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衡眉先生，是一九九0年冬天在北京一个朋友的家里。其实在这之前，通过朋友的介绍和一些学术刊物，我早就闻知他的大名，并拜读过他的不少文章，已心仪久之。首次与他接触，我便感到这是一位学识渊博且性格豪爽的长者 。一九九二年，我调至烟台 师院历史系工作，衡眉先生是我的领导，又同在一个教研室，与他的交往自然多了，对他的了解也更深了。 　　衡眉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先秦史专家，又是系里的主要领导，但他毫无架子，待人真挚热情。与他相处，总让我感到他是一位师长，一位朋友，领略到一种长者风范。我的学识虽然不敢望其项背，但也喜欢先秦史，所以常常向他请教。他总是旁征博引地释疑解惑。不仅如此，他还邀请我参加了他主持的几个科研、教学研究项目，合作了《也谈西周的继承制度》、《一继一及非鲁之常也》两篇文章。而他的许多论著，我也常常有幸在未发表、出版之前，得以先睹为快。显然，先生提携后学之意深在其中。我自然也从中受益匪浅。 　　衡眉先生的学术造诣极高，他在史前史、婚姻家庭史、昭穆制度及孔子与儒学等方面的研究上，探赜索隐，抉奥勾玄，见解精辟，独成一家之言。其论著之丰，也是当今学术界所不多见的。而他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更令我钦佩。 　　衡眉先生在“而立”之年以后，方由英语改攻史学。十几年中两度师从史学大师金景芳先生，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而且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已成为史学界的美谈。如此成就，自然与他天资聪颖有一定关系，然而其间的奋斗和付出当是超出常人的。衡眉先生曾为历史系制定了“尚德乐学”的“系训”，我想这也正是他一生所行之宗旨，他高尚的品德和学术上的不懈追求正是这四个字的体现。 　　尤其是这几年，衡眉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拼搏精神，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一九九八年，先生在赴美国耶鲁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不幸身罹癌症，做了胃部切除手术。经此劫难，他似乎感到时间的紧迫。回国之后，他除了系里的领导工作以外，其余精力几乎都投在了学术研究中。仅仅两年，便有上百万字的论著问世。我曾在一周之内就见到他的三篇论文手稿。直到他逝世后，还有多篇论文陆续发表，两部专著即将出版。二00一年春节前夕，我和他一起去济南为他主持编写的一部书校对清样，两天后他已甚感身体不适，每顿饭只能吃几个素馅饺子，喝一杯豆浆。但他仍一丝不苟地坚持工作。当我们校出清样中有几处引文似有问题，他还专门打电话与济南的朋友联系，让我到他家里查找有关资料进行核对。我们在工作之余闲谈时，他曾谈到他现在已从系主任的岗位上退居二线，今后可以把主要精力用在学术研究上，要在近期完成《昭穆制度研究论集》、《先秦史论集续集》两部书的编著，再主持一两个大型研究项目，争取在两三年内完成一部《中国婚姻家庭史》，就一些探讨已久的问题写几篇论文。不料天靳斯文，春节后不久，衡眉先生病情加重，住进烟台毓璜顶医院。一次我到医院探望，他在病榻之上，又谈起他的研究，并流露出恐天不假时日而不能完成的遗憾之情。后来衡眉先生转到北京301医院治疗，听陪护和前去探视的同志讲，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他仍念念不忘他主持的省重点学科建设和自己的研究规划。 　　衡眉先生逝世后，《学术月刊》编辑部寄来他一篇论文的清样。当我代他校对时，不禁想起清代学者顾炎武所说的，“君子之学，死而后已”。衡眉先生正是这样一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真正的学者。 　　衡眉先生虽已归道山，但他高尚的品德和治学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梁方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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