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衡眉老师匆匆地离我们而去，匆匆地让我至今难以相信这一事实。 　　 我是在1989年秋天认识李老师的，那年我刚刚进入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书。大学第一学期，历史系安排李老师为我们上中国古代史的基础课。据说，只有清华等著名高校是安排资深教师给新生上基础课的，但我们也有幸享受到了这一待遇。一开始，李老师那带着浓重胶东口音的讲课，让我这个来自鲁中南的学生听起来很吃力，但等慢慢地熟悉过来，我便被他的讲课所吸引。李老师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带有很强的启发性，比如说，他喜欢让我们找课本中的错误或者有问题的一些说法，然后给我们指出为什么错了或存在什么问题，继而又告诉我们如何解决存在的问题。慢慢地，很多同学便开始有了对成说存疑的习惯。通过这种教学方法也使我渐渐懂得了要在“不疑处生疑”的治学态度。 　　 第二个学期，李老师不再担任我们班的教学工作了，但他提出，如果谁对先秦史有兴趣，可以由他来辅导，当时我们有四个人报了名（后来有两个同学因兴趣的转移中途退出）。李老师每周从百忙中抽出一个晚上给我们讲课。当时，我们都是到他家里上课，每次两个小时左右，他给我们讲授先秦古籍（主要是《左传》等）和古史理论（主要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这种课外的“小灶”使我们渐渐迈入了先秦史研究的门槛，于是，我们也便在大学期间享受到了准研究生的待遇。 　　 李老师还经常给我们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让我们抄写他的论文。他的每一篇学术论文写完之后，就布置我们几个为他抄写一遍。当时我们不太理解这种做法，因为李老师的每篇文章都已经眷写的很清楚，而且他的书法本身就很俊秀、洒脱。后来，我们慢慢从中得到了益处。事实上，很多学科的研究入门是从模仿开始的。在抄写文章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熟悉了大量引用的古文及其含义，而且还渐渐熟悉到了一些写作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开始掌握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方法。我们的这种模仿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字体。等我离开烟台到长春读书，经常与李老师有书信往来，字体的相近，让师母郭老师都难辩真伪，她也经常开玩笑地说，“老李怎么自己给自己写信？” 　　 李老师的着意培养，把我们带上了先秦史研究的道路。在李老师的辅导之下，我们也时常写一些小的作品，其中还有一些公开发表。《民俗研究》1993年第1期发表了我的《试论岳婿翁媳禁忌之源》一文，这篇文章从行文、结构到研究方法都与李老师的文章有形似之处，更重要的是此文对岳婿翁媳禁忌之源的探究正是受到了李老师对昭穆制度研究的启发，具体讲就是利用“两合氏族婚姻组织”理论来解决岳婿翁媳禁忌之源的问题。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继续深造的道路，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考上了吉林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和李老师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李老师时常在信中为我指点迷津。1994年，我将一篇研究楚国继承制度的文章寄给了李老师，不久，就收到了李老师的回信，他告诉我研究问题不能笼统地去谈，要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谈楚国继承制度不仅要掌握它的发展脉络，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在这个脉络中几个主要的点。在李老师的启发下，我将文章做了一次大的修改，将文章的着眼点集中与楚君的称号与继承制度的关系上来，写出了《楚君称敖新解——兼谈楚国的继承制度》一文，并在烟台师范学院的学报上发表。 　　 受李老师的影响，我将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定在了对先秦婚姻史的研究上。1994年暑假，我从长春回烟台看望李老师，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他。李老师很同意的我的想法，他说你导师黄中业先生在战国史研究领域很有建树，你可以将婚姻研究放在战国这一段，这样你就可以充分利用两方面的长处了。于是，我最终把论文题目定为《战国婚姻形态诸特点及探析》。论文答辩时，我的文章受到了答辩委员会老师的好评，答辩顺利通过，这点滴成绩的取得是与李老师的多年指导是分不开的。 　　 硕士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工作，李老师每次来北京，只要有时间，就约我到他的住处。我们经常是找个小饭店坐着喝酒、聊天，当然，聊的最多的还是做学问。工作之后，我渐渐疏于专业的研究，但每次见到老师，他总是鼓励我不要放弃学业。在李老师的鼓励之下，我于1999年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李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是非常高兴。 　　 1999年的夏天，我利用休假的机会再次回到烟台，一个周的休假时间里，我吃、住都在李老师家里，那是我和李老师在一起交流时间最集中的一次，也是一段最最值得怀念、留恋的美好时光。每天早上，李老师早早就买回新炸的油条和鲜嫩的小黄瓜给我做早餐，早饭后，我们就坐在阳台上聊天，谈学问，下午我们准时去打乒乓球。当然与李老师在一起聊的最多的还是先秦史的研究，也就是在那一年，在李老师的帮助和点拨之下，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定为《周代继承制度研究》。 　　 2001年的春天，李老师因病到北京住院。因工作繁忙，我只能在周末去看望他，其间，我去过两次。在病榻之上，李老师和我聊的最多的还是学问，李老师说他要把他的《先秦史论集》的续集尽快整理出来出版，他还说有几篇文章要写，他还时常谈起一些学术上的新的体会和发现。当然，他还念念不忘我的毕业论文，他说，等他病好了一定与我好好谈谈论文。可是，所有这些李老师还都没来得急做，就匆匆地走了。他走得如此匆匆，甚至在我启程到烟台送别李老师之前都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回顾大学以来我在成长道路上走过的每一步，几乎都是与李老师的关心和帮助分不开的。李老师走了，但是他的治学态度和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将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学生马汝军初稿于2001年5月，定稿于是年仲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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