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大匠斫成大匠，无不为者或有为 　　 　　 —— 我对李衡眉教授的一点理解 　　 　　 　　 　　 将李衡眉教授赠予的他的几部著作收在一起，回忆起与他十几年中交往的一幕一幕，真真为他的早逝而痛心。在我的心目中，李衡眉教授是一位健谈、快乐、喜爱运动的人。后来听说他在美国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得了重病，但回国后的多次相见，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依然是精力充沛，精神饱满，若不是他在生活方面的几分注意，就很难与他身体患病联系起来。 　　 　　 今年3月21日，也就是衡眉教授去世前，我去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先生家里时，巧遇烟台师院的程奇立教授。我与程兄神交已久 ，彼此更有书信来往，当时大家都十分感叹我们同处山东却在北京初次谋面。程兄与衡眉教授是同事，又有同门之谊，我和晁先生也是衡眉教授的朋友，很自然要谈到他。看到晁先生书架上放着衡眉教授的《先秦史论集》，我记得程兄似乎说过一句“可惜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书了”。但当时我对程兄的那句话并没有在意，只是继续谈论衡眉教授的大著。因为一年多以前，蒙衡眉教授亲手送给他的《先秦史论集》，我认真读过其中的不少文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我才知道，衡眉教授当时正在北京治疗，程兄赴京可能也是去看望衡眉教授。这以后不久，竟然得到了衡眉教授不幸逝世的噩耗…… 　　 　　 我清楚地记得，我与衡眉先生的初次相见是1989年10月在淄博召开的“管子与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当时，我研究生刚毕业一年，在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部做史学编辑。由于最初着手工作就编发了衡眉先生的文章，所以对衡眉先生的名字记忆较深。来到淄博的会议上，我知道衡眉先生也来参加会议，在会议材料中知道他提交的论文是《也谈齐国的“同姓不婚”习俗》，正好自己对齐鲁文化的研究很有兴趣，所以更希望与衡眉先生相识。 　　 　　 赶巧的是，我与衡眉先生被分在一个小组进行学术讨论，自己是刚毕业的学生，深知个人提交会议的文章不成样子，因此抱着学习的态度认真聆听每一位学者的发言，当然也希望听听衡眉先生的高见。会议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应该衡眉先生发言时，他谦让地请老先生先讲，自己依然仔细地听着。后来他发言时，他用带着些许烟台方言的口音娓娓阐述自己的观点，相信当时在场的每一位学者都被他的发言所吸引。 　　 　　 这次会议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认识了衡眉先生，也认识了学界的不少朋友。记得晚间衡眉先生还相邀我和蒋重跃、于孔宝诸兄聊天，又约及庄春波、徐勇诸兄打乒乓球。我是一个“铁杆”的乒乓球迷，没有特殊情况，每天的下午一定要活动一番，十几年中几乎没有间断过。衡眉先生也很喜欢乒乓球，后来我们一同在威海参加山东省历史学会的会议时，他甚至相约诸位同好带上球拍，他本人则是穿着球鞋来的。他还开玩笑说，应当在历史学会建立“乒乓球专业委员会”。也是由于我们这样的共同爱好，后来我们常常回忆起在淄博会议上的初次相识。从那时起，我们相聚的每一次总是这样快乐，这样融洽。 　　 　　 我与衡眉先生虽然都工作在山东，各自的单位却相距千余里之遥，彼此间的了解自然受到了局限。然而，原在曲阜师大工作的我的师兄梁方健调到烟师，他们专业相同，情投意合，成为至交，也为我与衡眉先生之间的友谊增加了更为便捷的渠道。从梁兄那里，我经常听到衡眉先生的消息，对衡眉先生更加有了深切的了解。 　　 　　 我在《齐鲁学刊》工作的10余年中，先后编发过衡眉先生的至少四五篇论文，往来信件很多。无论是信件还是稿件，他都一直字迹清晰，一笔不苟。与其他朋友谈起，大家对衡眉先生的认真都是交口称赞。人们常说“字如其人”，这可能正是衡眉先生为人处事特点的一个反映。 　　 　　 作编辑的人一般都喜欢短小精悍，有研究深度的论文，记得衡眉先生寄下的文章大多具备这个特点。他当然也有不少长篇大论的文章，是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深入系统探讨。作为编辑，我和同事们历来主张文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文章不能言之无物，进行一些无谓的空泛议论。我较早编辑的衡眉先生的几篇文章，如《论周代的“同姓不婚”礼俗》、《“嫂叔无服”新论》、《中国古代对舅权的尊崇与抑制》字数虽然都不多，却都能在初读之后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 　　 　　 我早先编辑的衡眉先生几篇文章以及在其他刊物上读到的他的文章，多属于上古婚姻制度史研究的范畴。后来他果然有《中国古代婚姻史论集》一书出版，这可能是衡眉先生较早的学术著作。诚如田居俭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所说，衡眉先生不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突破创新，此书也显示了他探索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数。 　　 　　 熟悉衡眉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与众多历史学研究者们的不同，是他的“半路出家，大气晚成”。在他自己的言谈中，在他的一些文字叙述中，在一些朋友们的介绍中，我了解到衡眉先生的一些经历。他大学时所学是英语，离开历史专业较远。36岁时做硕士研究生，取得博士学位时已过“知命”之年。他从事历史学研究时间虽然短暂，但他的学术成果却是丰硕的。此间的勤奋与艰辛，即使同行以外的人也能够体会出来。 　　 　　 除了《中国古代婚姻史论集》，衡眉教授的《昭穆制度研究》也是他的重要研究成果。这是他在自己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充实完成的。我所在的《齐鲁学刊》编辑部的不少同事都认识衡眉先生，记得这两部书是他同时寄赠的，当时与同事们谈起时，大家都为他的成就而高兴。 　　 　　 昭穆制度研究是一个艰深的课题，它涉及到上古时期方方面面的问题，研究这一问题需要多方面的知识，更需要敏锐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关于昭穆制度，今之学界也有人进行过探讨，但总体上讲系统研究不够。王国维先生的名文《殷周制度论》论述了诸如继承、宗法、丧服、封建、宗庙和婚姻等等制度，却没有涉及昭穆制度。基于此，衡眉先生借用老子的话，称自己的工作是“代大匠斫”。衡眉先生的工作得到了不少专家的首肯，应当说，他的努力是成功的。研究学术，当然不能徒有成为大匠的勇气，但毫无疑问，没有成为大匠的勇气则很难成为学术上的“大匠”。 　　 　　 衡眉先生是胸怀大志的人，他个人的学术追求很高，在我们的交谈中我感到了这一点。衡眉先生又是谦虚谨慎的人，他对学界先进十分恭谨，他与学术同好细细切磋，注意不断丰实自己的研究。在自己《先秦史论集》的《自序》中，衡眉先生借用北京大学教授王瑶先生的话，透露出他希望自己学问的规模与主要的工作在60岁以前完成，然后进入“收尾”阶段。但他认为自己年近60，而“学问规模”并未建立起来，“主要工作”也没有完成；他又引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这一时代的学术，治学之士应当“预流”，应当利用新材料研究新学问。他以斯言况己，说自己不敢“谓之预流” 。 　　 　　 其实，衡眉先生在史学领域里的造诣已经广为学界所熟悉，仅以其《先秦史论集》而言，其中收有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近60篇，几有50万字，其中的不少文章被学者引用或受到高度评价。如关于《周易》的论述，尤其是其中对孔子作《易传》的论证，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就给以热情赞赏。田居俭先生也一再表彰其研究古代婚姻形式和昭穆制度上的创获，并称赞他扩大治史视野，调整知识结构，博采其他学科之长，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田先生还说他的论文集中“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我读衡眉教授的文章，自然同样常有探骊得珠之感。 　　 　　 衡眉先生的治史路程是短暂的，但他却勤勤恳恳，使自己的学术渐入佳境，从这个意义上，更应说他已经具备了“学问规模”；像他关于婚姻制度史的研究，更岂止“预流”二字了得。衡眉教授应该可以含笑九泉了！ 　　 　　 衡眉先生有儒者风范，他学高品正，令人尊敬。他以“无不为”命名自己的书斋，标帜了自己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道家有无为思想，认为应当依从天命，顺从自然，没有必要有所作为。衡眉先生与之不同，他兴趣广泛，希望能做好所做的一切工作。他负责过编辑工作，主持过系里的业务，也为所在学科的发展尽心尽力。但是，他的“无不为”，最终还是为了学术上的有所作为，或者说，他也有自己的一贯之道。这正与他的先秦史研究相似，他的研究涉及史前史、婚姻家庭史、昭穆制度、孔子与儒学、法制史等不同方面，但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说，他的研究自血缘关系研究入手，其他部分也有很多与之联系密切，这充分表明衡眉教授“于广博中有其宗旨”。 　　 　　 道家主“无为”，衡眉先生“无不为”，但并不是说衡眉先生不依天命而行事。他身罹重病，他编订自己的论文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知来日无多，提前完成其“收尾”工程。但衡眉先生的确又是生命不息奋发不止的。他感慨自己的人生，也为时代的进步而喝彩，因而他更留恋这个世界，珍惜仍然属于他自己的光阴。他说自己虽近桑榆晚景，但研究工作仍可继续进行；又说如果天假我年，还要再编新的论文集。作为朋友，我为自己没能在衡眉先生病重时去看望而遗憾，也不了解他最后的心愿，但从他个人的回忆文字中，我完全能够理解衡眉先生不懈追求学术新境界的殷殷之情。 　　 　　 (曲阜师大孔子文化学院杨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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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11/30 10:4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