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今天（8月24日）我的父亲走完了他人生88年的岁月。今年适逢抗战胜利70周年。父亲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烽火连天的年代里他出生入死，不畏艰险，战斗在冀中平原，演出在炮火间，创作在火线上，活跃在军民中，他一辈子从事我军的文艺宣传工作，也算是我国戏剧界一位“上台能演，下台能编”剧人了。借此机会写篇短文怀念父亲。 　　 　　我的父亲——傅铎，著名剧作家，曾在总政话剧团担任了三十年团长，离休前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也算是高级军官了。可是，在我们兄妹几个的眼里，他真没有军官样。小时候，看到别的军官叔叔们正儿八经，威风凛凛的，可是我父亲呢？虽然也穿着军装，挂着星星杠杠最多的军衔，却总透着诙谐、幽默，随和、忠厚。一同工作的同志称他“老傅头”；院里孩子们总围着他听他讲笑话。在家里他从不摆家长尊严，与我们平等相处。我和姐姐曾开玩笑地说，傅铎同志，你怎么不象个军官呢？ 　　父亲对我们说他“不象军官”并不反感。他说，我这个人天生就不是当官的性格，搞文艺工作靠的是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总拿个架子，靠行政压人，可就啥也做不成了。正是因为他当官没架子，善于接近群众深入基层，捕捉生活中的真情实感，使他的戏剧创作朴素隽永，乡土气息浓厚，富有幽默感。也就能受到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当然他也有紧张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曾多次与我谈起第一次见周总理的时刻。 　　父亲抗战初期参加革命从事文艺工作并搞戏剧创作，写过不少有名的剧本。1950年，他以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民粉碎日本侵略军“五一大扫荡”的斗争生活为背景，创作了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这是父亲的代表作之一。八一厂将它拍成电影并誉为该厂第一部黑白故事片。1953年，父亲任总政话剧团团长时，话剧团又复排这出话剧。 　　这年3月的一天，接到通知，说周总理和彭老总要来观看《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虽然这出话剧已经演过很多场，演员已有了轻车熟路的感觉，但一听说总理和彭老总来看演出，全团的同志，当然包括我父亲，都还是紧张了一番，互相提醒着，演出一定不能出差错。 　　剧场休息时，周总理提出，想和剧作者见见面。工作人员找到我父亲，拉他去贵宾休息室见总理。父亲当时的感觉，简直就是不知所措：总理百忙之中来看演出让我们已经很荣幸，首长还要接见剧作者本人？这可如何是好？是不是他看出什么问题了？此前，父亲从没有与总理有过近距离的接触，这回，该对首长说啥呢？ 　　父亲匆匆整整装，快步走进休息室，刚一进门，还没来得及敬礼，就见总理拍着沙发，让父亲坐在他身边，那口气，好象和父亲很熟悉。左边是彭老总，右边是总理，父亲拘束地坐在当中，不知是高兴、是激动、还是紧张，那个心呀，砰砰嗵嗵地跳着，响着。刚才在后台还和演员们有说有笑的父亲，这时手脚都不知该如何摆放了。 　　总理和蔼地问父亲：“傅铎同志，你是那里人呀？” 　　父亲的原籍是河北蠡县，抗战后期划归博野县。他当时一慌，竞支支吾吾地说：“可能，可能是蠡县吧。”总理说，别紧张嘛，一紧张就连自己老家在哪也不知道了。大家一阵笑，父亲的紧张情绪才稍稍平缓了些。 　　总理对父亲说：“这个戏很好，很感动人，军队离开人民就失去力量，人民离开军队就失去靠山，军民亲密团结，就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感谢你为人民写了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好戏。”听着总理的谈话，父亲还是紧张，连连称是，竟连句谦虚的话也没说出来。 　　总理又问：“你还写过什么剧本？”父亲说：“写过歌剧《王秀鸾》，话剧《逃出阎王殿》等。”总理风趣地接着说：《王秀鸾》，那可是解放区的名剧呀！ 　　话题刚扯开，剧场铃声响了。总理、彭老总起身与我父亲握手道别，又去看戏。等总理和彭老总离开休息室，父亲才慢慢从紧张的情绪中恢复过来。父亲和总理、彭老总见面，也就是十分钟的时间吧，可就在这短短的十分钟里，父亲居然出了一身大汗，衬衣全都湿透了。 　　上世纪60年代初，由父亲执笔，总政话剧团集体创作了多幕话剧《幸福桥》，讲了一个街道居民组织起来兴办家属工厂的故事。这出戏公演后，社会反响很好，场场满座。于是，父亲他们便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邀请周总理有瑕来审查演出，总理马上就答应了。 　　演出那天晚上，偏巧总理有一个外事活动。开演前，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打到剧场说：总理嘱托戏按时开演，不要因等他而推迟，外事活动结束后即来剧场看戏。第一场结束的时候，总理赶到了。他悄悄地走进剧场，没有打扰任何人。全 　　剧演完观众退场后，又专为总理和邓大姐重演了第一场。 　　演出结束，周总理上台接见演员。合影留念前，总理说：“《幸福桥》写的是妇女兴办家属工厂的戏，妇女大有作为，今天照相，女同志都在前面坐着，男同志都在后面站着。”遵照总理的指示，邓大姐和全体女演员前排就坐，周总理、齐燕铭等领导同志、我父亲及全体男演员站立在后面。 　　父亲给我讲这段故事时，我曾问父亲：“这回见总理，你紧张吗？”父亲说，“好多了，自总理看《冲》剧后，又多次看过总政话剧团的演出。我们几乎快成熟人了。” 　　1962年的一天，周总理再次如约到人民剧场看我父亲创作的话剧《首战平型关》。离开演还有一段时间呢。突然前门有人通报，说总理和邓大姐提前到了。父亲一听，心想，这可坏了，是谁把演出时间通知错了？父亲心里一下子紧张起 　　来。见到总理后就向总理表示歉意，没想到在一旁的邓大姐却说：“道什么歉呀，总理忙得要命，没时间休息，今天来早了，正好在这休息休息。” 可是总理却没有要休息的意思，一走进休息室，就与父亲等团里的领导、演员聊了起来。先问剧本是谁写的 ？戏是谁导的？父亲向总理一一做了介绍。邓大姐望着父亲说：“挺面熟的。”总理说“我们已经看过他写的好几个戏了嘛。”总理接着又说：“平型关是八路军挺进敌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一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威名，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 　　这次和总理见面，摄影记者拍下了总理和父亲及团里其他领导一起交谈的镜头。父亲抄着手，指间夹着香烟，样子看上去很是放松从容。不过，即便是这张有珍贵纪念意义的照片，有时也成了我和父亲开玩笑的依据：傅铎同志，你看，穿上军装也没个军官的样子……说到这，父亲不言，只是幸福地笑着…… 　　 　　正因为父亲不象军官，特别是到基层参加活动就更显得游刃有余，这为他的生活素材积累，提供了丰富的保证。这一点不假。我在连队当兵时，就遇上过一回。 　　1975年，我在天津66军坦克团当战士。4月间，父亲到天津去观摩某剧团的演出后，他顺便到部队去看我。警备区要派车送他去坦克团，父亲说，我去看儿子，是私事，还是自己去放松些。他也没和我打招呼，便自行前往了。 　　那天上午，我所在的连队正在组织政治学习。在宿舍里，我们看见一个战士赶着一辆马车从我们窗前驶过，隐约中，还看见车上有一位老军人手扶着车帮，半蹲在车上。看到这风景，班上战友们便玩笑说，哈，看呀，咱坦克团有马车来访了。 　　远远地，我们看见马车直接停在团部办公楼的大门前。不一会儿，团值班员陪着一位老军人进了我们班的宿舍。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半蹲在马车上的那个老兵，是我父亲。一问原委才知道，父亲到东局子后，一看，哎呀这么大的营区，阳春四月，天气已经转暖，五十八九的人了，走了一段之后，感觉又热又累，正好有一辆马车路过，便向赶马车的战士打听坦克团的位置。赶马车的小战士很敏感，看这个穿着高级布料军装的老头“军姿不严”，便机智地说，老同志，您上车吧，我送您过去。父亲则凭他作家观察生活的本能，感觉到小战士对他有所防备，索性答应了小战士的要求。 　　父亲半蹲在马车上，用朴实的乡音和小战士唠起了家常。他对小战士“招供”说：这回呀，我是从北京到天津开会，顺便也干点“私事”——去坦克团看儿子，本想问问路，却让你“活捉”了。小战士听了父亲玩笑式的叙述，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是592团某连的驭手，到师部出公差正回营房，看到您穿着一身颜色、质料都不同于我们的军装（父亲穿的一种特质的卡斜纹军装。当时只在少部分军人中试穿过），又没有乘坐小车，走路慢慢腾腾，没有“首长”派头，还直打听军直属坦克团的所在地，我还真以为您是……想着自己快要“立功”了呢。” 　　“首长”莅临，我们全班起立向父亲敬礼。父亲则忙着摆手，招呼大家快坐下，自己也很随意地坐在了我的床边。他对班长说：“大家都挺忙，我就不打扰你们学习了，看到孩子没缺胳膊少腿的就行了。”一句话逗得全班都笑了起来。 　　班长说，现在正是课间休息，请首长做指示。父亲说，指示不敢当，聊天可以。于是便和我们聊了起来，父亲挨个询问全班每个人的家乡在那里，并时不时地学着战士们家乡方言，用安徽、四川、山西、山东、河北口音和他们拉家常，看到有的战士自己卷“炮筒”，便从军装口袋里掏出卷烟散给大家抽。 　　这时，我们班一位战士下岗回来，进门刚说了一句话，父亲就听出他是河北乐亭地区的人，于是就学着冀东地区的乡音开玩笑说，乐亭人——俗称老忐，又逗得全班大笑了起来。 　　我们班宿舍里传出的笑声传到了别的班的宿舍，许多战友也聚过来，和这位坐马车来的“首长”聊天，大伙向父亲介绍了连队里军事训练，政治学习、伙食标准、娱乐活动等等许多“新情况”。有的战友听说这位“老头”是我父亲，就对我说，你父亲，够哏（天津话幽默的意思）的。 　　到吃午饭的时间了。连长、指导员指示炊事班专门做小灶招待父亲，父亲忙说：我到部队来看儿子，就是来队家属，在连队食堂吃大锅饭就行，专门为我开小灶，可是拿我当外人了。 　　连长、指导员刚要解释，父亲又说，听说坦克兵的装甲灶挺不错的，我还没吃过呢。连首长对父亲这既幽默又有道理的说法无奈，便陪父亲来到饭堂前，看着列队整齐的战士唱了一支歌后，一同进饭堂与全连同志一同吃了一顿装甲灶。 　　父亲完成了看孩子的“私事”，准备离开时，我的一位战友听说后，立即找到了团首长，要团首长派车送我父亲离开营区。说话间，团首长无意中问了一句：小傅的父亲行政多少级呀？战友说：反正比咱们军长、政委的级别高。团首长感叹地道：这样的老同志，居然坐马车来，真是个普通一兵！ 　　 　　我父亲从河北农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走出来，几十年的革命经历，共创作了四十多部剧作，出版了戏剧集和自传体回忆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还出版了他的研究专集，享受政府津贴，担任着军职领导职务，称之为著名剧作家、高级干部一点也不为过，但他却没有一点名人、高干的架子，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和劳动人民的纯朴情感。他对事业孜孜不倦，对工作精益求精，对同志平易和善，对生活艰苦朴素，对子女严格要求，虽然他永远离开我们了。但他的好品质、好风尚，他的音容笑貌将在我们心中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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