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27日，我去大连理工大学参加全国博士后学术大会。会议29号结束，而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举办的“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于10月31日开幕。我忽然起念，打电话给师兄李衡眉，说想过烟台来看看他，然后一起去山东大学开易学会。李师兄非常高兴，一口应允。我遂于10月29日晚9点半乘海洋岛号过海，次日凌晨4点多到达烟台师院李师兄家。上午师兄带我游览烟台师院校园，又拜访了师弟程奇立。下午2点，李衡眉主持，我在烟台师院历史系作了《帛书〈周易〉经传研究的现状和意义》的报告，烟台师院刘大文院长和外系的师生都来了，教室内外都挤满了人，我一边讲，李师兄在旁一边替我板书，我俩配合默契，反映极为热烈。晚上，刘院长设宴款待，又派车把我和李衡眉、程奇立送到车站。31日清晨，我和师兄赶到了济南山东大学，一起出席了“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我俩同住一间房，朝夕相对，彻夜长谈，其乐也融融。会上我作的报告是谈新出的王家台秦简《归藏》，师兄则谈金老教他如何学《易》，各有斩获。会议快要结束了，我兴起上泰山之念，师兄则说他的脚发软，爬山没有力气。粗心的我，这时才知道他患了胃癌。由于他说在美国手术动得很成功，没有后患，没有经验的我，又转惊为喜。但分手不到4个月，程奇立来电话，说李衡眉住进了北京301医院，我几乎不能相信。正想去医院看他时，3月29日，中午首都师大一博士生来电话，说李衡眉癌细胞转移到胰腺，已去世，从301医院运回了烟台，明天上午10点举行遗体告别。我晚上要上150人的大课，下了课，已是9点，到烟台的飞机和火车都没了，赶不上30日上午10点的遗体告别，因而未能去烟台见他最后一面，想来至今心痛。 　　李师兄学术建树颇多，成果累累 。而我与李师兄平日谈得最多的是《易》，我俩最后的缘分也是参加“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此，对李师兄的易学研究成就加以介绍，应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师兄不以《易》名，我所见到的李师兄公开发表的易学论文只有7篇。《〈周易〉研究之反思》，刊于《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周易〉占卜灵验辨说——兼与杨伯峻先生商榷》，刊于《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利建侯”新解》，《周易研究》1989年第2期；《古代婚礼执雁新解》，《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易传〉是旧瓶装新酒”说商兑——关于〈周易〉研究中的方法论的讨论》，刊于《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周易〉中所见古代婚姻礼俗考》，刊于《孔子研究》1993年第1期；《孔子作〈易传〉之明证、补证与新证——为纪念孔子2550诞辰而作》，刊于《孔子研究》1999年第4期。此外，他还翻译了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的《结婚、离婚与革命》一文，发表在《周易研究》1994年第2期。这些论作，李学勤先生称之为“篇数不多，然而颇有新意” ，反映了他师从金景芳先生而成为当代义理易学一名家的成绩。 　　李师兄治易，高屋建瓴，从思维模式、研究方法入手，从宏观上反思了当代易学研究的弊病，显示了大家的气度。他认为目前《周易》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在方法论上呈现僵化状态，其主要表现形式有四：一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二是非历史的研究方法，三是非科学的研究手段，四是单一的研究形式。比如《周易》一书的性质，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卜筮之书说，二是哲学著作说。似乎非此即彼，有卜筮，就不可能有哲理；讲哲理，就不可能有卜筮。李师兄认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易本为卜筮，但发展到《周易》，就具有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不过，它的哲学思想又是隐秘的，得假以卜筮外壳方可表现出来，这便是《周易》一书的二重性，它既是卜筮之书又是一部哲学著作。这种辩证认识，较之非此即彼的认识，显然更合符《周易》一书的实际。又如近代以来学界的主流割裂《易经》与《易传》的关系，认为《易传》对《易经》的解释“绝大部分不足为训” 。李师兄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人类认识的规律，是一种非历史的研究方法。他引用了恩斯特·卡西尔《人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论述，说明要以历史的观点来看待古训，古人去古未远，较之我们对《周易》更为熟悉。《易经》和《易传》应该是源和流的关系。《易经》启发了《易传》，《易传》发挥了《易经》的思想。《易传》的表述比《易经》明确、清晰而又易懂，这是必然的。他认为有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认识《周易》框架结构中的哲学思想；不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本来属于科学的东西，也会误认为非科学的东西。而传统重义理轻方技术数的思想导致中国的哲学家缺乏科学家的素质，造成了《周易》研究中的非科学化倾向。他主张对《周易》要进行综合研究，不要将《周易》研究局限于哲学的小圈子，当务之急，是哲学、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携手研究 。这些思想，虽不完全是他的创见，但分析之深刻，逻辑之精密，视野之开阔，确实是后出转精，青胜于蓝。 　　在易学的微观考据上，李师兄也颇有建树。如孔子与《易传》关系问题，是易学研究的一大讼案，与中国学术史关涉甚大。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唐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人们都认为《易传》十篇系孔子所作，是圣人之言。但从宋代的欧阳修起，到清代的崔述，特别是至近、现代，人们对《易传》的作者和时代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怀疑《系辞传》为孔子所作；崔述作《洙泗考信录》进而认为《易传》不出孔子而出于七十子以后之儒者，近人在他们的基础上，又提出《易传》或出于战国中期、或出于战国末期，或出于秦汉之际，或出于西汉昭、宣以后。我们的老师金景芳先生力主《易传》为孔子所，列举了三条明证：一是《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著“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二是《论语》说：“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三是《易·系辞》和《文言》多称“子曰”与《论语》正同。特别是《系辞传下》有“子曰‘颜氏之子其庶几乎’”一语，“颜氏之子”即“颜子”，而“子曰”的“子”为孔子无疑。李学勤先生则用马王堆帛书《要》的材料进行了补证。而李师兄在他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证。他提出《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有蔡泽说：“圣人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论语》为“子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虽为《周易》经文，但亦见于《文言传》，故蔡泽也把它说成“圣人曰”。其“圣人”指孔子无疑。就是说战国人蔡泽的心目中，《文言》和《论语》一样，都是记载孔子之语的。可见司马迁说孔子“著”“文言”，信而有征 。这一新证，李学勤先生许之为“多所进益” ，是为的论。 　　宋祚胤先生是近年来《周易》经、传研究有影响的大家。其代表作《周易新论》认为，《周易》宇宙观本体论的本质和主流是主观唯心主义，根据是“《周易》一书共有四十二个‘孚’字，其中有三十多个都作‘诚’讲。‘诚’这个意义被大量用来表现主观精神的决定作用”。而李师兄则认为《周易》所说的“孚”，就是“感应”。“感应”是从体验中出来的。所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即是如此。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都是“感应”。“感应”的基础就是“诚”。宇宙有所变动，人心就有感觉，就像物理学上的原子共振、同频率共鸣现象一样，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这明显是周人的科学思想，而不是唯心 。李师兄的解释，虽然有“咸与维新”的成分，但他否定宋祚胤先生以“孚”为《周易》宇宙观本体论的标志说是完全正确的。后来刘正写文章，将对宋祚胤此说的批评据以为已功，殊不知天外有天，李师兄早着先鞭。 　　从中观的角度，从婚姻史的研究治《易》，更是李师兄胜过同代学人的成功之处。李师兄认为《屯》卦全卦都取象于男子向女子求婚这一习俗。但不是一夫一妻制形态下的求婚，而是前阶级社会里的求婚习俗。为此，他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认为卦辞是说：求婚是一件好事多磨的难事，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要前往，还是建立箭靶有利，练好狩猎技艺、捕获猎物之后，有了“进见之礼”再去求婚，方能成功。初九爻辞意同。六二爻辞是说：一个男子乘马在一位女子门前盘旋，他不是来抢劫的，而是来求婚的。但因这位少女还不到成人期，须保持其童贞，要待十年以后才能举行成人之礼，所以求婚未成。六三爻辞所讲的君子逐鹿也与求婚有关。六四讲的可能是女子已到成年，男子已猎取了鹿等野兽作为聘礼，所以再乘马前往求婚，就会如愿以偿。九五爻辞是说：如果求婚时过于吝啬，聘礼不丰厚，婚姻大事便办不成。上六说乘马盘旋徘徊，流泪不止，大概是因求婚不成所致。《周易》乾坤二卦为父母，屯为便是男女结合生人之始。而男女结合又始于求婚，故屯难，实际就是讲古代求婚之难 。这种解释，不但将古注推陈出新，较之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男子出嫁”说也更胜一筹。 　　《睽》卦上九爻辞取象于抢婚仪式，有些学者便以此为据，提出我国古代的聘娶婚起源于掠夺婚。李师兄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依据前苏联学者柯斯文的理论，认为《睽》卦的抢婚仪式是一场表演，而非掠夺婚姻 。 　　对于《归妹》卦，李师兄则有更深的挖掘。他认为此卦以商王帝乙下嫁其妹于周文王做媵妾为历史背景而取象于媵婚制度。帝乙为了与周联姻，便决定将其妹嫁给周文王，但因文王已先聘有莘国女太姒为嫡夫人，帝乙之妹只好屈己以娣的身份嫁给文王。待出嫁时，帝乙为了不失面子，便按照夫人的礼节下嫁其妹，但遭到了文王的反对，因为文王已有嫡夫人，所以要求帝乙以娣的身份出嫁其妹，这就是六三爻辞所说的“归妹以须，反归以娣。”由于这样一反复，便误了婚期，必须等待下一年婚时的到来，这就是九四爻辞所说的“归妹愆期，迟归有时”。到了下一年婚期要出嫁时，尽管身份是娣，因为是商王之妹，其衣着比嫡夫人还要华丽，这就是六五爻辞所说的“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良则良矣，总因其地位为娣，在夫家便无承先祖奉祭祀的权利，这就是上六爻辞所说的“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 。据我所知，李师兄此说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的《结婚、离婚与革命》之说在近代以来解释《归妹》卦的诸说中可称之为“双璧”，为我们深入探求《周易》经文的本义树立了一个优秀的范例。 　　李师兄认为《渐》卦是以鸿雁的循序渐进来讲婚姻当严肃守礼。其对执雁象征意义的发掘，以《礼》释《易》，又以人类学的理论加以说明，左右逢源，发人之不能发。此外，他对《家人》、《小畜》、《恒》卦父权制家庭规范的考释，也言之成理，令人信服。 　　在上述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李师兄又进一步揭示：从《屯》卦所反映的母权制时代的求婚习俗，到《睽》卦所见的对偶婚时期的抢婚仪式，再到《归妹》卦所描述的一夫多妻制，再到《渐》卦所揭示的一夫一妻制的结婚仪节和《家人》卦所记述的父权制家庭规范，《周易》系统地反映了婚姻形态的整个进化过程 。到《易传》的《序卦》更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总结。从社会史的角度解《易》，近代以来蔚成风气。但具体到婚姻史上，较李师兄更深入、更系统的，我尚未见到出于其右者。所以，李师兄是史学名家，也是易学名家。 　　李师兄的英年早逝，不但是烟台师院的损失，是我们金门的损失，也是中国史学界的损失，也是易学界的损失。李师兄的易学成果，将与他众多的史学名作一样，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2001年12月初于北京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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