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七九年在南京举行的太平天囯史讨论会上,澳大利亚学者克拉克（Prescott Clarke）提出冯云山曾经参加“福汉会”（Chi—nese Christian Union，亦简称Chinese Union），并断定：“大概冯云山于一八四八年曾访问郭士立（Karl F. A．Gutzlaff）于香港,且有可能受其洗礼。”克拉克这一论断引起与会同志的强烈重视。 　　　　一九八○年春，笔者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赴美讲学，在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查阅有关这一问题的中外文资料。一九八一年春，又承加拿大魏安国教授（Edgar Wickberg）协助，从香港复印《The Overland Register》及《The Hong Kong Register》等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寄赠。魏安国教授还为此事询问了香港大学施其乐教授（Carl Smith）。承施其乐教授告知：接受郭士立洗礼人员的名单现存美国哈佛大学大图书馆（Widener Library）。 　　　　根据上述材料，现就郭士立和冯云山关系问题在港、台及海外的讨论情况，作一介绍，并提出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同好。 　　　　 　　　　(二) 　　　　 　　　　关于福汉会问题。 　　　　台湾出版的《大陆杂志》第五十七卷第三期发表了简又文写的《郭士立与太平军》一文，香港出版的《珠海学报》1970年第三期发表了李志刚写的《郭士立在香港之历史及其所遗中文资料》一文，这两篇文章都对福汉会作了较详细的论述。现将有关内容介绍如下。 福汉会是郭士立于一八四四年二月在香港组织的，目的是训练华人，使之深入中国内地传教。郭士立的传教方式和传统的方式不同。传统的方式是由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通商口岸及其他城市建立教堂进行传教，同时通过创办学校，开设医院进行活动。郭士立则主张传教工作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只要笃信上帝，皈依基督，稍识圣经要义，即替他洗礼，视为教徒，并给予传教任务。这样，他组织了福汉会。参加的人是受他洗礼的华籍基督信徒。不久，郭士立从福汉会员中挑选一部份派入中国内地送书传道。顾名思义，这个福汉会的宗旨是“广播教道，造福汉人”，它并不是通常的“教会”。 　　　　福汉会的工作，初期是比较顺利的。一八四四年会员只有二十人，一八四五年增至八十人，一八四六年六月洗礼人数为一百七十九人，到一八四七年底受洗礼者九百人，传道人增至八、九十。一八四八年五月，会员达一千三百人，其中任传道及助理者一百一十二人。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六年间，福汉会先后在广州、佛山、顺德、三水、韶州、南雄、潮州等地设立福音站。在广西也设立了桂林、柳州、梧州、桂平、南宁、太平等六个站。传道人所到之处远至海南岛、广西、江西、福建等地。 　　　　一八四九——五○年，郭士立回到西欧，由韩山文主持福汉会会务。韩山文发表报告，揭露该会“工作人员多不肖之徒，有夸张甚至伪造工作报告者，亦有向人敲诈者，而其时在港之二百会员中，吸鸦片者五十；向郭氏报称假名字、假住址及作工作行踪之假报告者七、八十人；又有既入内地，一去不回，亦无报告者五十人；另有宿娼者、拜偶像者及偷窃该会印刷品出卖者，种种劣迹。”一八五一年八月郭士立病死，会务停顿，一八五五年福汉会正式宣告结束。 　　　　 　　　　(三) 　　　　 　　　　冯云山究竟有没有参加过福汉会。 　　　　克拉克最早提出冯云山参加福汉会问题并不是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三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出版了克拉克的著作《上帝之来广西》（The Coming of God to Kwangsi），在这本书中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克拉克的判断的最有力的根据是一个福汉会会员的报告。这份报告发表在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香港出版的《The Overland Register》上，同时《The Hong KongBegister》上也登载了同样的内容。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说：他曾到过广西，于一八五二年初跑到湖南赶上太平军，后来被清军俘虏，被遣回原籍。当他初到湖南时，冯云山因其为基督教同道及福汉会旧同事，欢迎他加入太平军。 　　 　　 　　 　　 作者： 朱雀之殇 2006-11-22 17:09 　 回复此发言 　　 　　-------------------------------------------------------------------------------- 　　 　　2 关于郭士立和冯云山的关系问题——茅家琦 　　 　　简又文在《郭士立与太平军》一文中对这份报告作了详细的考证。他列举十一条断定“全篇皆系谎言”。这十一条的内容如下： 　　　　(1)“其最为显著之破绽，乃谓在湖南晤见冯云山，此绝对无可能之事，盖冯早于一八五二年六月初在广西全州之蓑衣渡逝世，从未逾越桂境而入湘”； 　　　　(2)“据云：太平军由桂入湘路线，系由南宁、永安、桂林，经罗定（广东西江上游），实则全军由广西桂平北上，直至全州，大败于蓑衣渡后乃经山路入湘境，从未到过南宁及广东。” 　　　　(3)“又云，洪氏尊号为‘太平王’，此亦当年初起义时中外人一般的传说。其实则金田举义时已建立‘太平天囯’，称‘天王’。其人两不之知，并妄以太平军为‘明军’。又云,兵民皆尊称洪为Royal Father(原文未明)，访并无此尊号。” 　　　　(4)“以冯云山为‘天德王’’‘全军主帅’，并称尊号如洪，均绝无其事。冯死时全衔为‘前导副军师后军主将南王’，位居杨秀清、萧朝贵之下。” 　　　　(5)“以浙人钱江为‘左翼’主帅，封‘护国军师’，另有尊称，绝无其事。钱于道光晚年因在粤鼓动反英，遣戍西陲。约于太平军起义时回北京，后南下投入清军‘江北大营’雷以諴幕，献抽厘金助军饷之法。未几被雷所杀，固未尝与太平军有接触也。‘三合会’及粤人传闻，均以钱为太平军‘军师’，无怪此人有此报导。” 　　　　(6)“以罗大纲为‘平南王’称‘大将军’，实则罗初附义时只封‘军帅’，至克南京后乃升‘检点’，从未封王。” 　　　　(7)“又有罗某二人，一为‘定南王’，一为‘镇南王’，皆封‘副将军’，绝无其人其事；太平军组织亦无此两种王爵及军号。” 　　　　(8)“以杨秀清为‘右翼’主帅，封‘副军师’，掌理国事，皆非也。杨在永安封‘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东王’，名位仅在洪氏之下，为全军第二号首领。且太平军军制自始分中、前、后、左、右五军，各有‘主将’统之，并无‘左、右翼’之组织”。 　　　　(9)“又云，冯初会见时喜见旧知，即委为‘五十夫长’，克桂阳后升为‘百夫长’（即卒长）。考太平军制，下级并无‘五十夫长’，只有‘卒长’管四个‘两司马’，每‘两司马’管廿五人。” 　　　　(10)“至其叙述及太平军之‘宗教信仰’，则侃侃而言,不得要领，金不知其特色，只凭其昔在福汉会所闻之肤浅教义，拾其唾余，泛泛说出。” 　　　　(11)“以太平军人员有数十万,其实只得数万。”简又文在结论中说：“由以上诸条观之，可断定其人不特未尝晤见冯云山，而且并不知太平军之进军路线，领导人物，军事组织，尊号军号，全军人数，……则其人从未加入太平军，可以断定，而其全篇报告皆伪造之辞，信口雌黄。” 　　　　一九七六年，施其乐发表文章说，他在郭士立及福汉会各种文件中钞得曾受郭士立洗礼的名单，细细阅读，由一八四○年起到一八五一年止，并没有发现冯云山的名字，因此，他不相信克拉克关于冯云 　　　　山曾接受郭士立洗礼之说。 　　　　我个人认为简又文和施其乐的意见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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