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信党，为人民服务不会错 　　十年动乱，医院被搞的乱糟糟的，一些医疗规章制度，被当作束缚人们手脚的条条框框批判了，群众被派性闹的四分五裂，许多本来十分亲近的朋友变成了冤家对头。领导一个个被打成了“穿军装的走资派，”关牛棚的关牛棚，靠边的靠边，不时的被造反派斗来斗去，整个医院的医疗工作受到了严重地干扰和破坏。在这种情形下，庆秀荣和医院无数的兄弟姐妹们，统统被卷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旋涡。听党的话，跟着党走，服从组织决定，有可能被批判成“奴隶主义”，被打成“保皇派”。埋头工作，钻研业务，有可能被批判成“不抬头看路”，“只专不红”，“业务挂帅”，“走白专道路”。不参加派性组织，就要被戴上“不关心国家大事”、“逍遥派”的帽子。在这种乱世纷争，泥沙俱下的惊涛骇浪中，对每一个党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就在这关键时刻，庆秀荣毅然决然做出抉择，把坚持搞好工作作为衡量一切的“试金石”。她说：“不管这个派那个派，为人民服务没有派；这个理，那个理，照看好病人是正理；这个错，那个错，严格按科学的操作规程护理病人不胡来没有错。”她说一不二，不因政治观点不同疏远同志。她说：“不管是谁参加了什么战斗队，都不能用派性去对待他们，都不能停止对她们生活上的关心爱护。不管是那一派的患者，住进了医院，都是我的护理对象。不管是那里来的产妇，生下来的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 她一如既往，顶着逆流，坚持在护理第一线，不辞辛苦的为患者尽职尽责，给病人沏茶倒水，喂药喂饭，给一些年长和危重病人洗衣服甚至连内裤都洗的干干净净，晾干叠好端端正正送到病人跟前。庆秀荣就是这样，赢得了一批又一批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搞乱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但丝毫没有动摇庆秀荣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在工作中，从不考虑得失，迎着困难上。当时，科里用镭放射治疗宫径癌，因没有任何防辐射设施，同志们顾虑很多，不愿意接触此类病例。科里规定医护人员轮流上岗操作。庆秀荣明知接触“镭”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但她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主动要求担当此项任务或替其它同志顶班。在技术上，她精益求精，勤学苦练，练成了一手“打针不疼”的硬功夫。医院一位领导，听群众反映说，许多患者专找庆秀荣肌肉注射，因为庆秀荣“打针不疼”。一日这位领导，悄悄拿了一支蒸馏水，喊着：“小庆，来！给我打一针。” 打完针后，这位领导才说：“都说小庆打针不疼，果然不差，实话告诉你，我打的是蒸馏水。” 这时庆秀荣才知道，这位领导原本没病，是来考察她“打针不疼”的传说是否真实的。同志们问她有什么诀窍，她回答：没有捷径，主要是要把病人装在心里，把病人当成自己对待，手要稳，要轻，进、退针要快，推药用力要均匀，不时的问他疼不？如果回答：“有点疼”，就要总结，问题在哪儿，下次打针注意，慢慢积累经验。由于她在妇科、产科护理岗位上认真负责，刻苦努力，勤学苦练，积极进取，使她在护理岗位上干了三十多年，不但未发生过一次医疗护理事故，就连一次小的医疗护理差错也未发生过，这对一个护理工作者来说，几十年不出差错，没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是很难作到的。 　　 　　为了党，为人民操心最情愿 　　党集中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关心群众的生活，为人民操心，是一个党员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她常对我们说：“我们姊妹五人，都是共产党员，又都是党一手拉把大的，现在都工作了，生活不那么困难了，但我们的心永远要和党贴紧。人民群众是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土壤，不能空喊为党的事业奋斗，要时时刻刻记着党的宗旨，记着入党时向党立下的誓言，党困难的时候，要舍身处地的为党分忧。一个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主动为组织增添麻烦，向党伸手要名利，要待遇。政治上要向上比，觉着自己不如别人；生活上向下比，看到‘人家骑马咱骑驴，后边还有步行的’，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还多的很。工作上不能这山看着那山高，扒上了高山还嫌低。生活上要知足，不属于自己的不要强求。我们时时处处要意识到政治上咱不如别人，事业上咱没有别人付出的多，生活上别人比我们要困难，要看到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只有这样去看问题，才能找到自己在群众中的位置，才能和群众处好关系，才能工作的顺利，生活的愉快。”庆秀荣抱着这种人生观，一辈子没有为个人向组织伸过手，再大的困难自己克服，不麻烦别人，不连累同志。小孩小，无人带，宁可将孩子锁在屋里，按医院规定的20分钟喂奶时间，回宿舍给孩子喂奶，决不多耽误一分钟工作时间，没向组织叫过一次苦。下班了，只要有点空闲时间，谁家有点什么事，群众有了难解的问题，她就跑去关心，进行安慰、劝导，帮忙排忧解难。亲戚朋友来看她，带点营养品、土特产等，她从来没有独自享用过，都要分一点送给周围的同志，送给住院的病人或他们的家属。对自家的兄弟姐妹，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谁家生活上发生了困难，她都慷慨解囊，给予经济上的帮助。1976年丙辰清明，三哥因悼念周总理，反“四人帮，”被打成了陕西省的头号现行反革命，关进了监狱准备杀头。三嫂带着两个不满八岁的孩子，过着反革命家属的生活。三嫂月工资仅40.5元，生活顿时陷入了窘境。庆秀荣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和两个哥哥，一个弟弟联络，主动提出对三嫂在经济上进行资助，要按月轮流给三嫂寄钱，每次不得少于20元，先从她轮起。而三嫂月月收到的汇款却是40元，因为轮到别人寄钱的时候，她的20元并没有停止寄。当时她的工资也很低，加上爱人的工资，全家收入只有80来元，上边还奉养着一个老母亲，经济本来已很拮据，但她说三哥政治上蒙难，三嫂生活上的困难不像我们容易克服，要体贴她们。三哥被关了七个半月，她月月把20元钱按时寄给三嫂，不断写信安慰，使三嫂和两个孩子终于挺了过来，迎来了胜利的十月，等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的那天。三哥出狱后，她还给寄钱，说三哥在狱中身体受了亏，出狱后要好好补一补。后来陕西省委为三哥平了反，省委书记王任重接见了三哥，《陕西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省人民学习三哥反“四人帮”的英雄气概。此时，庆秀荣又写信告诫三哥，胜利了，务必要在胜利面前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清醒头脑，不要用原专案组整人的办法去以牙还牙，要把仇恨记在“四人帮”身上。他说：“我们所作的一切，为党操心，为人民奉献，都是主动的，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的，什么都不图，要图就图个清清白白的做人，老老实实的做事，永远不给党的脸上抹黑。”他提出要像爱民模范盛习友那样做到“为人民操心最情愿，为人民斗争最幸福，为人民吃苦最愉快，为人民献身最光荣”与三哥共勉。 　　忠于党，人民代表为人民 　　1993年，庆秀荣被光荣的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她自感肩上的担子沉重，怕当不好。但是，她又想这是党和人民群众对她的最大信任，没有当不好的理由。怎样当好这个人民代表，她给自己制定了标准，那就是克服困难，搞好社会调查，向党和政府反映老百姓的呼声，使党和政府及时了解人民群众在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困难和迫切要求，使下情上达，为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四化建设决策提供素材。1994年八大一次会议，文化程度很低的庆秀荣，向大会呈送了她撰写的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保留培养知识分子等问题”的视察报告，显现了很高的水平。在担任人大代表期间，她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更加严格，时刻惦记着自己“代表”的身份，坚持原则，不作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群众的事。1990年她被组织上调到住院部工作，主管收办患者住院业务。有的同志劝她，说这个工作不好干，是个得罪人的差使，得罪了老百姓事小，可是得罪了大首长，可就麻烦了，你的老先进还能保得住吗？庆秀荣说：“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容易得罪人，另一方面却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广泛接触群众和联系群众的好机会。一旦得罪了谁？损失的不过是我个人的一点利益，没什么关系。”她就是这样，把“三个代表”的思想搓揉到了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在对待要求住院的患者，作到了四个一样：即干部和战士一样，领导和群众一样，有钱的和没钱一样，生人和熟人一样。医护人员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凡来到医院就医的，都是患者，患者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医院虽然设了高干病房，但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这种差距应当逐步被缩小和取消。决不能因为他们是战士，是面对黄土背朝天的普通泥腿子老百姓，经济条件差去歧视他们，用不负责任的服务态度去对待他们。遇到患者多，床位少，供需矛盾突出时，坚持按五优先原则处置：即军人优先，重病人优先，老、少、妇优先，少数民族优先，外地路远的优先。一次一位青年小伙子到窗口挂号就诊，夹塞不排队，受到其他排队群众的斥责。庆秀荣立即告知他到后面排队，按次序来。不料这位粗野的小伙子口吐狂言，声称他是××副省长的司机，问庆秀荣知不知道什么叫看面子？庆秀荣说：“别说你是省长的司机，就是省长来了也还是要按制度办事。没什么面子好讲的。”这句话触怒了这位倚官仗势的司机，便满嘴脏话，什么“谁信你个吊制度”，并要冲过去轮拳头打人，被排队的群众制止。庆秀荣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回家后讲给爱人和孩子们听了，爱人说这种人是“欠揍，”要去“修理”他。儿子说：“你是人大代表，你给那个副省长找个电话，让领导收拾他”。庆秀荣却说：“你们的主意都不好，去打人家那是报复，反倒把事情闹大了，给领导打电话，万一领导辞了他，他就丢了工作，搞成了社会问题。我们做人，对犯过错误或有缺点的人要用正确的方法引导，不能把人家往绝路上逼，该忍耐时还要忍耐。”过了两天，那个小伙子给住院部打来了电话，说那天他喝多了酒，并指名向庆秀荣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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