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就要到了，今年的清明是爸爸去世后，我们迎来的第一次依照传统习俗祭奠他老人家的日子。而今年的清明恰与爸爸89岁农历生日是同一天，权当老天爷也在对他表示纪念吧。几个月来爸爸的身影总在我的脑海里时时地浮现，随手记下来几段往事，也算是对老人家的怀念吧。 　　　　 　　　　2005年8月24日上午10点10分，爸爸与病魔抗争了55天后，走完了他88年零四个月的人生历程，医护人员撤除了病床旁的各种仪器，拔去了爸爸身上插的所有管子，老人家独自静躺在病榻上。我挪着沉重的步子，随医务人员从301南楼呼吸科重症室推着体温尚存的爸爸来到太平间，那阴冷的房间和冰凉的铁门永远地将爸爸和我们阴阳相隔了。残酷的现实彻底打破了我心中一直企盼的“爸爸有可能逐渐康复”的幻想。 　　　　 　　作为一位88岁的老人离开人世，有人可能会说，已经高寿了。可在与他交往的人们中，他是被公认的健康老人。平时照顾爸爸的公务员说：有时散步我都追不上他的脚步。歌唱家李双江曾风趣地说：傅老八十多岁高龄，壮的却像一座山。去年5月14日，我陪同爸爸参加了总政话剧团建团52周年及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会。会上他做了近20分钟的即兴发言，我没有见过爸爸在大型会议上讲话，而当我看到88岁的老人，讲话的嗓音那样洪亮，逻辑那样分明，思维那样敏捷，我确实被震惊了。曾与爸爸在战争年代以及建国后各时期一同工作过的同志们又一次聆听了老领导精彩讲话后，赞叹不已，纷纷说，老傅头讲话如同当年，从不用稿，还是那么风趣、幽默。可谁又能想到这竟成了爸爸告别战友们的绝唱。整整一百天后，这么结实的一位老人，就突然撒手人寰，哪一个又能相信这是真的呀！ 　　 　　　　写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想说几句题外话。爸爸是1999年301医院做的为数不多的腹主动脉瘤支架术的患者之一，手术成功，术后没有渗漏，几年来恢复良好。去年5月爸爸在301医院做体检时，各项检查结果也都正常，仅仅过了一个月，腹主动脉上竟出现一个新的病灶并且破裂，我不懂医学，也不知动脉瘤生长的速度，但这不能不使我对301医院去年体检工作存有疑虑了。去年5月底时，爸爸身体不适要求住院检查，但须排队等候，这一等竟等到了腹主动脉瘤破裂。已经发生的事是不能假设的，我也不想假设若5月底爸爸住进了医院全面检查治疗，腹主动脉瘤破裂的可能还会有多大。令人费解的是直到爸爸去世后的某一天才接到住院处的住院通知。爸爸一生从事部队文艺工作，从演员直到我军最高文艺团体的负责人，自抗日战争以来共创作了大小剧作几十部，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上级组织在对他的评价中说道：“他的逝世使我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文艺工作领导者和杰出的剧作家。”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像他们这样辈分的部队老艺术家，原本就屈指可数，这些年，又相继去世了一些，从待遇上看，他们在军中文艺界可能是顶级了，但却不能有病马上住院（抢救除外），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是一个遗憾。对这样的老艺术家能否在这方面网开一面呢！我只是衷心地希望我军在世的那几位85岁以上的老艺术家，不要再因患病后等床位这样的事情，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爸爸一生为我军文艺工作兢兢业业，甘于奉献。战争年代他创作演出在敌人的炮火下，战斗生活在广大军民中；和平时期，他先后五次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为满足部队官兵的文艺生活，他和战友的演出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半壁山河。五六十年代，为了工作，他几乎无暇顾及子女。我四岁便开始了在寄宿幼儿园、小学的生活，直到文革时期寄宿制取消。文革中，本可以与爸爸在一起了，他却受到冲击离开家被监管；接着我又到外地当兵几年，复员后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居所，只是经常回家探望老人家了。我们父子接触的半个多世纪中，真正居住在一起的时间，也就十来年光景。 　　 　　　　小时侯我每周六下午回家，周日返校。在记忆中，爸爸要么下部队深入生活，要么带队外出演出，只要没出差，他一般都是在家中被称为“办公室”的房间里，伏坐在写字台前写作，桌角那盏铜底座、绿色玻璃罩的老式台灯散发出的乳黄色的光，常常是弥散在淡淡的烟雾中；烟灰缸里满是烟蒂，烟盒放在一旁，稿纸铺在桌面上；他左手夹着香烟或按住稿纸，右手握笔用他特有的竖排格式书写着文稿，有时还带感情地读出来声来。看到我回家，他便停下工作，坐在沙发上，在我的成绩册、联系本和各科作业本上签字并询问我在学校的情况，我也会将本周获得的喜报交给他。然后他就又回到那间弥漫着烟雾和柔和灯光的“办公室”里。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是在从事“编剧”工作。 　　 　　　　上小学不久的一天，生活老师问我，你爸爸是作什么工作的。我曾挺文化味地说：是编剧。生活老师听后犹豫一下纠正地说，是编辑吧。正因为如此好长时间我对编剧和编辑是混淆的。爸爸的这种写作的姿势和创作状态一直持续到他离休以后的很多年，只是随着岁数的增长，眼前架起了一幅度数逐渐增高的老花镜，左手夹的香烟也在十几年前去掉了。他写作用的那盏旧台灯，直到九十年代初搬进干休所才处理掉；而50年代公家配发的，爸爸常年伏案笔耕并完成了话剧《幸福桥》《首战平型关》《雷锋》《海防前线》《南方来信》《急浪红心》《新苗茁壮》《众志成城》《敌后武工队》和自传体回忆录《往事沧桑》等写作的那张写字台，至今还在他的书房里，但桌前再也不是从事写作的爸爸，而改放他老人家的遗像了。爸爸去世后，在清理他的书房时，我发现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打开一看，竟然是我小学时期获得的所有奖状和成绩册，成绩册上面依稀可见爸爸的亲笔签字。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当年每次我交给他喜报或奖状时，他都会默默地为我珍藏起来。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爸爸事业的辉煌时期，那时总政话剧团演出的场次多，爸爸创作的剧目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他们的演出也多。几年间，我先后在爸爸的“办公室”看到过许多令我记忆深刻的照片：周总理观看《幸福桥》后与大家的合影；朱老总、周总理、董必武、李先念等中央领导观看《南方来信》后的合影；毛主席观看《万水千山》后与大家的合影；越南范文同总理看《南方来信》后与演员的合影；以及周总理观看《首战平型关》在休息室与爸爸交谈的照片。每幅照片都能听到爸爸讲出一个动人的小故事。可惜这些照片文革抄家时全被抄走了，至今也没有找回原版。 　　 　　　　小时候我假期的文娱生活，就是看总政话剧团的排练和演出，在这期间我知道了走台、舞台监督、舞美队、效果等专业名词。我那时认字不多，但从当时的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话剧团的演出的海报，当然也就经常可以看到“编剧：傅铎”的名字了，无形中使我对总政话剧团的演出和爸爸创作的一些剧中台词有所偏好，比如《首战平型关》中八路军战士王大个、国民党副官吴发财、日军参谋长，《南方来信》中阿霞等人物的台词我至今都能背下来。后来我在阅读《傅铎研究专集》介绍爸爸戏剧创作的文章时看到：他的作品语言通俗流畅，朴素隽永，乡土气息浓厚，并且不乏幽默感，常使读者和观众发出忍俊不禁的微笑，构成了作品淳朴浑厚、明朗喜悦、幽默风趣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一概括是非常准确的。 　　 　　　　1973年底我所在的66军要搞文艺汇演，作为军直坦克团的文艺骨干，我创作了一个相声和一个小话剧。小话剧《质量问题》剧情是通过教育坦克修理工小张提高修理质量，克服凑合观念，加强战备的小故事。但剧本写完后感觉说教多，情节少，不满意。无奈之下，我将剧本寄回北京，求助爸爸帮忙修改一下。一周后，我收到了挂号信，打开一看，是爸爸修改后并用他那惯用的竖排书写方式重新抄写的《质量问题》。剧中的事件还是原来的事件，人物关系还是原来的关系，只增加了小张领了一双不和脚的解放鞋，而部队正好要去野营训练，他要换鞋，大家故意让小张凑合穿，通过此事教育了小张，提高了质量观念，剧情有了明显的改变，道理讲得清，人物特点突出，矛盾冲突也鲜明了。演出时剧场效果非常好，在文艺汇演颁奖会上，该剧获创作奖。其实这个奖应该归谁，我心里很清楚。多年来，爸爸在帮助别人修改剧本或担任剧作的艺术顾问时，不仅善于调整戏剧情节，增加矛盾冲突，平中见奇，引人入胜，而且还很尊重原作者的故事主体。80年代初，爸爸调任八一厂政委，他除参与落实政策工作外还要主抓剧本创作，但上班看剧本的时间很少，因此每周休息日，他都要躲到安静的地方，看几个钟头的剧本并拿出修改意见。八一厂的一位老同志在怀念他时说：我们特别愿意参加有傅政委到会的剧本讨论会，因为他在阅读原稿时，十分专注并细致思考，讨论时不仅有较高的分析水平，而且对如何修改总讲得具体细致，易于接受便于修改，他又从不强求作者接受他的意见，总是持以商榷研究的态度供作者参考。 　　 　　　　爸爸从一个农村孩子成长为部队文艺工作的领导者、艺术家，却始终没有丢掉劳动人民的本色，保持着良好的平民心态。1975年我在天津某部服役，正好爸爸到天津参加一个活动。有一天，一辆马车从我们驻地的窗前经过，我们看见一位老军人手扶车帮，半蹲在马车上，还议论道，炮团的马车拉人到咱们营房干么来了。不一会儿，团值班员陪着爸爸来到了我们班的宿舍，才知道刚才马车上的那个老兵竟然是他。原来爸爸的活动结束后，想到部队去看我，因为是看孩子，所以他谢绝了警备区为他准备的车辆，自行前往我们驻地。哪晓得下了汽车还有好几里路，快60岁的人了，又穿着皮鞋，走了一段之后，就感觉有点累，正好有一辆炮团的马车路过，他便向驭手打听坦克团位置，驭手的警惕性很高，看到这样一位老军人没有乘坐小车，又在打听军直属部队的所在地，便机智地说，上车吧，我送你过去。那个驭手就将爸爸一直送到了我们团值班室。他来到我们宿舍后就坐在床边，一下子便与我们班来自安徽、山西、河北的战士们聊得火热了，并时不时地学着战士们家乡的方言，没有一点架子，不一会儿，其他班的战士也来我们班凑热闹。善于和各样的人沟通交流，这是爸爸的特点，不论是下部队、去工厂、到农村，由于他性格开朗，语言幽默，平易近人，所以他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最基层同志的关注热点，与战士打成一片。 　　 　　　　文革中，爸爸受到严重冲击。有一年夏天他们在小西天院监督劳动。我在院中见到被监管很常时间没回家的他，心里挺高兴，50多岁的爸爸，头戴草帽，肩上搭着一条白毛巾，身着退色的军衬衣和一条带补丁的军裤，脚蹬布底老头鞋，十足的老农民的打扮，看着他撒土、铺草、拉磙子的那一招一式熟练动作确实是个行家里手。由于天气太热，不一会儿他便汗流浃背，显出疲惫的样子，我一阵的心酸，我怎么也不能把眼前的爸爸与前几年与周总理亲切交谈，身着大校礼服带队欢迎日本齿轮座剧团的爸爸想象成一个人。我当时兜里有一毛多钱的钢蹦，于是跑去买了四根三分冰棍，大胆地给爸爸送去了两根，又给了一同劳动的蓝马伯伯一根，我自己吃了一根。我这一举动，影响了其他劳改人员子女，他们纷纷为父母买来了冰棍，大家都吃了起来。原想第二天继续给他们买冰棍解暑，但第二天他们什么也不敢吃了，也不敢与我们说话了，据说是当天晚上管理他们的人员把白天吃过子女送冰棍的人员狠很地撸了一顿，不准再与亲属接触了。这样，我就只可以远远地望着在酷暑里面艰难劳作的爸爸，几次也隐约看见爸爸抬头向我这边瞧一瞧，招手示意让我快走开。 　　 　　　　文革监管扣工资期间，爸爸只能抽一两角钱一盒的烟。有一次我和姐姐悄悄地将两盒好烟和一包果丹皮藏在给爸爸送的衣服里去探望他，没想到那天监管人员没允许我们见面，让把衣服留在他那里，我们紧张极了，生怕查出来，让爸爸再受苦头。1970年爸爸解除监管到山西农村接受再教育，我刚好参加工作，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想表示一下我的心意，于是我排了三次队买到六盒“光荣牌”香烟（听说此烟与“中华”是用一种烟叶不同的位置），托人带到山西并附言说道：送上“中华牌”香烟——下脚料“光荣牌”。据说当时爸爸与丁里伯伯读到信上说是中华牌时很高兴，再读下去竟成了光荣牌，又很扫兴。这个小故事后来成了爸爸和丁里伯伯常说的笑话。也成了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件趣事。 　　 　　　　不摆架子，不计较待遇是爸爸工作、生活中的一个特点。家住小西天时他总是坚持每天与同志们一同坐大班车上下班，决不轻易坐小车。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他提前回家有事，到家后灰头土脸的，一问才知道，为不影响驾驶员休息，他竟搭乘送文件的三轮摩托回来的。调八一厂工作后，因离家太远，才乘专车上下班，但每天都要顺路带上同事。前些年为照顾老同志生活，组织为他重新配备了专车，但他为了给公家节省汽油，减少驾驶员的出车次数，他经常是把几件事集中在一次出车中完成。我们常对他说：车是为人服务的，你却总为车的使用着想，快成车辆管理员了。86岁高龄时，一天下午，为了让上午出过车的驾驶员好好休息，他居然走路到积水潭医院探望病重的妈妈，后来在我们的执意要求下他才打车回了家。他就是这样一个不愿意麻烦别人，不愿意摆架子的老同志。难怪李壬林伯伯生前说到爸爸平易没有架子时曾风趣地说：文革前北京有两个骑自行车的大校，一个是胡可，一个是傅铎。 　　 　　　　“搞艺术工作要靠以理服人，人与人之间要建立一种同志式的合作关系，工作中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绝不能以权势压人、以行政压人。”这是几十年来爸爸从事文艺领导工作总结的真谛。正是因为他遵守着这一原则，虽然担任文艺团体领导多年，但与大家平等相处，平易近人，又十分有威信。直到今天大家谈起他当年工作时还一致公认，老傅头在领导我们工作的几十年间，德高望重，功不可没，成就斐然，乐观善良，重情轻利，是我们心中无形的凝聚中心，我们从心里敬仰他。这从去年话剧团几代演员纷纷为爸爸祝福“米”字寿的场面就可以知道他老人家的为人了。他离休已经二十多年了，但只要是与他一同工作过的同志去世了，不论年龄大小，不论是演员还是职工，他都要去参加悼念活动。我们曾劝他，你已经88岁高龄了，这样的场合不用每次都去了，大家会理解的。但直到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参加了舞美队一位同志的告别仪式。 　　 　　　　爸爸参加革命近70年，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干部、著名剧作家，但始终保持了普通一兵的本色和劳动人民的纯朴情感。他对事业孜孜不倦，对工作精益求精，对同志平易和善，对生活艰苦朴素，对子女严格要求，虽然他永远离开我们了。但他的好品质、好风尚，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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