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 　　 　　新中国第一代著名剧作家傅铎（原名傅桐芬，参加革命后改用现名），1917年4月出生于河北蠡县（抗日战争后期划归博野县）。抗战爆发后参与组建敌后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新世纪剧社，从此走上革命文艺工作道路。在长期担任行政领导工作（火线剧社社长、总政文工团副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等）之余，他创作了大小剧目40多个，其中一些剧作对当时的革命斗争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的还成为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最优秀的剧目，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晚年的傅铎回忆自己的戏剧人生，无限感慨地写道：“冀中军民顶天立地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筑起了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和摧不毁的血肉长城，数不清的战友、乡亲用鲜血染红了冀中的土地，用生命换来了崭新的中国。这些生动的现实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于是才有了戏剧舞台上冀中军民浴血奋战的斗争生活和同仇敌忾的英雄形象。……革命队伍是个大学校，冀中军民是我的好老师。” 　　 　　拂去岁月的尘封，通过一个剧作家的人生和戏剧人生，我们将看到，在那逝去的岁月里，中国人民的生存环境：屈辱、抗争、奋斗和梦想。 　　 　　 　　人生艰难 　　 　　 　　上推七八十年前，傅铎的出生地河北省蠡县属于土地肥沃、盛产棉花的富县，素有“金束鹿、银蠡县”之美称。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广大农民的生存条件却十分艰辛。傅家三代贫穷，祖父一代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男人靠担着八股绳（即箩筐），敲梆子走街串巷卖黑油（棉籽油）、煤油、火绒、火柴、烧纸等小杂货和在集市上卖苦力，祖母则领着姑姑们提着一根打狗棍，到外村乞讨糊口。一家人二十余年忍辱负重，苦苦挣扎，居然在民国初年创下薄薄一份家业——盖了新房，拥有近20亩活契耕地，还有半头老黄牛。父亲傅老平，为人忠厚、老诚，一生只知劳作发家，遇事吃亏让人，由于家道兴起，三十多岁取妻生子，令乡人咂舌称羡，获得“傅一起”（即脱贫而起之义）的雅号。 　　 　　母亲生育10个儿女，但只有6人长大成人。作为长男的傅铎更多地寄托了父母发家致富、改换门庭的梦想，因此，尽管家庭并不富裕，一家人宁愿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坚持供他上学。他从虚岁6岁时就被送到村里私塾读书，并由教书先生起了学名傅桐芬，是十几个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一年后转入本村初级小学。年龄小而又学习成绩突出，自然受到老师的爱戴和同学的羡慕。11岁那年暑假，傅铎报考了当时蠡县的县立高级小学，以第10名成绩被录取。在蠡县高小，傅铎仍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功课成绩难于排在前列，倒是由于天性活泼爱动，成了全校出名的文体活动骨干，号称“活宝”。他不仅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乐队，而且在学校组织排演的戏剧《兰芝与仲卿》《伤痕》《洋状元》《吝啬人》《棠棣之花》以及京剧《马超反西凉》《马前泼水》《打城隍》等中扮演重要角色，受到县教育局长的赞扬。在单杠、跑、跳等体育项目中，他也经常取得全校第一名。高小两年的文艺活动可以说是傅铎戏剧人生的一次启蒙。 　　 　　在县城读高小要住校，一年要60多元的花销。头一年下来，父亲实在支持不住了，中途退学又觉得可惜，思来想去，决定让傅铎到县里姥姥家吃饭，省下60多元中的大头。这样到1930年夏，终于熬到了高小毕业。读中学要到保定或博野，花销更大，傅铎自知继续升学只能是一种奢望。天性活泼好动的少年傅铎第一次品尝了人生的苦涩，平日的欢声笑语顿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高小毕业回家务农一年，寒来暑往，地里地外，虽然只有十三、四岁，劳动对于贫苦出身的傅铎来说，乃是家常便饭，倒是觉得能给年近60岁的父亲帮一把手，心里似乎更塌实一些。其间，父子俩反复算计，觉得报考蠡县简易师范学期短，花销少，毕业后当小学教师，有一百六七十元的年薪，受人尊敬，是条出路。于是傅铎于1931年暑假以第三名考取了蠡县简易师范。照父亲的说法：“我打饥荒（即借贷）你上学，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去的山。虱子多了不咬，帐多了不愁。”为了孩子的前途，这次父亲已是破釜沉舟了。 　　 　　这样的举债求学也仅仅维持了一个学期。眼见家里已是负债累累、求借无门的境地，傅铎于心不忍，决定退学。 　　 　　失意中，一则保定南关基督教公理会新剧布道社来蠡县招生的广告给傅铎带来一线希望。广告要求的学历、年龄等条件傅铎都具备，学习演戏，更是他的爱好。特别是两年学习期间一切免费，每月还有7元的薪金，毕业后量才任用，月薪由25元到40元，相当于一个高小教员的工资，更是令傅铎神往。他未同家人商量便直接参加了考试，在蠡县的6名被录取者中，傅铎位居第一。考试科目中由以京剧《打严嵩》中的一段清唱和题为“青年应有的修养”的讲演最受主考老师的赞赏。 　　 　　能考中这样的职业学校，师范学校的老师同学都为他高兴，家里人也为有了一条出路而欣喜。1932年春节过后，傅铎便到保定南关东街培仁学校西南角一处小院——新剧布道社临时借住地报到了。到保定后傅铎才知道，所谓新剧布道社是个仅有11名男学员、一名专职教师，演文明戏的小团体，培仁学校校长为兼职负责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排戏、演戏，以活跃保定及各地教会的文娱生活，扩大教会影响。教会规定，凡新剧布道社成员，必须参加基督教。傅铎被告知学员已采取集体“记名”方式入教。既然是教会团体，学员们免不了要参加做礼拜、“谢饭”等宗教活动。傅铎他们对这类活动毫不感兴趣，只是跟着别人例行公事一番而已。 　　 　　剧社在头半年里的主要活动是排戏。半年中，11名学员竟排演了十几出戏。其中只有一出昆曲《金筐》属宣传宗教内容，其余有宣传戒毒的，有教育子女好学上进的，有破除迷信的，有宣传抗日救国的，还排了几出京剧传统戏。剧目内容多种多样，艺术形式更是大杂烩，昆曲、话剧、歌舞剧、京剧、皮簧腔，形形色色。傅铎对演戏非常着迷，学习十分用功，在不少剧目中担任主演，很受教员器重。剧社的伙食很好，每月还发给个人7元津贴费，教员毕磬洲先生和蔼可亲，学员间亲如兄弟，这些都令傅铎感到欣慰和满足。 　　 　　暑假过后，剧社同基督教保定青年会一个业余剧团举行联合演出，并在保定莲花池同保定京剧界进行了抗日募捐义演。期间，他们还参加了保定学界发起的抵制日货群众运动；冬天，剧社又随保定南关基督教会的几位牧师和先生组成巡视指导团，到保定附近十几个县镇巡回演出，历时三个月。 　　 　　1933年春节寒假期间，傅铎同那个年代所有农村青年一样，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这是一桩一开始就铸定的悲剧婚姻，傅铎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只是为了讨父母的欢心，强迫自己吞咽了这颗苦果。这年夏天，一个不幸的消息降临，教会以经费无着为由，决定解散新剧布道社。虽经学员们集体抗争，仍无济于事，最终以每人发25元大洋解散回家而告终。 　　 　　剧社的中途解散，使傅铎面临外无事做，内守毫无感情可言妻子的困境，于是便决定通过亲友关系，到驻京东武清县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投军。这年夏，他到该军第一零七师骑兵连当了一个二等兵的编外贴写，任务是帮助文书抄抄写写，应付日常文书工作。第二年春节前夕，傅铎听到一个内部消息：东北军将调鄂豫皖三省“剿匪”，打共产党。这时的傅铎虽没有直接受过革命的宣传教育，但共产党为劳苦大众谋福利，打土豪分田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他是由衷赞赏的。他投东北军的目的是摆脱家庭矛盾和为自己前途着想，但让他去参加打共产党的“剿匪”，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经与介绍他参军的连兽医官郭鸿禄，一起投军的傅鹤亭商量，得到他们的赞同，并决定傅铎先行一步。于是，傅铎以“短假探家”为由，离开了骑兵连，后来得知，东北军果然于春节后开到河南信阳、驻马店一带。 　　 　　七个月的东北军生活，傅铎耳闻目睹国民党军队内部互相倾轧、官长打骂士兵、克扣军饷的形形色色，成为他日后戏剧创作表现国民党军队的生活源泉。 　　 　　1934年春，傅铎从东北军回家正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十七个年头。童年有长辈呵护，无忧无虑。十四岁因家庭经济困难中途退学，以后独闯社会，先在保定新剧布道社演文明戏，后又投身东北军，二三年的风雨闯荡，走投无路，又回到自己的农家小院，开始了将近四年的庄稼汉生涯。 　　 　　当时父亲虽已年逾花甲，但加上傅铎和弟弟，家里已有三个男劳动力，自家土地不够种，就去给地主家打短工。几年下来，耕、搆 、锄、耪、赶大车、沤大粪、浇园、打坯、割麦、碾场等等，傅铎已是无所不会，无所不通。打短工累死累活，一天才赚八十个铜子，刚够两毛钱；到专业打井队做小工，又脏又累，可赚到五角钱。农闲时节，傅铎还做过卖凉粉、扒糕的小本生意，一天也只能赚两角钱。当时的两角钱可以买半斗红高粱。农家过穷日子，土里刨食，农副双收，缁铢必较，点滴积累，巧打妙算，才能勉强维持生计。父亲看傅铎会过日子，是个创家立业的料子，第二年就将家业交给他管理。一年下来，不仅没有亏欠，还积余了几十块钱，赎回了典当出去的二亩土地，十多年的穷日子有了复苏的希望。 　　蠡县盛产棉花，每年秋后都会出现短期繁荣的棉花市场。傅铎从顶替父亲在棉市上当苦力做起，凭着年轻不怕吃苦，重活抢着干，不耍滑不偷懒，很讨掌柜喜欢。因棉市原来的写帐先生年老耳背，掌柜便提拔傅铎做了写帐先生。冬季，傅铎见做轧棉花生意有利可图，便买了一盘轧花车，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辛苦一冬，也能有一点收入。1936年冬天，由村长主持，村里还办了一个识字学校。学员都是不识字的成年人，免费学习。傅铎在夜校当义务教员，尽心尽力，成效甚佳，赢得乡亲口碑称誉。 　　 　　傅铎入乡随俗，能文能武，持家立业的成功，义务教学的善举，渐渐成了村上有头有脸的场面人物。按农村风俗，中等以上人家办丧事，要请四位“礼教先生”主持祭奠仪式。“礼教先生”都是村上享有威望知书识理的忠厚长者。当原来的四位“礼教先生”之一老秀才崔炳南去世后，村里公认让不满二十岁的傅铎补了缺。农村办喜事，娶媳妇要请两名陪客，聘闺女要请两名送客。有资格做陪客送客的也就是村里的五六个头面人物，傅铎也是其中一个。此外，邻里纠纷，夫妻不和之类问题的调停解决，也是要由村里的头面人物出面，傅铎做这类调停人也游刃有余。 　　 　　四年的农村生活，对傅铎来说是一次极好的锻炼机会。他不但学会了各种农活，更重要的是亲身体味了农民的人情世故、喜怒哀乐，熟悉了农村各色人等的人生百态，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行、内心世界、语言特征都烂熟于心。这为他日后演农村生活的戏，创作农村题材的剧本，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舞台人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也彻底改变了傅铎的人生命运。 　　 　　傅铎的家乡蠡县刘陀营村，位于蠡县与博野两座县城之间的官道旁。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后，乡亲们感到一种天塌地陷的无奈。家业殷实的人家纷纷准备逃走他乡，穷苦人家则开始把平日舍不得吃的鸡蛋、腊肉拿出一饱口福，“临死也闹挂好下水，不能留给日本人”。日本人还未到，国民党溃军、城里的官老爷、官太太便一拨一拨往下撤退。与这一大溃退形成明显对照，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大捷的传闻，给惶惶不可终日的人民不小的安慰和鼓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中各县、区、村抗日建国动员会纷纷成立。刘陀营村成立了由原村长郭炳耀（即郭炯明，解放后任沈空后勤部副部长）为主任的村抗日救国运动委员会，傅铎任村委会的宣传部长。 　　这年深秋，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吕正操团长（中共党员）拒绝国民党南逃命令，于河北晋县小樵镇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将部队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回师北上，途经深泽、安国、博野、蠡县，到达高阳。沿途宣传抗日，安定民心，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在人民自卫军途经蠡县城时，傅铎赶到县城找到自卫军二团政治处主任杨经国，要求参加自卫军的火线剧社。适逢傅铎感冒久治未愈，嗓子哑得几近失声，因而未被接纳。这时，他听说县抗战建国动员会（后改称抗日建国联合会）正在酝酿筹建新世纪剧团，于是立即前往，投身剧团的筹建工作。 　　新世纪剧团缘起于抗日救国宣传的需要。起初，各种抗日救国团体进行街头宣传时，一般都是召开村民大会，登台讲演。但是这种口头宣传效果不大，任凭宣传者嗓门再大，使尽浑身解数，群众在台下来回走动，站不稳脚，听不入耳，越讲人越少。这时一个宣传小组的做法给了大家很大的启发。他们带了一架留声机，每到一村打开留声机就唱起来，很吸引人。组里一个女同志还唱了《松花江上》，群众听完还恋恋不舍，不愿离去。于是，县动员会决定由县教育局的老前辈刘通庸牵头筹建新世纪剧团。刘是傅铎读蠡县高小时的老师，傅铎表演才能又是人们早已熟知的，县里便让他承担了剧团的剧务工作。1938年2月，蠡县新世纪歌剧团正式挂牌成立。 　　开始排戏时，一切从零做起。没有导演，傅铎便与一起在保定新剧布道社演过戏的郭连升充当导演，他俩还同时在一些剧目中担任主演。全剧团男女二十多人，吹、拉、弹、唱，“放下流星耍大刀”，紧张排练起来。当时，女青年新参加剧团，愿意演姑娘、学生，不愿意演媳妇，因此少妇这类角色还得由男演员扮演，沈冠仪（沈雁）就成了剧团挂头牌的“大青衣”。在日夜突击排演期间，前方八路军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好消息不断传来，缴获的日军枪支、战刀、钢盔、皮鞋、黄呢子大衣等战利品，送给剧团作服装、道具。 　　经一个多月的奋战，剧团排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活路》《自取》《小英雄》《王百计》《察东之夜》《胜利归来》《拒毒》《母老虎》《新花子拾金》《张家店》《游击队》等十余个节目。第一次正式公演定在蠡县城隍庙前的大戏楼上，演出剧目为《放下你的鞭子》《活路》《自取》《张家店》，全部是抗日救国的内容。 　　首场演出轰动全城，收到了不寻常的效果。群众反映：“比大戏好，看得清，听得懂，和真事儿一样。”“看了戏，教育人，心明眼亮，坚决不当亡国奴！”这一结果第一次让傅铎体会到，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并不是因为剧团艺术水平高，有名角儿，而是因为他们的演出倾诉了群众的苦难，揭露了日寇的暴行，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代表了群众的呼声，指明了奋斗的出路。于是，剧团决定下乡巡回演出。 　　下乡演出更是盛况空前，演出效果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当时，冀中内地的一些县，尚未遭日军洗劫，剧团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情接待，视若上宾，演出过程中，台上台下观众与演员的情绪交流更是令人激动不已。台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当卖艺小姑娘唱完“高粱叶子青又青”、《松花江上》歌曲时，老艺人开始向观众要钱，这本是剧中情节，但台下的观众完全被剧情打动了，信以为真，纷纷向台上扔钱，剧团人员出面阻拦，还是拦不住，场场如此，有时一场竟能收到900多枚铜元。这些钱无法退给观众，作了补充费用支出。演出话剧《活路》中，当舞台上出现日本鬼子骑在剧中主人公老秀才身上寻欢作乐，肆意侮辱寻开心，老秀才的女儿奋起反击，痛打鬼子的场面时，台下观众群情激奋，砖头、瓦块一齐投到台上扮演鬼子的演员身上。演出话剧《张家店》中，剧情发展到日本鬼子兽性发作要奸污一个少妇，当少妇怒起拿起菜刀欲砍鬼子时，台下观众一齐呐喊助威：“杀！杀！”当演员作出砍向“鬼子”脖子的动作时，又是一阵“使劲！使劲！”的呐喊声，接着呐喊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本来戏里的情节只是砍一刀，扮演少妇的沈冠仪在观众情绪的感染下，竟临时加了“戏”，砍了一刀又一刀，砍了又锯，锯了又砍，台下的呼喊声、掌声更加热烈。《活路》《自取》这两出戏，针对当时一部分人中存在某些幻想情绪和失败主义情绪，给予适当批评教育。傅铎在《活路》中扮演主角老秀才。这位老秀才的论调是：六十年一个花甲子，在劫难逃。谁来了给谁纳粮，谁得了天下，谁布告安民，施行仁政。谁也不能不要老百姓。剧情的发展给老秀才当头一棒，使他清醒过来，觉悟起来。《胜利归来》和《游击队》两出戏则批驳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群众看了这样的演出，擦亮了眼睛，明白了道理，长了志气，受到教育。群众送给剧团的锦旗上写着：“唤醒民众”、“抗日先锋”等。一位老先生拉着演员的手激动地说：“你们这些人将来都是上《纲鉴》的人！”群众这些过高的赞誉，极大地鼓舞和激励着剧团的每一个成员。随后，剧团应邀跨越县境到安国、博野、望都、高阳、清苑等地演出。其中包括慰问河北民军和部队祝捷演出。群众越是欢迎，剧团的同志越是感到剧目太少，难以完全满足群众的要求。于是，6月中旬结束了这次巡回演出，返回蠡县，准备排演新剧目。 　　这年6月底，梁斌到剧团接任剧团团长。梁斌是抗战前的老党员，又是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生。他的到来对剧团的成长提高帮助很大。梁斌到剧团后，开始了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管理工作中，贯彻党的传统作风。同时，很快创作了《爸爸错了》《血洒卢构桥》两个话剧，并亲任导演。“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在县城做了纪念演出，颇得好评。傅铎在这两出话剧中都担任了主演。 　　这年8月，冀中区抗战建国联合会决定成立剧团，有人推荐蠡县新世纪剧团调归冀中。于是，成立仅半年的蠡县新世纪剧团升格为冀中新世纪剧社，由蠡县迁驻冀中抗联会驻地任丘县出岸村。 　　为了开展平原游击战，1938年初冬，利用敌人尚未占领冀中各县的有利时机，共产党领导冀中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拆城墙、挖道沟运动。短短一、二个月，冀中各县城原来设有的坚固城墙被一扫而平，纵横乡间的大车路被改造成深两米多、宽不足两米的交通沟。拆除城墙，使敌人将来占领县城后不能凭险固守，便于我游击队袭击其巢穴；挖筑道沟，我军民人员、大车可以在广大平原自由驰骋，隐蔽作战。敌人的汽车、战车却无法在道沟内通行。将近年底，冀中各县城相继失守，我抗日政权、团体和部队退出县城和主要交通线，平原游击战在广大乡村拉开了序幕。 　　这期间，冀中新世纪剧社奉命随冀中工作委员会北上视导团开往大清河北，开展开辟新区工作，临近年底，返回蠡县。由于形势变化，演出困难，剧社人员便分成小组到各村做民运工作，宣传、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对付敌人的进攻。剧社回到蠡县后，傅铎身患疥疮，痛痒难奈，又苦于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组织上决定让他回家休养治疗。在家近两个月，采用民间验方，傅铎治愈了疥疮。春节一过，傅铎急于归队，出村不久即遭遇蠡县警备队。敌人从他随身带的包袱里的八路军灰军装、抗日书籍、油印剧本，证实了他的身份，把他带回蠡县警备队牢房关押起来。好在傅铎被捕的消息当天下午就传到他的家里。家人通过熟人关系，先送上50块大洋的大烟土说情，经过几个来回的讨价还价，四天以后，终以大洋百元、钞票百元的赎金，将他赎出。遭遇这场飞来横祸，既对他是一次考验，又丰富了自己的斗争经验和生活经历。回家后由于斗争形势严峻，一时无法同剧社取得联系，加之随后又患上了痢疾，一住就是四、五个月。直到1939年七八月间，傅铎才又重新回新世纪剧社。 　　在武强县贺北代重新集中起来的新世纪剧社吸收了许多新人，可以称得上是五湖四海了。剧社很快排演了反映当年冀中遭洪水以后，人民支援部队，军民团结开展对敌斗争的两个多幕话剧《运粮船》和《爆发》。由于创作过程过于仓促，剧情平淡冗长，没有引起太大反映。不久，王林根据苏联长篇小说《夏伯阳》中的一个情节，创作了独幕话剧《夏伯阳》。该剧通过夏伯阳、夏的爱将安德泰、政治委员之间围绕部队建立政委制度和军民关系开展戏剧冲突，虽然是借用苏联的素材，但剧本已是完全中国化了，人物个性鲜明，矛盾集中突出，语言生动感人，获得极大成功，成为剧社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受到广大军民和领导，以及著名民主人士李公仆的一致好评。傅铎在剧中成功地扮演了安德泰，以至吕正操以及许多他不认识的首长和干部，见了面都叫他“安德泰”。这期间，傅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深秋过后，考虑到没有洪水和青纱帐做屏障，敌人必然会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环境面临恶化，冀中区党委决定送新世纪剧社到驻平汉路西山区根据地华北联合大学学习。不久，剧社全体人员进入驻平山的华大文学院。文学院院长沙可夫、副院长吕骥，下设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个系，戏剧系主任崔嵬。这些人都是傅铎他们仰慕以久的文学艺术界的名人，有机会亲受他们真传，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幸事。傅铎进入戏剧系学习，在半年时间里，对戏剧概论、表导演、剧作法、化装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学习。学习期间，除了上课还排戏演出，曾先后排演过《陈庄战斗》《麻袋》《武装接收》《自己的书》《参加八路军》《妇女进行曲》。在这些剧目中，傅铎只担任一些小角色，导演和主演是胡苏、崔嵬、丁里等一批老师。能在老师导演的戏里担任角色，能同他们同台演出，这对傅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好的学习和锻炼机会。所以，半年的学习，对傅铎的艺术创作影响极大，令他终身难忘。 　　1940年4月，新世纪剧社结束在华北联大的学习，前往冀西的曲周与刚转移到这里的冀中区党政机关会合。区党委书记黄敬会见了剧社全体成员，并对剧社今后的工作做了指示。黄敬指出：新世纪剧社今后除了演戏唱歌外，还要像老母鸡那样工作，下蛋孵小鸡，下很多的蛋，孵很多的小鸡，把冀中群众文艺工作活跃起来。 　　根据黄敬同志的指示，经过剧社几位领导研究，安排了全年的工作，并且决定立即举办一期乡村文艺培训班。于是，社长梁斌、指导员刘纪，以及傅铎、沈雁、张震动身回冀中招生。在过铁路时，傅铎亲眼目睹了冀中人民群众向冀西山区根据地运粮的宏大场面；虽然铁路两侧敌人碉堡成群，并且开始挖封锁沟，但守卫碉堡的伪军惧怕我游击队活动，一到晚上一般不敢行动，只是一阵阵虚张声势乱喊乱叫，或打枪示警。我过路人员已熟悉他们这套把戏，无所畏惧，有组织地匆匆过路。只见铁路边上，向山区运粮的民工排成长长的大队，每人身背大袋粮食，你来我往，互道一声“辛苦了”，擦肩而过。 　　不久，一百多名学员集中起来，第一期文艺培训班分两个队正式开课，傅铎任第一队指导员。教学内容就是他们刚从华北联大学习来的。山区根据地的物质生活远比冀中根据地要差，但无敌情顾虑，白天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各种工作；夜间不用担心敌人突然袭击，只要不是敌人进山“扫荡”，天下就是我们的。 　　进入九、十月份，山区天气已是寒气逼人。由于学员们领不到冬装，适逢冀中领导机关返回冀中，于是决定剧社及文艺培训班也一同过路返回冀中。当时，“百团大战”正在进行，夜过铁路时，我抗日武装将敌沿线碉堡团团围住，枪声阵阵，火光闪闪，胜过除夕之夜；铁路两侧，我运输大军车轮滚滚，人欢马叫，宛如一曲胜利交响乐。 　　回到冀中后，训练班抓紧时间，将在冀西排的几场戏举行了公演，而后举行了结业典礼。随后，新世纪剧社又集中时间进行了一系列演出。前后演出了《参加八路军》《好儿女》《模范公民》《抗日人家》《暴风雨之后》等剧目。同时，剧社开始出版了《歌与剧》油印专刊，每期印500份，专门供给适合村剧团和学校演出用的剧本和歌曲，很受群众欢迎，经常供不应求。《歌与剧》先后出了六七期，直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冀中斗争形势恶化才被迫停刊。傅铎最早尝试写作的一些剧本就刊登在这一刊物上。 　　从1940年冬至1943年冬，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特别是1942年5月，敌对我冀中根据地实行“五一”大扫荡以后，冀中全区都变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斗争异常残酷。新世纪剧社除短时间集中演出外，大部分时间分散打游击。 　　1940年冬季，傅铎率领的小组在蠡县开办了几期以村剧团骨干及小学教员为对象的短期文艺训练班。1941年的春节期间，县机关和群众团体还组织了一个临时剧团，到几个群众基础好，离敌人据点较远的村庄演出。 　　鉴于文艺训练班在群众文艺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1941年夏季，冀中文建会决定举办一期大型文艺训练班，学员达300人，并且把训练班提升到文艺干部学校。这年六七月间，傅铎作为冀中文建会代表出席在平山召开的晋察冀边区文艺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过路困难，延误了时间，他到达平山时，文代会已经结束。但他有幸亲临了正在举行的为纪念抗战四周年和党的20周年生日而举办的边区第二届艺术节，观摩了由联大演出的苏联名剧《带枪的人》，及果戈里名剧《钦差大臣》，由抗敌剧社创作演出的话剧《溪涧和洪流》（又名《铁牛与黑妞》），由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的《复活》，由抗大二分校演出的创作剧目《母亲》，以及一些分区剧社演出的精彩文艺节目。这次艺术节，集中了根据地最优秀的文艺团体，名人荟萃，名剧纷呈，为傅铎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在经历了极端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后，1942年8月，上级决定新世纪剧社转移到冀西，第二次入华北联大学习。由于形势、任务变化，这次学习只坚持了两个多月，但课程都是新的，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和名人名著等。 　　11月，根据上级决定，冀中新世纪剧社并入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由于华北联大文学院撤消，崔嵬和胡苏调任合编后的火线剧社社长和副社长。社下设四队（戏剧队、音乐队、舞台美术工作队和京剧队）一组（编剧组）。文艺界的一些名人如秦兆阳、田丰、于山、侯金镜、胡丹佛等都调到了火线剧社。傅铎任戏剧队副队长。 　　整编以后的火线剧社人才济济，气象一新，很快就推出一系列新剧目，包括《十五条枪》（不久改为《十六条枪》）《把眼光放远点》《母亲》《狼叼来喂狗》等。傅铎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在《十六条枪》中成功地扮演了汉奸曾四。他设计创作的几个表现人物特征的形体动作，受到崔嵬的赞赏。这些剧目演出后，收到很好效果。其中《十六条枪》和《把眼光放远点》很快传到其他抗日根据地，久演不衰。全国解放后，每当举行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时候，这两个剧目仍被当作纪念剧目重新搬上舞台。中央戏剧学院曾把《十六条枪》作为教材使用。与此同时，剧社还创作演出了一台快板喜剧，排演了传统京剧《法门寺》《鸿鸾禧》，傅铎在《鸿鸾禧》中扮演花子头金松。 　　1943年夏，根据斗争形势，冀中军区建制撤消，火线剧社归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直接领导，与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合并为一个单位。原抗敌剧社为一社，火线剧社为二社。随后，剧社在冀西山区参加1943年秋季反“扫荡”斗争。1944年春节以后，傅铎随剧社参加了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整风和边区大生产运动。反“扫荡”后期，剧社排演了几场京剧晚会《扫松》《王佐断臂》《打严嵩》等，以活跃部队文艺生活。随后，崔嵬社长根据反“扫荡”中的动人事迹，编写了反映边区军民鱼水情深的现代京剧《老英雄》。剧中有一个喜剧性的老年妇女角色，因为有京剧唱腔，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崔嵬提议由傅铎扮演。傅铎在二度创作中，在台词、唱词上做了某些修改，使语言更加戏剧化、口语化、群众化。这出现代京剧在军区庆祝反“扫荡”胜利大会上演出后，收到良好效果。 　　1944年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之际。傅铎在《血泪仇》中的出色表演，使他的演艺生涯登上了高峰。 　　1944年6月底，剧社决定排演老作家马健翎创作的大型歌剧《血泪仇》。原剧本是根据秦晋地方戏曲眉户曲调写的，剧社的人谁也不会唱这种地方戏，于是决定改为用河北梆子曲调演唱。当时还确定，戏要赶在阜平城召开的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大会上演。全剧组人员鼓足干劲，从7月1日开始，只用了五天五夜时间，就将这个三十多场的大型歌剧排出来了。傅铎饰演的王仁厚是全剧主角，唱多、词多，从头到尾贯穿全剧，十分吃重。还在初读剧本时，傅铎便喜欢上了这个剧本和王仁厚这个人物。自己生在农村，家里三代贫农，祖父、父亲以及身边许许多多的贫苦农民就是他创作的模特，因此从排练开始起就进入了角色。但到正式演出时，傅铎还是心里直打鼓。为了避免台上演员卡壳忘词，剧组安排了两个同志在条幕后及时提词。由于连续几天的紧张排练，傅铎的嗓子沙哑还未恢复。演员喝生鸡蛋可以滋润喉咙，保护嗓子，剧组的同志就在后台为他预备了一小筐鸡蛋，。令人预料不到的是，大幕拉开，观众立刻被剧情吸引住了，台下观众与台上演员同喜同悲，同苦同乐，剧场效果极为热烈。当傅铎扮演的王仁厚老汉不堪忍受河南家乡“水、旱、蝗、汤（指河南省国民党主席汤恩伯）”四大灾害的折磨，举家北上逃荒，途中夜宿龙王庙，遭到国民党部队的搜查，儿媳不甘遭受国民党军队排长奸污奋起反抗被枪杀，王仁厚老汉老伴一气之下，碰死在龙王庙的香案前，孙儿小狗娃伏地喊妈，女儿桂花拍案哭娘，王老汉拉孙不起，搀女不动，两个孩子哭成一团。这时王老汉面对苍天，悲痛欲绝，一大段哭板唱词撕肝裂肺。剧情发展至此，台上演员台下观众个个泪流满面。当剧情发展到第十场，王仁厚老汉经过千难万险，携弱孙幼女逃出蒋管区，进入陕甘宁边区，一家人绝路逢生，愁容换笑颜。这时王老汉每唱一句，台下便是一阵掌声。全剧长达三个多钟头，台下观众屏声静气，纹丝不动。《血泪仇》在阜平一炮打红，很快传遍全边区。一次为边区政府机关演出，演到后半场时，天下小雨，时紧时慢，剧社征求群众意见，打算改日再演。台下观众异口同声喊道：“继续演出！”观众硬是在雨中坚持看完了全剧演出。演出结束后，边区政府主席宋劭文带领政府其他领导人上台同演员见面，表示热烈祝贺。在军区驻地演出时，军民观众人山人海，秩序一时较乱，军区政治部主任潘自立含着眼泪在台下维持秩序。 　　这年七八月间，冀中军区恢复建制，火线剧社随军区机关返回冀中平原，《血泪仇》立即热演冀中大平原，出现了各分区文工队，各地村剧团家家排演《血泪仇》的空前盛况。傅铎在火线剧社首演《血泪仇》中的王仁厚获得极大成功，同时他编写的几出短剧演出后效果也不错，被边区军民和军政首长看作能编、能导、能演的明星。 　　1944年12月，冀中军区政委李志民专门找傅铎谈话，鼓励他说：“《血泪仇》教育意义深刻，好戏要多演，首先把《血泪仇》推上舞台的是火线剧社，影响很大，造成边区大演《血泪仇》的火红局面。”他接着指出：“边区要召开第二届群英大会。派你去参加大会。在大会上广泛采访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回来后进行文艺创作，希望你能写出好剧本。” 　　编剧生活 　　傅铎是个不安分的人。早在蠡县新世纪剧社时期，看见别人能写剧本，演出效果也不错，心里便跃跃欲试。特别是经过1940年华北联大文学院的学习，傅铎掌握了一些编剧的理论和技巧，创作的激情更加强烈了。离开联大之前，他就在酝酿一个话剧剧本，内容是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蚕食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的敌后根据地的倒行逆施。素材来源于当时的报刊资料和自己在根据地所见所闻；抗战前在东北军的亲身经历，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细节刻划的素材。他先把自己的构思向胡苏做了汇报，得到鼓励。于是就在回冀中的路上动笔写作初稿。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剧本终于完成了，又征求身边同志们的意见，定下了剧名《顽固派的真面目》。不久，这个剧本通过剧社领导批准排演，演出效果还不错。第一关闯过去了，傅铎的创作积极性更加高涨。此后，近两年多时间，傅铎先后创作了从各个方面反映根据地军民火热战斗生活的独幕话剧《四头牛》《游击小组》《三声枪》，两场话剧《口供》《战利品》《水落石出》等，还写了一个反映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反希特勒活报剧》。这些剧本绝大部分发表在冀中新世纪剧社编印的《歌与剧》中，有的还由傅铎导演，在部队文工队演出过。但是，一直到1944年12月，创作剧本只是他个人的一种爱好，他的本职是他十分钟爱的演员。这次军区政治部主任亲自点将安排他创作剧本，可以说是他正式走上创作道路的开始。 　　1944年12月24日，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在冀西阜平县白崖村隆重开幕。这是一次边区英雄模范人员大会师的盛会，几百位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劳动模范、拥军模范、模范干部及其他各行各业的先进代表人物，欢聚一堂，汇报个人事迹，交流经验。会议一直开到1945年春节前夕才结束。傅铎在会议期间多次采访了十几位不同类型的英雄模范人物，深感内容丰富生动，鼓舞人心，催人泪下。 　　在返回冀中的路上，傅铎同时酝酿着两个剧本，一个是以女劳动英雄张化泉事迹为主的大型歌剧《王秀鸾》，另一个是以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和几位战斗英雄事迹为主的多场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回到社里，根据社长崔嵬的建议，首先着手创作《王秀鸾》。在崔嵬的关心下，傅铎在河间县齐会村关门创作，这里有剧社的一个农业生产小组，环境好，吃住方便，无任何干扰。 　　最初，傅铎打算以冀中六分区深南县扈家池张化泉的事迹编写。张化泉在群英大会的报告极为引人注目，听众赞不绝口。她朴实、善良、勤俭、厚道，集中了中国农村妇女的传统美德。她的家乡原先处于日寇统治区，群众度日艰难。另外，她的家庭矛盾重重。婆婆好吃懒做，整天托着纸牌赌钱；张化泉担任妇救会委员，经常偷偷出去开会，做抗日工作，引起丈夫不满。日积月累，以至矛盾激化，丈夫一气之下外出谋生，一走杳无音讯。婆婆在儿子出走之后更加怨恨媳妇，又哭又闹，带着十几岁的女儿奔张家口找在那里皮货店耍手艺的老头子去了。 家里只剩下张化泉一人，又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春天，锅里无米，灶中无柴，种地没有籽种。幸喜得到抗日政府的帮助，她咬紧牙关，自力更生，发奋生产。经过一年的日夜辛苦，秋天获得丰收。劳动不仅改变了她在家庭的地位，而且也提高了她的社会地位，当选为边区劳动英雄，婆婆也受到了感动。但在构思故事结构时，感到真人真事局限性很大，戏剧情节、人物关系、矛盾冲突的展开和发展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他想到群英会上另外两个女劳动英雄：蠡县的李书亭和安新县的肖大鸾。李书亭在丈夫参军后，带着11岁的儿子，又做抗日工作又下地生产，处处走在前头；肖大鸾结婚不久就动员丈夫参军抗日，夫妻相互鼓励，她在家侍奉公婆，参加生产，丈夫上前线杀敌立功。傅铎把这两位劳动英雄的事迹与张化泉的事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然后又虚构了一个抗日村干部，一个助人为乐、风趣乐观的喜剧人物三秃子，一个反面人物牛大山等，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生动，人物性格更加丰满强烈。剧情大的结构定下来了，细节的真实是剧本的关键，这些东西在群英会上是难以采访到的。傅铎动用了自己在农村生活丰富的亲身体验，农民生产、生活每一个细节他都烂熟于心，农村各色人的语言特点、行动模式、内心世界，傅铎更是历历在目。 　　在剧本的艺术形式上，傅铎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几年的演艺生涯，他熟悉农村的演出环境和条件，熟悉观众的接受能力和兴趣爱好。从演出环境条件、群众的接受习惯方面考虑，歌剧形式比话剧效果更好。当时的演出场地都是露天的野台子，灯光、布景很简单，观众多，又没有扩音设备，演话剧观众往往听不清台词，影响演出效果；而演出歌剧、歌舞剧、快板剧，以及“旧瓶装新酒”的现代京剧、现代河北梆子则很受群众欢迎。歌剧、戏曲有音乐、有唱段，乐器一响，锣鼓一敲，场面热烈红火，群众喜闻乐见。因此，傅铎决定运用民族民间的戏曲形式，创作了十三场大型歌剧《王秀鸾》。 　　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剧本完成了。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李继之召集前线剧社和火线剧社的有关领导讨论了剧本，给予热烈的肯定。一致认为是一个内容上紧密结合当时形势，艺术上成功的好剧本。李部长立即安排傅铎尽快修改剧本，同时决定火线剧社马上集中，投入排练。为了快排快演快见观众，配合春耕大生产运动，剧社卜一、刘之家、刘敬贤、王涛、吴力等音乐工作者先统一讨论，后分头谱曲。只用一周时间就完成了全剧的作曲任务，而且每只曲子都很优美动听，富有地方特色。 　　不久，《王秀鸾》首演成功。冀中区党委给予剧本高度评价，专门举行了颁奖仪式，为剧本和演出颁发奖金、奖状。这是前所未有的荣誉。《冀中导报》《前线报》陆续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该剧通过一个普通农家妇女到边区劳动英雄的成长过程，歌颂了党的英明领导，深刻揭示了大生产运动的意义，以及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抗日根据地遭到日寇频繁“扫荡”的摧残破坏，恢复发展生产成为坚持抗日，争取最后胜利的关键，这样的形势下，该剧的影响和作用更加深远。 　　此后，《王秀鸾》在不断演出中，声誉逐渐扩大，许多专业文艺团体和村剧团纷纷以不同形式演出，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一个演出《王秀鸾》的热潮。剧中的一些唱段也很快流行于广阔平原的农村、校园和军营。在火线剧社，《王秀鸾》更是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进入大城市后的保留剧目，流行于整个根据地和解放区。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在北平召开期间，《王秀鸾》作为解放区的优秀剧目，为大会代表做了汇报演出。之后，剧本被遍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再次出版。全国解放后，《王秀鸾》同《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一道被誉为解放区的“四大名剧”，剧本及其曲调也随之传遍全国。当时的许多评论文章给予普遍赞誉，指出：“《王秀鸾》是民族新歌剧走向成熟的标志”，剧本的成功“主要得力于有比较丰富的生活基础”，她的出现，“是人民文艺、人民文化的表征，是文艺工作者走向人民和人民结合起来的结果”。有的评论还特别指出：“《王秀鸾》写出了一部非常精细、非常真实的农村的图画。剧本把农民的生活、感情和田间劳作写得这样完美无缺，紧张动人，它使观众心胸宽阔，力量生发。”老作家孙犁在文章中对由傅铎扮演发三秃子这一角色大加赞赏。他说：“我很爱好秃子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典型，脑袋虽然秃的不堪，心地却像月亮一样洁白美好，而剧作者傅铎同志饰演这个角色，竟如此出色，他对这种人物竟是这样熟悉。”如此高的评价，如此热烈的反映，是傅铎当初完全没有想到的。同时，傅铎认为，文艺界对该剧创作特色的具体评价和阐述是十分中肯的，恰当而真实地揭示出自己创作过程中的甘苦。 　　1945年夏季，剧社住在饶阳县小河庄。副社长胡苏推荐傅铎担任剧社秘书，协助社领导分管一些业务工作。《王秀鸾》创作的成功，使他更倾心于戏剧创作。有感于自己文化水平低，艺术修养薄，下决心阅读曹禺的《日出》《雷雨》和莎士比亚的许多名剧。接着，傅铎同战友们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此后，直到解放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傅铎配合各个阶段党和军队的中心工作创作排演了如下剧目： 　　1945年秋，根据当时报刊上登载的国民党军队士兵厌战情绪的素材，创作了反映国民党军队士兵弃暗投明，逃往解放区的独幕话剧《逃出阎王店》。该剧演出后效果很好，特别是剧本对瓦解敌军产生特殊作用，使其很快传遍全国各解放区。 　　1946年秋，傅铎根据自己深入部队的亲身感受，创作了内容为加强群众纪律教育的快板剧《两捆秫秸》。 　　1947年春，根据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建军的需要，傅铎创作了以翻身农民参军入伍、保国保家为内容的歌剧《王大发归队》。该剧音乐吸收了河北地方戏丝弦的旋律，易唱好听，演出效果很好。军区宣传部长甘春雷多次赞扬此剧短小精干，轻松愉快，主题鲜明，曲调优美，对部队有现实教育意义，要求多写多演这类剧目。 　　同年夏，根据青沧战役中发生的一件军民关系的真人真事，傅铎同老作家王林合作，创作了多场河北梆子《骨肉亲》。由于该剧剧情大起大落，戏剧冲突具有震撼人心的强大感染力，演出效果极为热烈动人，每场演出都成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群众纪律、军民团结的教育课。 　　同年冬，根据武强县大王庄乘整党之机陷害村干部的真实事件，火线剧社集体创作了大型歌剧《大王庄》。该剧在很短时间内赶创、赶排、赶演，及时配合了当时的中心工作，为整党运动不走弯路产生了积极教育作用。 　　1948年初春，由剧社集体创作，傅铎执笔创演了《春耕生产大活报》。该剧的突出成就是它的作曲。其主题曲《春耕曲》在1950年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出。1951年元旦，被苏联广播电台作为中国歌曲介绍给了苏联听众。 　　这期间，傅铎还成功地扮演了《白毛女》中的杨白劳等角色。 　　1947年春，崔嵬社长调离火线剧社，傅铎任副社长代理社长职务。1948年初夏被正式任命为社长。 　　1949年7月，傅铎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在会后成立的各专业协会中，傅铎被吸收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戏剧创作委员会委员（后为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抗战胜利后，多少年来一直令傅铎苦不堪言的婚姻关系终于正式解除。随后，他同1941年冀中文艺干部学校开办期间认识、心仪多年的刘志国结为夫妻。 　　新的征程 　　在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历史上，像傅铎这样，在中国人民的火热斗争中，土生土长，并且取得如此众多的戏剧创作（包括编、导、演）成果，在戏剧界产生如此影响的人可谓屈指可数。显然，是我们的主人翁的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塑造了他，是冀中军民长期坚苦卓绝的奋斗历史滋养了他，同时，这一成就也是对他个人的天赋和勤奋的回报。全国解放后，傅铎在继续担任军队文艺团体的领导职务的同时，仍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执着的艺术追求，创作出一批新剧作。 　　新中国建立后，针对部队中出现的和平麻痹思想，傅铎根据深入部队掌握的素材，创作了中型歌剧《小老虎回家》，中型话剧《暗箭》，在部队演出后，效果不错，成为当时部队政治教育的活教材，为部队建设作出了贡献。 　　1950年春，傅铎被上级领导从潮白河水利建设工地请回驻地，着手创作五年前就开始构思，但一直未来得及动笔的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同《王秀鸾》一样，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主要取材于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采访的几位拥军模范老大娘和几位战斗英雄的故事。这次创作他有意识地改变过去只求快、赶任务的做法，下决心使剧本在艺术质量上有新的提高。初稿完成后，先拿到警卫营请部分基层干部和战士听读，征求意见，又听取了师首长和剧社内部同志的意见；然后送给华北军区政治部文艺科，向丁里、侯金镜、胡可、杜烽、张克夫等专业作家求教，做了进一步修改；最后，送政治部主任张致祥审阅。张致祥认为剧本写得很感人，体现了冀中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艰苦历程，歌颂了冀中军民血肉相连、患难与共、宁死不屈、顽强斗争的精神，人物鲜明，语言生动，很有特色，要求快改、快排、快演，争取在建国一周年庆典时在北京公演。在排演过程中，为加强演员阵容，提高演出水平，华北军区政治部决定，将此前由于部队整编已经一分为二的火线剧社再集中起来，由军区抗敌剧社社长刘佳担任导演，请抗敌剧社舞美队负责制作布景。 　　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排演，1950年10月1日，《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在大华电影院正式公演，演出盛况空前，轰动北京。由于大华电影院只有不到一千个座位，为满足观众要求，迁到中山公园音乐堂进行公演，连演数十场，场场爆满，声誉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只是由于部队又一次整编，火线剧社一部分整编为华北空政文工团，另一部分编入华北军区抗敌剧社，演出只得就此停止。 　　1953年，总政文化部陈沂部长指示时任总政文工团副团长的傅铎，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整理修改一下，由新组建的总政文工团话剧团排演。傅铎根据陈部长的意见及1950年演出后搜集到的对剧本的反映，做了较大的修改。这次重演，由丁里任导演，主要演员绝大部分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演员，而且多是冀中人，导演本领大，演员阵容强，舞台美术有新的突破，灯光布景引人入胜，充分发挥了戏剧综合艺术的感染力。戏排出后，先在总政排演场招待演出，受到首都各界一致好评。周恩来总理和彭德怀元帅来排演场观看了演出。剧场休息时，周总理提出要见一下剧本作者。会见中，周总理深情地谈到：“这个戏很好，很感人，军队离开了人民就失去了力量，人民离开了军队就失去了靠山，军民亲密团结，就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感谢你为人民写了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好戏。”总理又亲切地问：“你还写过什么剧本？”傅铎回答：“写过歌剧《王秀鸾》，话剧《逃出阎王店》。”其他剧本影响不大，他没有多说。总理接着说：“《王秀鸾》是名剧呀！” 　　1954年春，《冲》剧到武汉、广州、福州等地为部队慰问演出，长达七个月之久。冬季，在北京小经厂实验剧院举行公演，立即产生巨大反响，连一向不喜欢看话剧的天津人也来京邀请剧团赴天津演出。结果在天津一炮打红，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售票处常常排起长队。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总政文化部决定将《冲》剧搬上银幕，作为八一厂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 　　虽经再三推托，改编任务还是交给了傅铎。电影与话剧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对于从解放区土生土长的文艺工作者，不要说拍电影，连看过的电影也极为有限。由于各方面都缺乏经验，电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并不成功。《冲》剧在1956年全国话剧汇演中，剧本获二等奖、导演获一等奖、舞美获一等奖，扮演李大娘的陈立中获表演一等奖，饰演阎志刚的今欣、饰演凤霞嫂的李雪红、饰演联络员的李壬林、饰演歪脖子李的刘纪云获表演二等奖。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傅铎先后五次赴朝。只有第一次是以专业作家身份赴战地采访，有三次是参加慰问团工作。从鸭绿江到志愿军司令部，从志愿军高炮阵地到炮火连天的我军前沿坑道，从参加部队的英模大会到在美军战俘营与战俘们交谈，从平壤市牡丹峰地下剧场的演出，到交通线上一次次的惊险夜行。这场战争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在傅铎眼前掠过。在此基础上，他写了多幕话剧《友谊之花》和《地下长城》，独幕话剧《中朝人民心连心》和《告别之前》。 　　1953年秋第四次赴朝。傅铎任以贺龙元帅为团长的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文工团秘书长。慰问任务结束后，傅铎随贺龙元帅到志愿军部队参观、访问，在听完参加上甘岭战役的一位师长和一位连长的报告后，总政文化部陈沂部长当即决定傅铎留在该部队体验生活，创作剧本，把上甘岭战役搬上舞台。贺龙元帅叮嘱他说：“上甘岭战役事迹极为生动，你一定要把剧本写好。”为此，调志愿军文化部曹欣及某军文工团团长崔家峻参与创作。1954年春节前，傅铎在朝鲜完成了话剧《地下长城》的详细提纲回京。由于忙于一些行政工作，剧本创作搁了下来。不久，由曹、崔二位参加编剧的电影《上甘岭》先于话剧公演。直到1956年，话剧《地下长城》才完成初稿，后由总政话剧团上演。事实上，电影与话剧出于同一提纲，艺术表现上出现雷同是很自然的。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上甘岭》无疑凝结了傅铎的心血。 　　1955年以后，直到六七十年代，傅铎创作（包括与他人合作创作）的剧本有：《有这样一个人》《阳关大道》《下放之后》《海防前线》《幸福桥》《首战平型关》《雷锋》《南方来信》《急浪红心》《众志成城》等。其中，《阳关大道》《幸福桥》《雷锋》《南方来信》产生过一时的轰动效应，有的还是当时的保留剧目。 　　傅铎60多年来的戏剧创作，展现了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继，奋发图强的生动历史画卷。 　　无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无论反映革命战争的题材，还是表现和平环境下的故事，无论重大事件，还是日常琐事，傅铎都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现实生活汲取素材，从亲身体验中提炼人物，既表现生活中的真谛，又不回避斗争中的矛盾，既写英雄人物，也写中间人物，既满腔热情地歌颂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又批评落后、揭露黑暗，不断追求，刻苦探索。1986年傅铎同志离休后，仍然不忘为我军的文化事业做奉献。他除又操笔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柳暗花明》外，还担任了电视系列片《壮士行》、电视剧《清风店战役》的顾问等工作，撰写了自传体回忆《往事沧桑》。傅铎回顾自己60多年的戏剧创作历史，他自我评价认为：我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指引下，逐步成长的“遵命文学”剧作者。遵革命之命，努力使自己创作的剧本能响应时代的召唤，传达现实的声音，与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紧密结合，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肩负的光荣职责和历史使命。 　　傅铎创作的剧本，主要收入到《傅铎剧作选》（花山文艺出版社，1984年10月）和《傅铎剧作选续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1986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完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大型丛书中《傅铎研究专集》的出版工作。 　　 　　 　　注：作者冯彩章与本文主人公傅铎家乡相距5华里，既是同乡又是战友。 　　冯彩章：解放军某高等学院教授，书法家、作家。 　　李葆定：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军史研究员，著述颇丰。 　　此文已经傅铎生前审阅，近期又经其子傅占武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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