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71届初中毕业生。记得当时有进工厂的，有上护校的，有上师范的，有分配到招待所的，家在农村的同学都回乡务农了。最好的消息是六里桥中学要建一个高中班，大概有40个名额。这可是自从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呀！我想都没想就报了名，从小的梦，上清华北大的梦，真的可能实现吗？ 　　 　　因为学校是从四个班取一个班上高中，好像没有太难。但是不知为什麽我从小的好朋友刘苏却没有如愿，分去了一个街道工厂。前年回国时芦小梅告诉我：当年因为她父亲是 ” 走资派”，也差点没有上高中而去插队。 　　 　　新的班级，新的集体。可有很多从小就认识的老熟人：王素华，芦小梅，曹晓秋，郝晓峰，罗毅（堤堤），马洪营，杜秀英。还有不少初中的同学和八一厂同龄的朋友：王金鹏，杨振国，张富贵，孙立国，董淑君，龚一燕（又又），龚一华（佳佳），孟白鸥，张富玲，滕易，宋昭，史禾，常京芬，何燕霞，张之川，董建兵，王铁牛，杨立群，刘志纯，刘立本，宋福， 董建华，焦宝明，王燕铭，陈亚南，关艳婷，马凤兰，张淑琴，沈淑琴，李赞琦，冯维业，徐振宗，刘代林，还有刘南宁，刘云。高中班的情况和以前的几年大不一样。上课的进度快，下课作业多，大考小考不断，真是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学校为我们选择了很强的教师阵容：班主任兼政治老师张淑玲，语文老师刘有仁，数学老师梁树仁，物理老师朱济娥，化学老师于丽。英文老师是谁？真想不起来了，唐仁平？不是，她是我初中的英文老师。佳佳说：高中的英文老师是董帜昌。开学没多久，大家选出了的各科课代表。课代表，顾名思义当然是各科成绩的佼佼者。语文课代表是龚一华，数学课代表是龚一燕，物理课代表是罗毅，化学课代表是滕易，英语课代表是王铁牛，政治课代表好像是董淑君。记得刘南宁，董淑君常常在政治，语文课上提问，讨论，争辩；冯维业的文学功底不错，一付“老夫子”的样子；王铁牛英文很棒还能把古文倒背如流。有一次数学课老师留了道难题，我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没做出来，很不甘心。第二天上课，梁老师让罗毅（堤堤）给大家解题，他居然能用几种不同的方法解决这道难题，我佩服得不得了。 　　 　　这久违的，浓浓的教学，学习气氛让我兴奋，也感到压力。朱济娥老师说：“你做不出题目，苦思冥想时的样子，最像那个朝鲜电影里的的卖花姑娘”。 　　 　　我喜欢语文课，喜欢写作文，喜欢看老师批改后加注的红线和评语，更得意老师把作文在班上传阅。初中楼开照，高中刘友仁老师的课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还对化学课有浓厚的兴趣，当时特别喜欢做化学方程式的配平。高中的物理课可能是我花气力最多的课程，到现在我还记得朱济娥老师反复强调要清清楚楚地搞明白每一个概念，要注意运算时的“量纲”。罗毅是我们班功课最好的一个，他是物理课朱老师的得意门生，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一直保持了很多很多年。 　　 　　高一暑假，爸爸妈妈让我独自到上海看外婆。第一次离开北京，到上海，南京走了一圈。在上海还见到小时候的伙伴 - 参加全军游泳比赛的谈唯唯，刘军。在南京看望了随爸妈转业到汽轮电机厂的徐云；回来后还写了篇“游记”。 　　 　　从小学到上高中，我都很“蔫”。从来不是干部，也从来没有欲望。记得初中时老师让我当个小组长，因为要主持小组会，还要带头发言，我怕得不行，任凭老师怎麽说都不干。可是上高中后，居然要我做高中班的班长，这真是“那壶不开专提哪壶”呀！我至今不明白同学，老师们究竟是怎样想的? 反复推托无用，只好硬着头皮“上架”了。好在班上有能力有特长的人多，大家相互帮助，我们度过了非常开心，快乐的两年。有人说和小时候比，我的变化很大：自信，有主见，话多了；应该是从当这个班长开始逼出来的。现在想起来，该感谢我高中的同学们和张淑玲，朱济娥两位班主任老师。很多次聊起小时候的事情，堤堤都会说：“咱俩都是班长，我是你小学的班长，你是我高中的班长。” 　　 　　高中开学没多久，家住人民村的同学焦宝明要退学。我们几人想劝劝他打消这个念头。跑到他的家里一看：一个破旧的小院，家里好几个孩子，真是挺困难。那些年很多农村的同学觉得上学没有用，看不到前途，还不如早些回家种地挣工分，帮帮父母呢！记不清是不是我们的劝说起了作用，反正焦宝明和我们一起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 　　 　　高一我们的学习很紧张，老师教得带劲，学生学得努力。我们还听说可能要采取一部分从工农兵中选拔，一部分从应届高中生中录取的大学入学政策。可是到了高二，情况变了。又是“张铁生交白卷”，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气氛显然不一样了。我心底的那个愿望好像离得越来越远了。 　　 　　高中毕业，我们班有16个人到大兴县红星公社鹿圈分场插队，其他同学有的去了北京外贸局的仓库，有的进了油嘴油泵厂，有的回村务农。让我记忆最深的是马洪营。 　　 　　他是我和堤堤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就住在学校旁边的银行院。马洪营很憨厚，也很勤奋。记得他年年都是优秀，一直都是班干部，学习也很好。但我们谁都不知道他随当时是地主成份的爷爷是农村户口。高中毕业他竟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回到爷爷居住的村里。听说学校老师曾想了很多办法：进工厂，上师范，甚至到别的地方插队… 大家都希望这麽好的一个孩子能有个好的前途，可是没有。听说他错过了很多招工，考学的机会，最后还是顶替妈妈才进了工厂，婚姻也不顺。很多年后再见到他，再也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样子了。 　　 　　我在网上读到过若干“部队大院子弟优越感”的回忆或者评论文章， 很有感触。尽管写的不是我周围的真人实事，所记录的那些人物，情绪，语言，性情，作派，境遇都是我所非常熟悉的。但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们似乎还是有别于他们。 　　 　　我有两段很深刻的记忆。 　　我和堤堤班上曾经有一对回民姐妹：达金荣，达金凤。达金荣挺高的个子，细细瘦瘦；达金凤不高，眼睛旁边有一个疤。她们家有六个孩子，爸爸是个装卸工人，妈妈是家庭妇女，就住在学校附近的排房。那一年她们家出了大事：爸爸在一次装运硫酸的事故中突然去世，家里塌了天，极度困难。老师跟我们全班讲了她们家的事，大家都想尽力帮帮他们。我们回家和爸爸妈妈商量：凑粮票，油票，拿家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旧衣物，买上学用的书，笔，本子送到她们家。直到她们姐妹俩初中毕业，早早在丰台百货商场工作后家里才慢慢好过一些。 　　 　　还有一个同学张秀萍，小个，大眼睛，留长辫子，住在太平桥。她是家里的老大，还有四，五个弟弟妹妹。也是只有爸爸在工厂工作，妈妈身体很不好。记得上她家去，屋子又小又黑。她妈妈刚刚生了小弟弟，躺在炕上。小弟弟看起来就像个小猫，太小太小了。我记得妈妈翻箱倒柜找出我们小时穿过的棉衣棉裤，毛衣毛裤，还拿了一些日常药品让我送过去。张秀萍初中毕业进了护校，后来听说她在丰台医院当护士。 　　 　　也许是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同学，我们早早见到过平常人家的困苦；也许是因为就读在农村中学，我们每年要参加夏收麦子，捡麦穗，冬收白菜，抱大白菜的劳动；也许是从小老师总是告诫，要“克服骄娇二气，搞好厂里厂外同学的团结”；我们好像没有太多的“优越感”。记得后来下乡插队，社员们很奇怪我们这些八一厂的孩子几乎都肯干，能干，不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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