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眉老师撒手远行已半年有余，但是李老师的音容笑貌和与与之交往的一幕幕却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总是那么清晰，却又无法触摸，只能化作我永远的回忆。 　　初识李老师是在1996年，那时我还在哈尔滨求学，时常听爱人说起李老师道德文章俱为一流，我也经常于各类学术刊物上拜读先生的文章，正想一睹“真容”，便前去拜访。 　　见到热情待客的李老师却不觉“失望”，原来倾慕已久的李老师没有想象中的威严，于是，敬畏少了几分，亲切感却多了十成。 　　进入李老师的家，让我最为羡慕的是那汗牛充栋的藏书，我一边浏览一边听李老师作介绍。突然，我见到地上还堆了大捆没有拆包的新书，不由得诧异起来李老师。看出了我的疑惑，便无奈地笑道：“没办法，自己的科研成果总要出版，可是经济社会不需要我们这些‘谈经论道’的‘老生常谈’，好容易有出版社要出，可是又不给稿费，只好把书搬回来放在家里。这就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无奈。”虽然先生语多调侃，但我却听出了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那份执著。 　　言谈之间，我突然发现了李老师案头正摊开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话题便转向了这里。一提起陈寅恪先生，李老师兴致马上高涨起来，语气里满是推崇与敬慕。他跟我谈起了陈寅恪先生的一些轶事，对陈寅恪先生取得的史学成就极为羡慕，并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达到陈寅恪先生学术成就一二。我看到几近著作等身的李老师对学术前辈还如此敬仰，不觉肃然起敬。 　　我告辞之前，李老师送我了一句勉励的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小郑，我们既然选择了搞社会科学研究，就应该能做得住冷板凳，要记住徐特立先生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句话”。在我在历史系工作的三年时间里，李老师还经常用这句话勉励我，希望我能在科研上有所成就。 　　其实，“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正是李老师在社会科学研究上的真实写照，李老师是这么期望年轻人的，他自己在这方面不也正是如此吗。 　　 　　2000年4月，因为李老师主编的《干部历史读本》即将付梓印刷，李老师为了精益求精，决定赴济南作最后一次校对。我忝列李老师心目中的校对高手之一与李老师和梁方健老师同赴济南。这一次让我与李老师有了一次更近的接触机会，也让我对李老师的人品、性格有了更深的认识。 　　到了济南，我们起初住在济南市社会科学院招待所。后来李老师得知他的朋友兼棋友、《孔子研究》主编王钧林先生一人在家，为了与王钧林先生在楚河汉界间一争高下，竟然动员我们一起搬到王钧林先生家。可见李老师性情中人的本性。 　　住到王钧林先生家后, 李老师在校对文稿清样的余暇，每日与王钧林先生灯下鏖战。我们观战的到子夜熬不住睡去了，而李老师却仍然兴致不减，拉住王钧林先生还要大战三百回合,常常是凌晨2时结束战斗。而在下棋当中，李老师对胜负是极其认真的，如果输了是非要扳回来不可的。从这其中不难看出李老师性格中的执拗成分，我想，正因为李老师性格中的执拗，才取得了今天的著作等身的学术成就。 　　可是，当时谁又能够想到，此时争强好胜的李老师的体内癌细胞正在肆虐。一想起这件事情，我就后悔当时没有劝阻止李老师不要过度耗费精神。 　　最让我后悔的还有一件事情。2001年1月10日，李老师赴济南校对他主编的新书《中国公民礼仪道德读本》。13日，李老师从济南打来电话，邀请我赴济南帮助他校对该书。可是当时，正逢我高烧不退，担心去济南不仅完不成校对工作，相反还会成为累赘，就没有答应此事。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在济南的正李老师濒临病危的边缘。李老师从济南回来以后，数日后就住进了医院.不久在301医院确诊为癌症晚期，并于2001年3月27日在北京机场溘然长逝。 　　为此，我常常自责，如果我当时答应李老师的要求，就能够为李老师分担一些工作，李老师也许就不会走得这么快或者不会就此远走。想到这里，真让我后悔莫及。 　　李老师，真的希望我的忏悔能够挽留你匆匆远去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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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12/25 23:1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