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红岩》小说及其作者、评论和读后感

研究"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研究其前期的群众性造反运动，作家罗广斌的悲剧是十分典型的个案。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舍、闻捷、海默、傅雷等作家不同，罗广斌在文革中是造反派中的风云人物，死于造反派的两派冲突之中。 　　 　　　　罗广斌为什么要造反 　　 　　　　罗广斌，1924年生于四川忠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附属中学读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和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1946年被派回四川重庆参加地下工作，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因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等叛变而引起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大破坏，罗广斌撤回成都父母家中避风。其（同父异母）兄罗广文当时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的嫡系部队中统率17万大军的兵团司令，负有西南防务重责。因刘国定的出卖，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知道了罗广斌的中共党员身份，但还不敢贸然下令缉捕，特地找罗广文商谈。罗广文担心其弟在此混乱局势下被一般小特务抓住随便处置了，同意让徐远举将罗广斌关起来"管教管教"，并提供了成都家庭住址。罗广斌遂被捕，先后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脱险。50年代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长寿湖渔场场长。与刘德彬、杨益言一起创作了回忆录《圣洁的血花》、《在烈火中永生》，随后又创作了引起极大反响的长篇小说《红岩》。1962年调重庆市文联任创作员（即专业作家）。 　　 　　　　在一般人看来，文革以前，罗广斌以"脱险志士"、"革命前辈"身份到处宣传革命烈士事迹，又满腔热情创作歌颂革命烈士的回忆录、小说，小说《红岩》出版后轰动国内外，影响巨大，成为当时最为畅销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人生观教科书，因此罗广斌应属于主流文化中的得宠者。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罗广斌在文革前实际上处于受压地位。 　　 　　　　罗广斌的受压，主要是因为他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那段经历。 　　 　　　　因为指挥大屠杀的徐远举本来就没有打算杀害罗广斌（既怕将来与罗广文见面时交不出人，又怕会因此刺激罗广文投向共产党），并在大屠杀开始后明令释放罗广斌。徐被俘后，对此作过交待。加上其他落网特务有关"罗广斌是放出去的"一类交待，与罗广斌自述的"越狱脱险"对不上口径。 　　 　　　　事实上，徐远举虽然下了释放罗广斌的命令，却并未监督执行，具体执行屠杀任务的特务们并不知道此事。罗广斌本人也不知道此事。他是在众多特务被先后调走，白公馆监狱只剩下一个与政治犯相处较好的看守杨钦典时，劝说杨同意放走他们后，率领全体难友（加上两个小孩共19人）趁虚逃走的。在那生死难测的时刻，若是罗广斌没有果断决定自行突围，后果很难设想──同样是已经由徐远举下令释放的两位共产党员：李承林（万县和成银行副经理兼营业主任）和韩子重（四川军管区少校参谋），在渣滓洞监狱大屠杀中照样被杀害了…… 　　 　　　　但是因为罗的自述与特务的交待在"逃走"和"释放"这一点上大有出入，有关方面对罗广斌这段历史便产生了怀疑，甚至疑心罗广斌会不会是接受了"潜伏任务"的叛徒。在解放初期为恢复罗广斌共产党员党籍而作的审查中，和1955年的肃反审干中，本已对罗广斌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明确结论，认定他在国民党狱中的表现是好的，出狱也没有问题。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对罗广斌的怀疑又加重了。他受到无休止的审查，政治生活受到许多不明不白的限制。小说《红岩》轰动了国内外之后，对他的压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明显了。1963年，以全国青年联合会名义组织了一个访问日本代表团，共青团中央提出推选罗广斌为代表，被重庆某些领导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而否决。1964年共青团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拟安排罗广斌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为同样原因被否决。胡耀邦为此不满地说过：我不相信能写出《红岩》这样革命的小说的人会是叛徒1。当时小说《红岩》在日本读者中影响很大，日本共产党邀请罗广斌赴日访问，也被有关方面礼貌地回绝了…… 　　 　　　　罗广斌历史上是"地下党"，而在中共执政以后，原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地下党"，在许多地方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排挤、打击。四川和重庆的"地下党"更是如此，几乎是来一次政治运动就被打下去一批人。 　　 　　　　在50年代初，当年川东游击队的一些领导骨干被打成了"土匪"、"反革命"，有的被错杀，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原型人物之一的陈联诗，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勒令"退党"。在"反右派运动"中，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只因对四川省委领导人李井泉的不民主作风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宣传系统中整出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随后不久，罗广斌在地下党时期的战友和在渣滓洞监狱中的难友刘德彬又被戴上了"严重右倾"、"工团主义错误"的帽子，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并下放渔场劳动改造。"四清运动"刚开始不久，1963年4月，又因对西南局领导人李井泉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中共重庆市委干部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被打成了"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萧泽宽是地下党时期川东临委负责人之一。小说《红岩》的写作，正是在他的直接组织下和廖伯康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在对罗广斌的"历史问题"审查中，萧泽宽也一直不同意以左的眼光看待历史，力主尽快给罗广斌作出公正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高潮中，李井泉又将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李亚群、著名作家沙汀三人（原都是地下党员）抛出来定为四川的"三家村"……马识途和沙汀都在小说《红岩》的创作中给了作者很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马识途的被打倒，最令罗广斌震惊。马识途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和马识途是小同乡，两家有"通家之谊"。抗日战争后期，马识途已是被誉为"民主堡垒"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罗广斌追随马识途去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附中，又在马识途指引下参加了昆明学生运动，进而成为共产党员。小说《红岩》的写作，得到了马识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小说出版后，罗广斌曾在写给马识途的一封信中热情洋溢地说："这本书的写作中，不仅有你的心血、设计和构思，还有你多年的关怀、耽心、喜悦、焦虑……""也许可以这样说，没有你指引，我将很难走向革命的道路，更没有可能写成这样的作品。"2马识途被揪出后，他创作的那部与《红岩》题材相同的反映地下斗争生活、歌颂革命先烈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也被打成"毒草"批判了…… 　　 　　　　当年罗广斌从狱中脱险后，就代表那些已被杀害的狱中难友写了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送交新建的中共重庆市委。那是难友们集体的"政治遗嘱"（这份报告因罗广斌的"历史问题"而被束之高阁数十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党史工作者发掘出来加以宣传并在全国引起轰动）。这份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意见，共有八条，第一条就是希望党"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狱中难友们最为痛心的，就是因几个重要领导干部的叛变而造成重庆和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大破坏。许多人恰恰是被自己所敬仰的上级出卖的。少数领导人在地下工作的特殊环境中，脱离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从生活上的腐化开始，走向政治上的腐化，最后叛变。而文革前四川地下党人遭受的一次次打击，四川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的不正常情况等等，不能不使罗广斌怀疑李井泉一类领导人出了问题。 　　 　　　　60年代进行的"反和平演变"、"反修"教育，又加强了罗广斌对党内存在"修正主义者"的认识。小说《红岩》改编成电影的经过，则使他直接感受到了中共高层的激烈斗争。当电影《红岩》于1964年夏秋之交拍摄完毕时，已是毛泽东作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之后，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共高层领导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文化部和各文艺家协会及北京电影制片厂都已开始按毛泽东批示精神进行"整风"，检查"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的可怕错误。具体关心过电影《红岩》改编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陈荒煤等已经受到批判，被迫作出"犯修正主义错误"的检查。全国各地已按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宣部部署陆续开始对"修正主义毒草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等进行声势逼人的大批判。文艺界的政治批判还扩展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诸方面。一场前所未有的"反修"斗争的高潮正在掀起。罗广斌他们深受感染，这年9月24日，《重庆日报》以将近一个整版篇幅发表了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署名的文章《〈早春二月〉必须批判》。文章详细分析、批判了这部电影的内容，斥责其"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对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片"，"为反动阶级梦想的和平演变服务"。11月，罗广斌和杨益言奉召到北京参加修改电影《红岩》。北影厂先已将周扬、林默涵、陈荒煤等人的意见寄给了他们。到京看了样片后，罗广斌执笔于11月25日向北影厂提交了一份论战性的意见提纲《分歧何在》，共提出了"政治与艺术"、"一切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还是坏事？"、"政治高了，不感人？"等20个问题3。显然，他们此时因受到文艺整风和对"毒草影片"大批判的影响，思想观点已经变得十分左倾。 　　 　　　　这样，个人因所谓"历史问题"长期受压，地下党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受到打击，"反和平演变"、"反修"教育的影响，就成为导致罗广斌在文革中造反的几个主要原因。 　　 　　　　罗广斌的造反经历 　　 　　　　文革开始时，各地文化、宣传部门首当其冲，作为重庆市文联创作员又有"历史问题"的罗广斌，已经处于被审查的地位，重庆市委工作组进驻重庆市文联后，于7月22日以"保密"名义收缴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为继续写作《红岩》续篇而作的采访笔记和查阅、搜集的有关资料。罗等还被迫写了有关《红岩》创作中与重庆的"黑帮分子萧、李、廖"、与中宣部、文化部的"黑帮分子"周扬、夏衍等人关系的材料。8月3日，根据市委指示，有关部门一天之内连续发出三份《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要求重新调查罗广斌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曾被捕入狱的"历史问题"，并明确将罗广斌与"黑帮分子"马识途联系在一起4。 　　 　　　　1966年10月，在重庆及外地来渝红卫兵的支持下，罗广斌等在文联贴出大字报《7·22事件说明了什么》5，公开向市委工作组造反。随即又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进行了与市委驻文联工作组的公开辩论。在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气候下，"政治制高点"落到了造反派手中，工作组当然大败。罗广斌成了重庆有名的造反派风云人物。 　　 　　　　11月27日，是原重庆歌乐山集中营烈士殉难纪念日。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重庆市体育场召开了纪念大会。罗广斌作为当年大屠杀中的脱险志士和殉难烈士们的战友、小说《红岩》的主要作者，更作为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革命作家，被要求在会场上绕场一周，与群众见面。 　　 　　　　12月4日，重庆市体育场发生造反派与保守派工人纠察队的万人大武斗，事后传出"工纠打死了造反派"的流言。第二天，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了控诉大会，罗广斌到会作了重要发言，他说："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儿追悼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革命先烈，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追悼牺牲在重庆体育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英雄。"他呼吁："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紧急行动起来，和革命群众一起，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因为他认为"惨案"的发生标志着重庆市委与广大革命群众的矛盾已经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因此他在发言的最后高呼："打倒反动的重庆市委！解放山城重庆！"6 　　 　　　　12月9日，罗广斌参加由首都一司、三司、北航红旗、哈军工等红卫兵和重庆造反派组成的"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并自己支付了十几个人的全部车费，去到北京。12月17日，罗广斌代表重庆造反派出席了由红卫兵首都三司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了大会。罗广斌在大会上作了控诉"一二·四惨案"的发言，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立即解散重庆工人纠察队，打倒重庆市委，解放重庆山城！"7 　　 　　　　1967年1月11日，罗广斌回到重庆。这时，造反派中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并形成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和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各为代表的两派，因重大八一五疑心罗广斌有"历史问题"而不愿与之过多接触，他自然与西师八三一更为接近，开始陷入派性斗争。1月下旬，因为重大八一五为首在驻军支持下向重庆市委、市人委夺权，西师八三一等称之为"假夺权"，公开反对夺权建立的"革联会"，两大派公开决裂，罗广斌站到了反革联会一方，外地赴渝红卫兵组织中，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站到了革联会一方，而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驻渝联络站等则站到了反革联会一方。 　　 　　　　1967年1月31日，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在重庆城里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8，接着又写出了《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9，称罗广斌"历史有问题"、"是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是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是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2月5日，革联会一派的红卫兵闯入重庆市文联院内，公开绑架了罗广斌。 　　 　　　　2月10日，突然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跳楼自杀"的消息。这时罗广斌才42岁。 　　 　　　　关于罗广斌之死 　　 　　　　对罗广斌的死，曾有几种不同说法：畏罪自杀；以自杀进行抗争；被谋杀；在逃走时不慎坠楼身亡……在"自杀"和"被谋杀"两种说法中，目前除去罗广斌家属仍坚持认为死因有疑点外，一般都倾向于接受"自杀"的结论（至于是"畏罪"还是"为抗争"而自杀，则仍有不同观点）。 　　 　　　　1978年11月11日，重庆市为罗广斌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当时按照通用提法，称罗广斌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事实上，罗广斌的死，与"四人帮"无关（当时还不存在"四人帮"），与林彪更沾不上边。 　　 　　　　但是，现在仍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说是因为当初江青要罗广斌、杨益言修改小说《红岩》，将书中的江姐改成"江女皇"，被两位作者"识破阴谋"予以抵制，江青恼羞成怒而将罗广斌迫害致死。这一说法也是没有依据的。10 　　 　　　　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1月，正是在江青看过电影《红岩》样片并提出拍得"太糟了"，"改也改不好了，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之后不久，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接见了罗广斌、杨益言。江青是特地请他们去谈改编京剧《红岩》的意见的。江青对两位小说作者十分亲切、热情，她对小说《红岩》作了肯定的评价，发表了一些有关小说的修改，特别是如何把主要人物江姐写得更加高大完美的意见。她还许诺要另拍一部彩色电影《红岩》。过后她又请他们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京剧《沙家浜》，并给他们每人赠送了一套有她亲笔签名的精装本《毛泽东选集》。 　　 　　　　江青在谈话中确实向两位作者提出过要修改《红岩》，但并未明确提出过要作者将书中的江姐改成"江女皇"这样愚蠢可笑的要求。当时在场并不只有两位作者，还有北京京剧团、中宣部的其他人，没有谁听到过这样离奇的要求。当年参加改编京剧《红岩》的作者、空政歌剧团歌剧《江姐》的编剧阎肃告诉笔者：后来的京剧改编本按照江青的意见，已经把女主角"江姐"改成了二野部队（即刘邓大军）派入四川领导武装斗争的干部，甚至连姓都改掉了，根本就不姓江了--这也就更不好说是江青想把江姐改成"江女皇"了。 　　 　　　　至于说两位小说作者"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并进行了抵制，以致使江青恼羞成怒而遭到迫害云云，则更是无稽之谈。 　　 　　　　两位作者在江青接见后，被要求留下来参加修改京剧《红岩》，江青还交待，以后就按改好的京剧本修改小说。两位作者被安排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受江青委托，将挑选出来参加演出京剧《红岩》的40名演员带去重庆体验生活，住渣子洞，上华蓥山。1965年4月到重庆后，据杨益言回忆："罗广斌因血压高，这些活动只好由我出面，按江青要求组织。我每次活动的讲话录音，剧团都奉命带回北京，交给江青审查。"11 　　 　　　　罗广斌当年从北京回到重庆后，十分郑重其事而又满腔热情地向市委及宣传、文艺、文化部门领导人，还向到重庆来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负责人李井泉，汇报了江青在京接见时所谈意见，那时完全是当作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宝贵意见来汇报、传达的。当时听过汇报、传达的老干部，如今健在者尚有不少，都还记得很清楚。哪有什么"识破阴谋"的影子？ 　　 　　　　在罗广斌死后，他的现场遗物中，一本《毛主席语录》压着一封已经写好的给"江青同志"的信，标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原信被迅速收缴封存。据看到过抄件的人士回忆，信中主要是向"文革旗手"江青汇报了"文革"以来他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经历。当时所说的大方向，就是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如果说罗广斌早已识破江青的阴谋，怎么会写那样一封信？如果说罗广斌是因江青"恼羞成怒"而被迫害致死，那么，在罗广斌身亡、小说《红岩》已遭到一派群众组织猛烈批判之后，同他一起创作《红岩》并一起在"文革"中造反的杨益言，怎么还可能获准作为一派造反派代表（名单显然要经过江青批准）参加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还有，当时同样是"中央文革铁拳头"，同样听命于江青的首都红卫兵著名组织，为什么"天派"的北航红旗会率先批判罗广斌，而"地派"的地院东方红却又一直为罗广斌辩护、翻案（连同为"萧、李、廖"及在文革前受到错误处理的一些四川地下党成员翻案）？实际上，当时群众组织的许多作法（诸如揪罗和保罗，批判和翻案），都是在左倾思想误导下，在"史无前例"的半无政府状态下，作为"群众首创精神"而自发产生的。 　　 　　　　直到1968年3月15日，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50军、54军领导同志的会议上，江青才在讲话中明确说了一句："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江青作这个讲话时，罗广斌已死去一年零一个月。把这个讲话当成罗广斌致死的前因，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结论 　　 　　　　一、文革中的群众性造反运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文革前十七年各类社会矛盾特别是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矛盾积聚、激化的总爆发。毛泽东号召的"炮打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有理"，为这一爆发提供了机会。 　　 　　　　二、文革中的群众性造反运动，从总体上看，是在文革前即已形成的"阶级斗争"、"反修斗争"思维模式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的。参加于其中的人们，普遍对毛泽东、共产党怀有忠实、虔诚的感情。尽管群众造反高潮中一度形成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党组织瘫痪的状态，但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未动摇，被打倒的"走资派"都被认定是"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即反对共产党）分子"（有些地方甚至一度由造反派宣布开除其中共党籍），造反派无不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专政"的捍卫者面目出现。这一造反运动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所谓群众性造反运动是"反共起义"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注释： 　　1 据当年到重庆串连、支持罗广斌造反的北京大学学生侯均初（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之女，与胡耀邦儿子胡德平是同学）回忆，文革后她在胡耀邦家里多次听他谈过类似的话。 　　2 转引自《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评反党小说〈红岩〉》，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春雷》1968年1月8日第34期 　　3 载1967年6月5日《红岩战报》第二期，编者所加副题是"罗广斌同志在《红岩》改编电影的问题上，与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作斗争的铁证"。 　　4 石化《说不尽的罗广斌》，载《红岩春秋》2000年第1期 　　5 大字报标题据重庆市文联目击者回忆，内容主要是指责工作组抄走了他们记有中央首长（即江青）重要讲话的笔记。另一材料可资参考。1967年《红岩战报》第一期载杨益言于4月1日在共青团中央及直属机关造反派集会上的发言《揭穿谋杀罗广斌同志的阴谋》中控诉市委工作组对罗广斌打击迫害时说：1966年7月22日，工作组以"抄敌特档案材料"为借口，"抄去了我们因为创作需要而整理的笔记五十多本，抄去了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江青同志和罗广斌同志的几次谈话记录，竟也被当作敌特材料抄去了！" 　　6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1966年12月9日创刊号 　　7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传部《首都红卫兵》报1966年12月21日第17期 　　8 载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红旗》报1967年2月16日第3期 　　9 载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红旗》报1967年2月6日第2期 　　10 这类文章近年发表过不少，较典型者有成都《晚霞》杂志1999年第11期发表的穆仁（即杨益言之兄杨本泉）《罗广斌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在杨益言的《红岩逸闻》（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江青想干什么"、"阴谋"、"她还想干什么"这三节里也作了这样的暗示。 　　11 杨益言《红岩逸闻》158页，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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