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 　　——庆秀荣小传 　　 　　（报告文学） 　　 　　　　（庆秀荣，女，1942生于甘肃省安西县三道沟，1959年至2000年在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工作，曾任护理员、护士、护师、主管护师、副主任护师，专业技术5级，文职3级，曾4次荣立三等功，8次受到上级嘉奖，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授予“帼国建功标兵”和“三八红旗手”等称号，1993年当选为全国八届人大代表。2005年9月5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解放军报》2006年5月14日头版头条刊登了其先进事迹。） 　　 　　　　听到庆秀荣再次拒绝治疗，总医院黄政委决定亲自做一回工作。一进病房，看到庆护士长穿得整整齐齐坐在床头，指着窗台上同事们送来的花篮叫着大儿子的小名：“斌斌，把这盆花给二楼的徐伯伯送去，他一个人住院太寂寞，你陪他说会儿话。”看到政委来了，庆秀荣忙请政委坐下，儿子打了个招呼，拎着花篮出了门。 　　　　黄政委在床旁落座。窗外，八月的阳光笔直地倾泻在阳台的地面上，一部分反射进来，让屋内的光线明亮了不少。庆秀荣体态瘦小，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立领上衣，头发灰白但梳理得一丝不乱，脸色近于苍白而且没有光泽，只有一双眼睛仍然象往常一样，透着热情、倔犟和护士们特有的干脆利索。黄政委问起病情，庆秀荣说自己的情况还算好，然后就谈到母亲。十几年前庆秀荣的母亲罹患食道癌去世，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忍受了很多痛苦。庆秀荣说，那时的条件哪有现在这么好，痛了有止痛药，吃不下还可以输营养液！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自己也得了这个病啊。不过她不打算继续使用那些很贵的抗肿瘤药物了，自己已经处于中晚期，这些药物对早期患者可能有一定作用，而她，什么都想通了，身后事也做了很好的安排，实在用不着再浪费这些物力财力，也不想再受那些痛苦。黄政委说还是要安心治疗，不是说前一阶段在外院进行中医治疗效果还行么？我们研究过了，你在外院的治疗费用全由咱医院承担。庆秀荣笑了，她说自己的工资还不错，用来吃药完全够了，不给组织添麻烦了。政委说您为医院工作了40年，一直是咱医院的劳模、典型，这是您应得的待遇。庆秀荣摇了摇头，说我是个普通的护理工作者，这一辈子没做出过什么丰功伟绩，只不过尽心而矣，一切荣誉都是组织上给的，组织给我的太多了，自己付出的太少，再提一丁点儿要求，都会良心不安。就让我安心的走吧！儿子送花篮回来，听到这话，靠在门上，眼泪刷地流下来。庆秀荣平静地看着儿子，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的说：“斌斌，要坚强，妈妈嘱咐过你，我过世后，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不挂挽幛，不收受任何钱物，你现在这样，能让妈安心么？”看着儿子眼含泪水认真地点了点头，庆秀荣欣慰而疲倦地靠在床栏上，恳请黄政委帮助儿子实现她最后的心愿。 　　　　三天后，庆秀容因食道癌产生窦道，一进食就刺激气管引发剧烈呛咳，全靠输液维护生命。一周后，这位有着惊人意志的老人安详地离开。遗体告别仪式上，医院的同事、朋友以及她护理过的病人送来400多个花圈，屋里摆不下，只好放在院子里。没有人喧哗，有的只有宁静和安详，一如庆秀荣一生的追求——内心的平安。 　　 　　　　安静的女孩 　　 　　　　1960年夏天，天渐渐黑下来，走廊里传来一阵喧闹，医生办公室的会议结束了。听到人们渐渐离去的声音，17岁的清洁员庆秀荣轻手轻脚地走进办公室打扫卫生，很快办公室就窗明几净。然后，象往常一样，她用一只大水壶烧好开水，逐个送到每位病号的床头，小心地注满每一只水杯，给每一个洗脸盆里倒上足够的热水，再顺便把需要洗的衣物收到一起。接着她走进护士办公室，先把值班护士从家中带来的晚餐放在电炉子上热好，尔后是把写着病人名字的小黑板重新擦洗一遍，填上新住院的病人。值班护士问她怎么还不回家？她摇摇头，说她不想走，她就喜欢在科里呆着。 　　　　年轻的庆秀容舍不得离开医院，因为对于她来说，这里的一切都太美好了。 　　　　小时候家里困难，父亲长期患病躺在床上，母亲带着5个孩子在山坡的薄地上刨食。庆秀荣记得很早母亲就有咽不下东西的毛病，吃饭的时候一口水，一口馍，还经常噎得难受。小小的庆秀荣经常站在母亲背后，一边帮母亲捶着背，一边就扒在母亲肩头睡着了。那时她的梦里，总是晃着一个模糊的身影。这个身影，不仅能给父母看好病，还能把幸福和快乐带给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后来她知道，这个身影应该身穿白大褂，背着小药箱，大家都叫他：医生！ 　　　　而现在，她每天看到的、听到的全是医生，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她太喜欢看着那么一群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医生护士，忙忙碌碌地在走廊中穿行，简直就是一道道风景；她太喜欢闻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来苏儿水的味道，喜欢听他们翻动病历时纸张沙沙磨擦的声音，简直就是一种享受。特别是有时病号和家属看到她穿的工作服，误把她当成医生，向她诉说病情。每当这个时候，她一边涨红了脸使劲摇着头，一边急切地把病人拉到值班医生的面前。等医生问世完了病情，安排病人住进病房，她就会时不时去看看病人是不是好点了，还有什么事要帮忙，似乎因为那句错误的称呼就使她产生了某种职责，一定要负责到底。她常常出神地凝听着营区里回荡的军号声，希望能捉住一两个雄壮的旋律，好回家去唱给母亲听听。大家都说，这个姑娘可真安静啊。 　　 　　　　美梦成真 　　 　　　　庆秀容进步很快。别人嫌脏嫌累的活她抢着干，打扫卫生彻底，交办的事做得干脆利索，而且工作中处处留心，知道想办法把事情做的更好。医生忙的时候，她绝不打扰，大家都忙完了，她再加班搞。后来让她担任护理员，工作范围扩大了，包括给病人洗头、洗脚、剪指甲、打水、喂饭，她勤快和善解人意的长处更加发挥出来，无论医生护士还是病人家属都很喜欢她。她还很爱学习，被评为科里的学毛著先进分子，字也越写越漂亮。 　　　　1964年，医院选送十几名优秀护理员到兰州军区卫校上学，协理员通知庆秀荣也是其中之一，庆秀荣简直无法相信，梦想就这样实现了。捧着新发的军装，把脸贴在上面，闻见一股好闻的混和着染料和樟木丸的香味，让她想起家门前那一片新割完的菲菜地。前不久母亲托人写来家信，告诉他二哥被选送到苏联读书，特别讲到“毛主席就咱们家的大贵人，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现在自己也被送到军校深造，母亲不知道又该高兴成啥样！重要的是，从此以后，她就可以天天与这草绿色相伴，就可以天天谛听嘹亮的军号，就可以真正融入白大褂和听诊器的洪流，想到这儿她都幸福得无法呼吸了！支部书记通知她报道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小庆，这可是党和人民给你的机会，一定要珍惜呀。”她回答说：“书记，我做梦都想报答党的恩情。可是我的能力有限，不能为党做什么大事，我心里很不安。”支部书记告诉她：“把党交给你的工作做好，把党的温暖带给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只要做到了，就会心安了。” 　　　　读卫校的生活短暂而美好。她每天早上都在欣喜中醒来，浑身充满了活力。在课堂上，她就象家乡山脊上干旱的红薯秧被浇上了清凉的泉水，她是那么如饥似渴，那么如痴如醉，而且永远朝气蓬勃。 　　　　庆秀荣结婚了，爱人老韩在毛条厂工作。老韩是孤儿，和唯一的亲人妹妹在福利院长大，吃过很多苦，也受到组织和很多好心人的帮助。庆秀荣经人介绍与老韩恋爱结婚，总院分了一间小房，他们把房子粉刷一新，老韩一手一个行李圈，庆秀荣抱着一包糖，就建立起了让他俩无比依恋的小家庭。两个人对家的概念出奇的一致：是党给了我这个家。每天老韩下班回来，进了门深深吸一口气，大喉咙嗓门的说一句：这个家，暖烘烘的！然后挽上袖子就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直到他当上毛条厂的副厂长还是这样的情形。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庆秀荣觉得整个身心都幸福装满了，甚至溢出来，狠不能掬给身边每一个人。同学、同事、病人、家属，只要能想到的，她会主动去关心和帮助别人。有个护士怀孕了，早孕反应很严重，饭也吃不下。那个年代也没什么好吃的，老韩学人家做了一种酸汤面，端到那位护士手上，没想到孕妇一口气吃完。从此之后，她干脆每天吃饭时把这位护士带回家，看着她吃完饭，再把她送回家。 　　 　　　　工作的快乐 　　 　　　　庆秀荣毕业了，她带着急切回到医院，回到妇产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她当上了助产士，陪伴着一位位勇敢的母亲，冲破生与死的考验，感受迎来新生命的喜悦，让她深切地体会到工作的乐趣。她更加真挚地热爱自己的工作，这种热爱在一言一行的浓浓地渗透出来，凝结成一种静谧、宽厚而严谨的气质。病人们喜欢她，孩子们喜欢她，她带教的实习学兵喜欢她，她能够把所有接触过的人都变成兄弟姐妹一般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就象只小火炉，只要走进，就能感到暖烘烘的。 　　　　即使是生过孩子的人，也难能体会助产士的感受。一方面，产妇分娩的时候往往极为危险，助产士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一点小小的迟缓或是失误，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很多助产士年级轻轻就得上了心脏病；另一方面，当你在街上或是菜摊上，突然被一个满脸灰尘的妇女抱住，指着一旁又高又壮的孩子告诉你，他（她）是你接生的，我们一辈子感谢你，然后就是一捆捆的菜或是鸡蛋，甚至是钱，不由分说的向你的口袋里塞的时候，心里的欣慰和满足是无法描述的。庆秀荣也有同样的感受，每当她紧紧握着一个分娩中产妇手，鼓励和安慰产妇的时候，每当她把病人塞给她的菜放回原位的时候，她深深地为工作带来的快乐而陶醉。 　　　　藏族姑娘嘎扎代千里迢迢从日喀则到总医院来看病的时候，头发乱蓬蓬的，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语言又不通，比比划划的很费劲。庆秀荣二话不说，先带她洗澡、梳头洗衣服，收拾个人卫生，医生们来检查时，庆秀荣就站在旁边，比比划划的做翻译。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和护理，嗄扎代逐渐恢复了健康。临出院的前几天，嘎扎代端来了一碗黑乎乎像药丸一样的东西，非要庆秀荣吃。庆秀荣说医务人员不许吃患者的东西，但怎么解释也不行。没办法，庆秀荣尝了一个，觉得味道怪怪的不知道是什么。最后嘎扎代说是她每次吃饭时把肥肉上的皮咬下来，放在窗台上晾干，然后捣碎用酥油炒面和了，团成的肉丸子。这可是她大半年的心血，对庆秀荣的恩情她无以回报，只好用她认为最真诚的方式表达出来。她觉得病人对她真是太好了，她真的只有用对后来的病人更好来回报她们的真诚。 　　　　1969年12月，她刚刚做完人流手术9天，科里接到了参加医疗队到甘肃通渭县客川公社巡诊。看到科里工作很忙，她主动提出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医疗队。在她的坚持下，科主任同意了她的想法，她怀里揣着一包红糖，忍着隐隐下坠的小腹疼痛，登上了医疗队的大卡车。到了客川，来就诊妇科病人很多，她根本忘了自己的病痛和疲劳，直到接诊完一位严重营养不良的妇女，她突然想起那包红糖。一转头那位妇女已经走得好远，追了半天把红糖递到那位妇女手上，而她已经面色苍白，几乎站不住脚了，便拉着这位妇女坐在路边又聊了一会，觉得自己能走动了，才与那个妇女告别。 　　　　客川公社医疗条件很差，在为一位产妇接生时，婴儿气管被羊水堵塞，出现窒息症状。当时没有吸痰设备，甚至没有吸管，她果断地拔下听诊器的胶管，插入婴儿口中，一口一口地把羊水吸了出来。孩子得救了，家属很过意不去，她笑着说：“哪个助产士没喝过羊水呀！”转身又去处理下一个病人。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渡过，庆秀荣做了母亲，有了两个儿子，随后把老母亲也接在身边。她日益成为科室的技术骨干和中坚，她更忙了，经常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和老人。有一次，庆秀荣的12岁的儿子到科室主任处告状，说父母一礼拜回了一次家，还回家就打孩子，您管不管？科主任想起最近庆秀荣在为一个危重病人上特护，就问孩子，妈妈为什么打你呀？孩子说因为妈妈下了夜班刚回来睡下，就有人来叫她，说是病人病情有变化，孩子不想吵醒妈妈，就没及时告诉她。庆秀荣知道后狠狠地揍了儿子一顿。科主任把庆秀荣从特护室叫出来，一问才知道老韩最近出差不在家，主任说，小庆，工作忙、生活有困难可以向组织反映，但打孩子不对。庆秀荣摸着孩子的小脑袋给儿子道了歉，然后从口袋时掏出钱，让儿子去买米买面，好让姥姥给孩子们做饭。满怀愧疚的庆秀荣一转身又进了特护室，只要一看见病人，她对家人的不安就被对病人的关心所代替了。 　　 　　　　新的考验 　　 　　　　1984年，医院对外开放，地方病人激增，由于床位有限，门诊住院处矛盾空前突出。组织上考虑到庆秀荣的特点，把她调换到住院处专门办理收治住院手续。那时候，没有电脑，电话都很少，要了解医院二十几个科室的床位使用情况、为需要住院的病人办理住院手续，全靠手工统计和操作。更困难的是，由于医疗资源的严重紧缺，人们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来争取有限的几百张床位，每天住院窗口上挤满了希望收治入院的病人，却无床可住，吵架打架是家常便饭。庆秀荣到岗的第一天，当她告诉一位病人，床位没有了，这位病人“呸”的一口痰吐在她脸上，说：“把床留给你自己吧！”庆秀荣用手擦去污物，一声没吭。喧闹的窗口突然安静下来，沉默持续了五分钟，病人忿然离开。庆秀荣发现，安静既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遗憾。 　　　　每天一早，她提前一小时上班，到全院所有科室统计病床的使用情况，有时为了确定病人出院的确切时间，还要到病人床前询问。全院二十几个科室跑下来，大约有几公里路程，还要速度快。然后是整理数据，预留急诊床位和其它重要床位，接着打开窗口，于是，无数只手伸进来，各种期待、怨言和责问象洪水一样冲进来。床秀荣接过预约单，在嘈杂中一遍一遍地询问病人的姓名、单位、住址、联系人，然后一式两份，认真填写清楚，交待病人拿好，去哪个科室、找谁。这样头也不抬地忙到十二点，病人少下来，她才能去吃饭。吃饭回来又看到病人在等待，她又拿起笔继续办理住院手续。有时被急着住院的病人叫住，她也毫无怨言地办完再说，常常赶不上食堂的中饭。后来她干脆自己带饭，馒头饼子，随时可以吃。没有急诊病人的中午，可以在办公室的小沙发上休息一会，然后下午继续。晚上下班前汇总一天的住院情况，送到机关医务部，经常是回家的路上，才想起来一天没有时间喝一口水。 　　　　有一天临下班时，庆秀荣看到大厅的墙角蹲着一位妇女，正艰难地啃着干粮，过去一问原来这位病人来自武威，为治病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抱着一线希望慕名而来，但因没有床位，只好在大厅呆着。庆秀荣听着病人无力的语言，赶快到食堂买了两个热腾腾的大饼，又倒上一杯开水送到病人手中。然后送病人到招待所，安排好住的地方，第二天给她办理了住院手续。一个月后，一位小伙子来到庆秀荣的工作窗口，向她深鞠一躬，并告诉她这是他的母亲——那位武威来的女病人肝癌临终前的遗愿。从这件事中，庆秀荣深深感到一种责任，她要求自己：远道来的患者，暂时安排不上床位的要帮助他们安排好食宿。 　　　　一次一位青年小伙子满身酒气不排队硬挤到窗口前，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某副省长的司机，请庆秀荣给个“面子”，并点名要安排到床位非常紧张的外科住院。庆秀荣看了他拿的病历，病情并不严重，而同时却有好几位重病人急需住院治疗。庆秀荣请他等一等，他很不耐烦，还吵着要找领导。庆秀荣说，不管找谁，都得按制度办事，没有什么面子好讲。小伙子生气了，满嘴脏话还要冲上去动拳头，后来在众人的批评中忿忿离去。庆秀荣回家后把情况说给爱人和孩子听，爱人准备给小伙子单位打电话反映。庆秀荣拦住说“你的主意不好，打人不应该，打电话也不妥，万一单位领导把他辞掉，丢了工作怎么办，不能把人家往绝路上逼。”这件事情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过了好几个月，有位孕妇生孩子来办住院手续，庆秀荣说你怎么自己来，爱人呢？孕妇说，他说和您吵过架，不好意思来见您。庆秀荣赶快办好住院手续，扶着孕妇走出来，找到孕妇的爱人，一见果然是那位小伙子。庆秀荣笑着把住院证递到小伙子手里，又嘱咐他照顾好妻子，年青人低着头说不出一句话来。晚上回家庆秀荣特别高兴，家人问她为什么，她说我的工作不能给人看病，但能治心病！快把家里的破床单裁了，给他们送去当尿布！后来两家时常走动，做了几十年的望年交。 　　　　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很快就被一件事抵销掉了。庆秀荣接待了一位来自黑龙江的患者，因外伤瘫痪3年，听说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治疗这个病效果好，就由妻子和9岁的孩子陪他千里迢迢来到总院。因为没有空床，母子二人天天扒在窗口哭诉，庆秀荣非常着急。她多次与病房联系，再第7次跑病房时，得知终于有了一张病床，赶忙通知患者办住院手续。没想到路上就有六、七个本院工作人员拦住她，要这张床。她想也没想，简单对本院人员解释了几句，就把床位给了这个素不相识的患者。病人的妻子感动的放声大哭说：“我们有救了！”没想到的是，庆秀荣因此在总院出了名。有些人见了她直撇嘴，有的说她不近人情，还有的说她好表现，穷“积极”。庆秀荣第一次感到，坚持自己的原则真的很难。 　　　　一个农村病人来住院，因为没有床，庆秀荣特意告诉他第二天再来，并为他联系了招待所。第二天，病人提了两瓶水果罐头来到住院处窗口，庆秀容为他办好住院手续，他却把水果罐头递了进来。庆秀荣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耻辱，她说请你拿走，病人不拿，她硬是塞回病人手中，病人不接，两人推搡中，罐头摔在地上，汁液流了一地。那位患者非常生气，认为她瞧不起两听罐头，大声吵起来。领导听到了，赶来批评了庆秀荣。庆秀荣什么也没说，一直到那位患者转身去病房时，她追了上去，掏出钱还给病人，说：“这是我赔你的。”到出院时，这个患者又来了，说他想来想去还是自己不对。庆秀荣说没什么，这就是我的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庆秀荣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任，永远想着帮助别人，帮助困难的人，很多人为她的执著感动。许多科主任护士长都十分尊重她的意见，支持她的工作，而她也能够很好地处理各种关系，保持了住院门诊工作的顺畅。在门诊工作的二十年里，她先后为20万人次的患者及时办理了住院手续，如果和每个病人交谈15分钟，说上10句话，那么她和病人交谈的总时间是5万个小时，总话数是200万句，书写的入院首页摞起来，比她自己还要高。每天回到家里，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多说一句话，经常是指指嘴唇，儿子就会为她端来一杯泡着胖大海的清茶。 　　 　　　　先进的滋味 　　 　　　　当荣誉如潮水一般涌来的时候，平静的生活被打破。1987年，庆秀荣被评为兰州军区后勤部反腐保廉先进个人，1988年，被评为军区后勤部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当选为兰州军区第六次党代会代表，1992年被兰州市妇联评为“帼国十杰”，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1992年被甘肃省妇联授予“帼国建功标兵”称号。1993年当选为全国八届人大代表。组织给了她很高的荣誉，她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电视、报纸上。 　　　　她觉得自己做得都是平常的工作，只是尽力尽心而矣，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不愿意接受荣誉。可是，大家认可她，信任她，投她的票。庆秀荣成了名人，于是她只有用加倍的工作来维持内心的平静，只有她自己知道其中的滋味。 　　　　荣誉能给人带来更为广阔的眼界和心胸。当上人大代表后，她除了继续做好住院处的工作外，每年还要准备人大会议的提案。为了反映实际情况，提出合理提案，她开始深入部队基层单位，走入社会深处，与群众广泛交流，倾听人们的愿望和呼声。有一次，她到永登某部队调研，一位负责接待的干部态度冷漠，很不情愿，寒喧几句就不再理会。庆秀荣感到有问题，就在座谈中专门询问那位干部的情况，原来这位干部正因家属安置问题闹情绪。于是在完成调研任务后，她主动找这位干部了解情况，并向军区有关部队汇报此事，想办法帮助解决问题，很快那名干部的家属就在驻地找到了工作。这位干部找到“庆代表”，非常感激地说：“您把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我该怎么感谢您才好啊？”庆秀荣不这么认为，她说：我是人大代表，只有建议的权力，你的事不是我办的，是党和组织给你办的。 　　　　荣誉能给人勇气和力量。有一年夏天，庆秀荣去西安出差，在西安市一条马路上看见一个卖鸡蛋的老太太，因摆放位置不对，被一个市容管理人员一脚踢翻了篮子，拉扯着坐到了地上，鸡蛋打了一地。见此情形，庆秀荣上前制止，告诉市容管理人员不要这样对待老百姓。不料市容管理人员态度非常蛮横，让她不要多管闲事，甚至出手动粗。庆秀荣掏出人大代表证亮明自己的身份，严厉地斥责了他们的恶劣行为，市容管理人员才悻悻地走了。她扶起老太太，帮着捡起几个还没有破的鸡蛋，又掏出50块钱给老太太，告诉老人家今后一定要在允许的地方卖鸡蛋。围观的人很多，有人说这个小老太太还真厉害，庆秀荣自己都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的勇气。 　　　　荣誉也给人压力。医院盖起了新的宿舍楼，庆秀荣也分得了一套，为了不干扰孩子们工作，她和老韩一件一件悄悄地搬了家。由于新的宿舍不在院区内，所以许多搬了新家的工作人员都不愿意交院区内原来住房的钥匙，理由是中午没地方休息。庆秀荣得知这一情况，第一个交回了钥匙，抱着行李卷，回到她曾经住过的办公室的小沙发上午休。 　　　　荣誉有时候也很残酷。1993年，老韩发现了纵隔肿瘤，而庆秀荣正要作为人大代表进京开会。为了工作，也为了不让老韩知道病情，她坚持去了北京。在会场前，她碰到了老战友，对方问起老韩，她禁不住抱住战友失声痛哭。然而哭过之后，走进会场，她又平静得象坐在门诊办公桌前一样。 　　 　　　　死神的挑战 　　 　　　　母亲去世给庆秀荣很大的打击。母亲最后的时候，什么也吃不下去，一天比一天瘦弱。母亲一生没认过几个字，但把她们5个兄弟姐妹全都培养成了材。生活条件好了，身体却越来越差。庆秀荣这些年忙工作，忙着帮助别人，却没有照顾好老人，她心中有愧。 　　　　1994年春，老韩带着遗憾和眷恋永远离开了庆秀荣，她简直无法接受这一悲痛的现实。她一闭上眼就看到老韩拎着饭盒来给她送饭的情景。她想起文革的时候，老韩受到冲击，挨了批斗，但只要一进家，总是笑呵呵地问，想吃点什么？当她烦恼的时候，老韩总是告诉她，这没什么。他是她的支柱，是她的大哥，是她的后盾。在近乎一年的时间里，她几乎终日坐在办公桌前，这样才能让她忘记老韩被病痛折磨的情景。她的颈椎和腰椎都出现了问题，坐久了站不起来。话说的太多，下颌关节也出了问题，一张口就哗啦哗啦的响。 　　2001年底，她发现自己出现了吞咽困难，被确诊为食道癌。想到母亲的最后时光，想到老韩开胸手术后的情况，她坚决拒绝手术治疗，她想平静地走完这一程。 　　　　在庆秀荣知道自己病情的日子里，她习惯于默默无闻的生活在自己宁静的内心世界之中。她不愿住院，自己买药，自己到医院做化疗，遇到熟人问起，就说自己情况还不错。有一次化疗中反应强烈，不得不住进医院，全院所有的科室都来看她，她感到很过意不去，很快就出了院。 　　后来病情再次恶化，她预感到来日无多，在做好身后安排之后，坚决地停用了部分贵重药品。她提出把药用在最需要的病人身上，特别是留给部队的官兵们。 　　　　在她最后的日子里，无论医生、护士、清洁员，即使是给她发一片药，打一次针、扫一次地，她都要说声：“谢谢”，即使身体极端虚弱也要表达谢意。护士和家属们请她不必如此在意，她摇着头，坚持向所有人道谢。 　　　　无论治疗过程多么痛苦，庆秀荣一如继往地安静着，有时候她会请护士帮她打开带在身边的收录机，传出一首她最为喜爱的歌曲： 　　为一句无声的诺言 　　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 　　若是你累了倦了 　　或是寂寞难言 　　总是真心真意地出现在你面前 　　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 　　平凡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 　　光阴的眼中你我只是一段插曲 　　让今天成为昨天，让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 　　 　　（完）

原文 发表于《西北军事文学》双月刊  浏览：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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