来了，新一年的春节又来到了。天增岁月人增寿，我们又长了一岁。今年是猴年，不平凡。12年前（1992年，猴年），邓小平南巡，号召国人进一步“改革开放”，从此，我们迈开稳健的步伐，奋力拼搏，使国民经济又翻了一翻，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如今，金猴又来了，我们期盼着，期盼着“金猴奋起千金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让我们的国家更进步、更健康；经济更发达，法制更健全，政治更开明；人民的经济生活、民主生活更上一层楼。同时，也祝愿窗友们，老的活得更硬朗，年青的活得更潇洒，在学的活得更信心十足！祝福你们、我们！ 　　 《友窗》家庭出版社全体成员拜贺 　　04．1．5 　　 　　 　　七八十年风雨 五十春秋恩爱 　　 　　我是1925年出生在漳州市一个殷实家庭，父亲曾经是一家著名中药店的经理，但1937年日军占领厦门后飞机经常轰炸漳州市，因逃难到乡下老家而失去工作，家道开始中落，我是在叔父帮助下读完高中和大学的。我父亲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农村孩子，以后进城到天益寿药店当学徒，由于他勤奋好学为人诚实，被老板夫妇看中收为义子，以后又让他当经理。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天益寿药店谋发展，研制的丹膏丸散、参茸药酒、荔枝酒名驰漳、厦、香港，盈利丰富，还投资开设一家同德和布店、天元钱庄和光明电影院。当时他还是漳州电灯公司的股东，以后也提携我叔叔担任同德和布店经理。当时收入丰厚，买了一座两层楼房连带花园，用地面积达800平方米，住宅面积也有400平方米，楼上楼下都有电灯电话。还和我叔叔合作在家乡建了一座300多平方米的大厝，全乡闻名。他为人乐善好施，经常资助亲友，出手阔绰，加上送大哥到香港、二哥到印尼爪哇、三哥到缅甸，花了许多钱，结果三人都负债或逃难而归。而后，又借给我堂兄大笔资金做五金生意，以后生意破产，血本无归，所以家庭积蓄不多，一旦失业就陷入困境。只好依赖在家乡开小酒店和我四哥、妹妹微薄的工薪维持生活。我1941年初中毕业，进入集美高级商业学校，1944年毕业，由学校保送进入厦门大学学习，1948年毕业后，由姐姐、姐夫办理入境手续到北婆罗洲（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即现在的东马来西亚沙巴州）仙打根培志学校任教，1952年被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借口以违反社会治安条例罪名（实际是宣传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教师执照并勒令离境回国。 　　张淑英，1932年出生于仙打根一个工人家庭，她曾经是我的学生，以后升入当地双修中学，1951年她回到培志学校兼任职员之后，我们开始谈恋爱了。虽然我们两人情投意合，但我知道她是独女，她父母深怕她随我回国，所以我从来未敢向其父母提出正式求婚。在我被勒令回国离开仙打根前，因前途未卜，也不敢强求她和我一起走，只是表示我会在亚庇等船，若她征求父母同意即到亚庇和我会合同行。我走后她得了一场大病，稍愈，她父母同意她随我回国，也表示在他们退休后也回国和我们一起生活，并宴请诸位亲友宣布我俩已订婚。1952年8月，我们一起经新加坡回国。 　　回国后我在厦门第一中学教书，淑英继续读书，1953年考进厦门师范学校，1954年2月我们结婚。当时，我收入不多，要负担双亲、侄女和淑英的生活及学习费用颇为困难，不得不变卖带回来的东西以补贴家用（变卖了一台崭新的大型手风琴和几条脚踏车轮胎，价值1500多元人民币，当时银行存款利率高，把存款利息用来补贴家用，可以松了一口气）1956年淑英师范学校毕业后也出任小学教员，经济就较宽松了。58年5月，长女昭红出生了。1962年8月，我们又有了次女昭琳，小儿子是在文革期间（1967年）诞生的，这就是我们一家人（见50-70年代的照片）。 　　1977年、80年、82年，三个孩子先后考进大学，82年，昭红被分配到北京工作、84年昭琳也到中学任教，87年昭东也毕业了并于88年元旦自费到美国留学，我们俩也先后于86、87年离退休。1986年，外孙女出生了，89年第二个外孙也出世了，现在一家九口人。 　　我在鹭江大学离休后，为了过渡到适应离休生活，还继续在学校担任教学，并连续担任学校退教协会会长8年，也应聘在厦门老年大学义务担任副校长3年，直至70岁（1995年底）才正式卸下各项社会工作，在家颐养天年。淑英87年退休后，除了家务，也积极参加老年大学和退教协各项活动，现在，还参与思明区侨务部门的一些工作。 　　1989年，我们高中的老同学在分别45年后，首次回到集美财经母校聚会。以后由我筹办出版《友谊之窗》刊物，至今已历经15年，出版了130多期。这份刊物的宗旨是“只叙友情，不议政事”。创办初期，窗友只有50人，以后我们的家属子女、至亲好友也陆续加入，队伍不断壮大，发行的范围曾经广及福建的14个县市和上海、北京、深圳、以及香港、台湾、美国、新加坡、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地，遍及四大洲，真是小小期刊广发行，送与四洲窗友情。由于《友谊之窗》是我们友情和心血的结晶，它的文章具有体裁的多样性、趣味性，内容丰富多彩，写得坦率、风趣、真诚、温馨、富有人情味，有较强的可读性，使得分居在海内外的所有窗友们的心很快就拢在一起，让大家“陶醉在温馨的友情氛围中”。《窗》内外的人称它为少有的“奇刊”。一位学长在看了它之后写信给我说：《友谊之窗》像磁铁般地吸引着我，一读再读，觉得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奇刊”。 　　它，究竟“奇”在何处？ 　　“奇”在从集稿、编辑、批注、校对、出版到发行，都由一个人独自包办，即都是由郑克成校友一人干的，这可能可以这样说，“它是全国第一”。 　　“奇”在文字洗练、生动、幽默。在文章里同学称主编是“独裁者”（这是对郑克成的昵称）。称郑主编的夫人为“拐来的”（她是归国侨生）。称林邦模为“福州瘦猴”，称黄柏龄教授为“教瘦”、“黄牛”。从这里可以看出该班同学亲密无间的关系…… 　　“奇”在内容丰富多彩。有同学的信息，有学友的来鸿选登，有同学的真情实话，有趣味横溢的文章，有妙联对子，有健身经验和益寿知识，还有百吟不厌的诗词。 　　另一位同学说：《友谊之窗》“奇”在“内容丰富、充实、离奇、多样性”，“虽然尽情地放浪形骸，胡说八道，取笑戏噱，但始终围绕着‘友谊’二字”；“奇”在“从中可以‘得天性、得真情、得生趣、得同心、得文墨。’”；它还‘奇’在这份期刊，从组稿、修稿、编稿、打字、印刷、发行只有主编一人包揽，以后才发展到全家人，称之谓“家庭出版社”。 　　此外，由我主持还分别在厦门、集美、泉州、福州举行了六次聚会，加深了彼此的情谊；两次组织校友们回到昔日母校旧址大田县玉田村去访问寻旧。我和全家人虽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也从中得到了十分丰富的友情营养，它成为我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也在此期间写了十多万字的游记、散文、报道、杂记，成为我一生中写作最多的时期。 　　退休后，有了休闲时间，趁着健康条件允许，我们俩先后于88、90、91、96、2001年多次到北京探亲旅游（见几次的活动照片）；92年还回到阔别40年的仙打根探望亲友和学生，受到热情的接待（见照片）；95年底到美国探亲访友（见照片）；97年到泰国旅游；98年到台湾奔丧探亲；2000年到西欧作十国游；2003年全家人一起到泰国普吉岛度春节；2004年春节全家人又到马来西亚槟城度假，孩子们还在当地为我俩举办了金婚婚庆。此外我俩还到过深圳、桂林、青岛、承德、呼和浩特、上海、苏州、周庄、杭州、黄山、顺德、佛山、汕头、潮州、东山、海口、三亚、昆明、丽江、大理、珠海、大连，并先后五次到广州旅游访友，多次到香港探亲会友，生活比较充实、丰富。 　　在卸下各项社会工作之后，我为自己立下的生活信条是：“健康第一、家庭和睦、小事糊涂、知足长乐。”我俩都是终身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尽责尽职，敬业乐群，守纪律己。虽然没有做出什么骄人的业绩，但却拥有自律、自尊、自爱、自重的品格；拥有亲情、爱情、友情和师生情的温馨；拥有宁静、平和、坦然的心态；拥有一个和和美美的健康家庭。目前，我们生活安逸、无忧、有序。为了不使自己受苦又不让晚辈受累，我们视保住身体健康为第一要务；做些力所能及的而且是自己乐意做的事；凡事超脱一些，宽容一些，淡薄名利，少计得失，珍惜亲情友情；坦然面对人生归宿，量力享受生活乐趣，让晚年成为最美好的生命季节。 　　我们已走过了七八十年的人生历程，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回顾这一生，总的情况是：坎坷而未遭遇惊险，艰困而无大的灾难，苦在前头而晚景幸福。我俩青少年时期都经历过战乱，可说是生于忧患；工作、生活艰辛，但家庭幸未遭受过重大变故；经济虽然清贫，但能维持生活，未陷入困顿；长期因海外关系，政治上受怀疑，甚至立案审查，不被重用，但幸而没有受到灾难性的冲击；改革开放后，工作顺利，生活逐步改善，如今已进入小康。我们无私地爱护着子女，言传身教，我始终认为教书是为了育人，读书是为了学做人。学习知识固然重要，但学会做人还应该放在第一位，我们没有刻意地创造条件让子女成凤成龙，只希望她（他）们能成为一个正直的、有一定作为和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的人；晚辈对我们都十分尽心、尊敬、孝顺，没有给我们造成什么为难和负担；我夫妻俩恩爱地相依相助半个世纪，一家人和谐相处，互相关心，每逢重大节日或家人的生日，彼此都会以电话、电子邮件或贺卡互致问候，亲情浓厚，凝聚力强，可以说是一个美满可爱的家庭。我们珍惜这幸福的晚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于心足矣。 　　04．02 　　 　　 　　我家来了个“要饭的” 　　 　　1月28日下午3时许，我正在操作电脑，门铃响了，外孙王昕睿跑去开门，打开木门，见到铁门外一位穿着旧棉袄的白发老头叫着：“行行好，赏给我一碗饭吧！”淑英听到后认为是乞丐上门来了，就叫昕睿把门关了，那老头又说：“不然给一块钱也好。”我女婿王海翔正欲打电话给楼下门卫，责怪他怎么让乞丐上楼来了，却听到那老头又说：“这里是郑克成家吗？”顿时觉得有异：怎么乞丐也知道郑克成的名字？于是上前把门打开，见是一位不相识的老者（他俩从未见过面），心想很可能是岳丈的熟人。淑英见到后，惊喜地叫起来：“原来是沈爷啊！快进来！”我听声立即站起来走向前去，高兴地拉住他：“你是从天而降？！昨天我们通话时，我邀你来，你还我---我---我，就是不肯定，今天却突然光临了！”他说：“外公、外婆邀我快一百次了，再不来可不好。我又怕麻烦你们，所以来个突然袭击。”（自从前年在香港和沈培金先生见面后，他一直称我俩我“外公”、“外婆”，我们只好称他为“沈爷”，他是我们《友窗》封面的设计者。） 　　坐下之后，他除了拿出两盒巧克力糖送昕睿外，又掏出四小瓶“药水”（“药水”的来历：前年在香港，沈爷告诉我：“香港的餐馆不让顾客自带水酒，但他们供应的水酒又都是高价的，于是，我总是把白酒装在药瓶里充当药水喝，餐馆的服务员就无可奈何我了。”）这是他形影不离的治病良药。他说：刚到机场他就喝了一瓶“药水”（泸州老窖）了，难怪说话还有酒气。他告诉我们对厦门的第一个印象是：很像台湾，说厦门人很热情，他问路时，人们都诚恳地详细指引。不过厦门人那种横穿马路不怕车流的“勇敢”也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认为他说的是大实话。 　　第二天清早，他想了解我俩的日常生活，便跟我们到中山公园去晨运，然后一起到市场买菜，我带他绕小巷回家时，他竟对这一带的小巷十分感兴趣，下午又要我和向群带他周游察看一下这一带小巷的民居，这大概是漫画家的天性使然。 　　除此，他对厦门的风味小吃也颇感兴趣，先后由向群、海翔带他尝了鸭肉粥、沙爹面、混沌汤、干拌面、花生汤等，每次进食总带“药水”相伴，他和向群是老酒友了，两人能在厦门对饮真是机会难得。在厦门的短短两天相聚，我家中总是欢声笑语不断，热闹非凡。他为人诙谐、幽默、耿直、坦率、倔犟，不拘小节，是位十足的、名副其实的老顽童。 　　04．03．02 　　 　　 　　 　　谈诚信与虚假 　　 　　“假”祸横流 　　 　　中华民族历来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是目前，我国却面临着严重的诚信危机.因为造假、欺骗、失信的现象比比皆是，简直可以说是“假”祸横流了。信手拣来，“美不胜收”，例如： 　　假食品（假烟、假酒、毒米、瘦肉精、硫酸镁白糖）、假化肥、假种子、假品牌商标、假发票、假中介、假币、假帐、假邮票、假广告、假证书、假论文、假文凭、假学历、假职称、假征婚、假结婚、假离婚、假放假（学校在寒暑假大量补课）、假神童、假王海、假打假、假导游、假警察、假记者、假和尚、假尼姑、假乞丐、假大学生、假高干子女、假军人、假劳模、假市委书记……不一而足，无所不假，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所以有人说：现在只有妈妈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但又有人说：妈妈也可以克隆的。 　　当然，造假并不是我国独有的专利，而是各国都有，德国打假办就宣称：打假是世界性运动，全球盗版软件占市场40%，此外，汽车零配件、服装、手表等名牌产品的假货也充斥世界市场；世界上交易的药品、药物据说有7%是赝品，越南出产的抗疟药有半数是假的；菲律宾的假药占1/10；前不久，美国的安然等多家大公司也因大造假帐导致相继破产。韩国也是造假大国，包括名牌箱包、手袋、盗版CD 唱片、DVD光盘，几乎都有假货。这个世界可以说到处都是“假祸横流”。不过我国的假冒伪劣似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然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连“国家”也可以假冒！最近报载：南太平洋悄悄地冒出一个“亚特兰蒂斯联合王国”，在网上可以看到她有国王、宪法、法律、经济、地理、人口和经济发展情况的介绍，但经过调查却发现，除了装扮“国王”的骗子是真的，其余的都是子虚乌有。这真是天下奇闻了，完全可以列入吉尼斯纪录。 　　 　　造假欺骗的危害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上述这些造假欺骗，失信于民的事情，带来什么危害。 　　一是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生命死亡。例如毒米、假酒就导致不少人致残和死亡；假药轻则延误疾病的治疗，重则致人死于非命。例如，为了对付脑膜炎，1955年数以千计的尼日利亚人使用赝品疫苗，导致了2500名病人丧生。 　　二是失信于民付出沉重代价。十多年前泉州陈棣公社的假药事件曾让全国震动，致使该社经济一蹶不振；同样，温州冒牌劣质鞋一度充斥市场，致使上海、杭州等十几个城市火烧温州鞋，大小商场贴出安民告示：“本店无温州鞋”。温州一时成为假冒伪劣的代称，其市场损失无法计算；再如朔州假酒案使山西白酒业险遭灭顶之灾；前年南京冠生园陈馅月饼事件使当年月饼销量锐减四成以上，连上海、武汉、成都等地的“冠生园”老字号也受到不小的影响；盗版光盘的泛滥，使得我国知识产权信誉受损严重，经济损失难以估计……总之，信用缺失，会扰乱市场秩序，使商品销售锐减，出口经营受阻，结果使企业难以正常地成长和发展，企业本身和整个社会、国家经济受到严重损害，贻祸无穷。 　　三、尤其是学术、教育的造假腐败贻害特别严重，将会动摇我们立国的根基，值得深思。 　　有的大学成为“抄袭的大本营”---抄袭剽窃他人之作，已成为大学校园里公开的秘密。现在流传着一句话：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有人说，有的大学甚至被称为“抄袭大本营”、“复印大本营”，有国人抄国人的，也有国人抄洋人的；有学生抄老师的，还有老师抄学生的。过去抄袭者大多数还有愧疚之心，本来人数较少，一经揭露，则在学术界声名狼藉。现在抄袭剽窃者的猖獗张狂之势已达到令人愕然惊心，见怪不怪的地步。许多大学的研究生做论文，有一半以上是抄来的，有的人东窗事发，人赃皆获，却百般狡辩，毫无愧色。其实，不仅仅是抄袭者的脸面越来越厚，抄袭者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学生、讲师、教授、博导，甚至有副校长级的人物。仅2001年，全国各类媒体曝光涉嫌剽窃抄袭的丑闻即达十几起之多。其中有北大博导王铭铭的抄袭事件；有以色列一位教授投诉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博导杨敬安抄袭他的论文的事件；有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胡黎明抄袭国外科学家送他阅读的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精彩内容，拼成自己的博士论文的事件等，大家称这种现象为“败学症”。 　　另一种教育、学术腐败是“权学交易”以权谋学或“钱学交易”以钱谋学---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官员或企业老总攻读学位似乎成为一种风气，有些有一定级别的中青年干部或企业老板为了仕途的发展，利用手中权力和金钱想方设法到高校混个硕士、博士文凭。他们中有相当部分人都没有经过正常的考核、考试，录取以后也基本上不来上课，有的叫秘书代为听课，就连博士毕业论文都是别人“操刀”的。(湖北省前不久查出处座以上干部假学历、学位达243个)而一些学校导师为了拿到科研项目和经费，或者为了某种“关系”的好处，也就睁一眼闭一眼让他们蒙混过关。说实在的，这种权学（钱学）交易，学校应该承担相当的责任。 　　教育、学术的造假腐败，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对于人才的培养和素质要求，其危害比经济界的种种腐败更具有致命伤，其影响更加深远。可以说，它甚至会动摇我们立国的根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在立国、建国的诸多因素中，人是第一要素，人民、政府公务员或企业的领导人物的素质高低，必然决定国家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水平和经济事业的成败，当然也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如果我们的公务员和企业高级干部大多数是“镀金”的锈铁，如何有“执行力”？又如何能为国为民忠心效力？！学术造假腐败的结果，等于号召人们放弃一切道德良知，蔑视科学与文化，而一窝蜂地向能够捞取好处的当官发财去努力，学界尚且如此，则何以通过学界去影响、风化社会？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与科教兴国岂非成了一句空话？ 　　 　　学术造假腐败的原因 　　 　　教育界、学术界历来称为“神圣殿堂”、“净土之方”，为何如今出现这么多令人怵目惊心的腐败现象？究其原因： 　　一是个人道德修养与自我约束的“滑坡”，它是导致这一腐败的内在原因。相当的一段时间以来，学校“智育唯一”之风猛吹，德育被削弱了，道德观念淡薄了，在金钱和权势利诱面前，便容易掉入陷阱。 　　二是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由于尚未建立起健全的经济机制，法制也不完善，一些人惟利是图，不择手段地通过各种手法弄虚作假，谋取暴利。这股歪风也吹进了学术界，起着腐蚀作用。 　　三是这些年来，在教育、学术界又犯了浮躁、浮夸的“大跃进”式的风气，鼓吹教育“产业化”也是导致“学术腐败”和不良学风的重要外部原因。近几年来，众多的大专院校的大门口换牌子算是一道风景了。专科都要升学院，学院都要改大学，改了大学还要办综合型，一所大学中又要设置大量的学院、研究院、中心。本来这些都是教育事业发展的自然结果，现在却恨不得一天做成，甚至根本不必做什么，只要换个牌子。短期内出不了如此多的人才，而表面的标准又不便降低，注水拔高，甚至弄虚作假就在所难免。这些年来，我们的教授数量增长之快是许多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的，连著名学者季羡林都说出这样的顺口溜：“教授满街走，讲师多如狗。”由于实际上已成为终身制的职称也是各种福利待遇的同义词，一旦教授职称到手，工资、住房、津贴、医疗甚至各种领导岗位都可以随之而来，职称自然成为大学教师资力标准，并成为校外各种各样的人追逐的目标，上至省部级党政要员、大企业经理厂长、下至乡镇官员、青年职员，无不争着过学历的独木桥。他们要拿的是升官晋爵的“绿卡”。再加上学术之外的因素大量介入职称的评定，使职称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地位贬值，损坏了学者的尊严，也助长不良学风的蔓延。 　　同时，随着人民群众盼望子女具有高学历，有的地方政府鼓吹教育产业化，办教育利润丰厚，除了现有的大学不断扩招外，新的民办大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如厦门在短短几年内就冒出了十多所民办高等院校。高考之后，各类补习班也如雨后春笋地出现了，而教师都是从原有的院校中借用七凑八凑拼起来的，质量如何保证呢？这些冒进举措，也必然使知识再一次贬值，而这次的贬值却是知识界自己造成的。 　　 　　中国急需健全诚信机制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正如上述，目前国家的诚信正受到严重的冲击。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信用，不仅会扰乱整个经济秩序，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我国应当尽快地建立健全“诚信”机制，形成靠诚信发展致富的良好风气。 　　记得我小时侯最早接受的诚信教育就是小学课本一篇“狼来了”的课文。这篇寓言故事给我的诚信教育影响终身，印象至深。所以我认为应重视全民的道德教育，从学校到社会都要下大力气宣传“诚信”的重要意义，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诚信”是金，是“金不换”，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石，它不仅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规范问题，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它不仅是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企业的立业之本，国家的立国之本。 　　现在一些企业家已逐步重视打造自己的“品牌”，懂得“品牌”这个无形资产的价值，懂得“品牌”就是企业的生命力。北京同仁堂的店内有一副对联：“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正是靠这份承诺，同仁堂历经300年风雨而不倒，从一家普通的家族药铺发展为国药第一品牌。全国闻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为何能成为“中国饮食业的第一品牌”（新华社电），只要看以下几个数字就能明白，该店规定：烤鸭出炉后5分钟之内必须给客人端上餐桌；一只鸭子必须切90片以上，荷叶饼必须宽15厘米、长17厘米，丝毫都不能差。再说，家父生前任职的漳州天益寿药店门口，悬挂着一面大铜牌，上面镂刻着八个大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它研制酿造的药酒以及丹膏丸散的质量都是可靠的，使这家“天益寿药店”驰名漳、厦、香港。及至对私改造，仍不敢改变店名。改革开放后，体制虽一再改变，但其“天益寿药店”的招牌始终保留，生意兴隆。有眼光的企业家很了解这一点，他们深知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就是诚信经济，要取信于市场，取信于消费者，必须依靠产品质量，否则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山东的海尔集团和河南新飞公司的“砸冰箱”事件曾经成为全国美谈，也就是为了取信于民，为了树立自己的品牌。“品牌”就是质量，“品牌”就是信誉，“品牌”就是资本，“品牌”就是长远的企业利润。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树立“品牌”的观念。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着中国履行世贸组织义务的情况。前不久，世贸组织总干事素拍猜宣称；中国加入世贸后的表现是无可挑剔的。这个评价说明我国的信誉在这方面还是良好的，它对我国经济走向世界将是积极有利的，我们要珍惜这个荣誉。但是还有不少西方国家对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不力和假冒名牌服装等方面颇有微词，不能不让我们提高警觉。 　　打造“诚信中国”首先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培植政府的信用。而现在政府失信于民的情况还可随手掂来：有的城市发生恶性事故，政府却“捂盖子”或推舍责任（今年发生的“非典”，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就是有意掩盖事实，导致事态严重地发展）；有的地方统计报表、政绩“掺水”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有的地方政府拖欠企业的工程款，造成“三角债”，以至严重影响经济运行；今年全国人代会，有代表批评中央政府还拖欠出口退税款项；有的地方政府立法不执法，甚至自己拟订的“政策”朝令夕改。这都是失信于民的事例。打铁先要自身硬，建设信用经济，首先要建立信用政府，最基本的要求是：“办事有章，言而有信”。 　　其次，打造诚信机制要立法，以法治理经济问题。要下大力气健全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经济制度。要依法增大失信成本，加大惩罚力度（这一点应该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对失信、违法者执行的是“重典、重罚”）。信用缺乏，与失信成本大有关系。在信用健全的国家，谁一旦在信用制度档案中留下污点，都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在我国，对失信、违约行为的惩罚，无论从立法上或执法上，都不足以将失信成本提高到“无利可图”的程度。这就不足以惩戒失信者。 　　第三，健全信用查询系统。在美国，绝大多数人都有一个社会安全号码，它很像身份证号，伴随着人的一生。人们的每一笔收入、纳税、借贷、还款的情况都记录在案。银行根据个人的信用记录，就可以判断，贷还是不贷。他们国家的这种经验值得我们仿效。而反观我国目前情况，偷税漏税的现象还比比皆是，这除了国人的纳税意识薄弱之外，很重要的是信用查询系统缺乏，纳税机制不健全，对税法执行不力所致。 　　总之，既然“以德治国”的号召已经提出，就应该结合国家各项重大的经济、教育、文化措施，加强道德、诚信的教育，持之以恒；加强和健全法制力度，执法如山，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良好的国家信誉。 　　 　　 04．03．02

原文2004-03 发表于《248友谊之窗》  浏览：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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