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傍晚，忽闻疾恶如仇、刚直不阿、壮志未酬的、被誉为陕西国学三剑客之一的我的兄弟永利，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痛苦的内心也促使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说实话，我和永利兄弟是在古城西安传承国学事业的过程中逐步认识、相知、并慢慢成为相互心理认可的朋友的。记得有一年，全国国学界在榆林榆阳区召开研讨会，该活动由香港冯燊君国学基金会出资，榆林国学会的韩海燕等同仁及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承办，永利兄弟和我都参加了。在去的旅游大巴上，我们侃侃而谈，有说有笑，而永利兄弟自称自己是紫薇真人，我开始对他有了一丝敬仰的感觉。准确的讲，我和永利兄弟算是传承《道德经》思想的同一战壕的战友。我们之间在对《道德经》的理解上，常常直言不讳，无话不谈。而为了某一学术问题，我们常会不顾面情的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有时毫不留情，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那位诤友。 　　又记得前年去贵州安顺场参加由贵州国学会组织的一次国学学术研讨活动，活动结束后，我们便应邀一起去了深圳。到了深圳后，我们先到我的一个学生开办的电子厂里参观学习，然后又马不停蹄的在那里参加了一个朋友举办的“《道德经》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国学实战课程。听课的人数不多，只有五十人，因为每人要交了一万块钱的听课费。值得庆幸的是，举办课堂的那个朋友对我们有所了解，知道我们两个也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就主动提出让我们二人免费参加。 　　我的学生在深圳开了一家电子厂，是专门替华为公司生产配套零部件的。在我的学生那里，由于学生的精心安排与盛情款待，我们聊得很是投缘。两天的深圳之行结束后，我们俩又应黄校长之邀一起去了广州。在广州，我们一起替黄校长策划了一次大型的《道德经》国学传承活动。在黄校长及其爱人不辞辛苦的陪同下，我们去了黄校长在越秀区的家、私人办的一所中小学、一所民办大学。后来我们又一起去了中山纪念堂，准备把那里作为筹办本次大型活动的活动场所。我们在那里又呆了三天，并顺利完成了活动方案的起草工作。任务完成之后，我因家里有年至耄耋的老父亲需要照顾，故我就提前回家了，而永利兄弟却继续着他的旅程，去了福建传播大道科学的李德建教授那里，继续着他的事业。 　　去贵州、深圳、广州，总共六天，我们兄弟俩住在同一个酒店里，且在同一个房间内。我们谈兴很浓，相处也十分融洽。在对永利兄弟的认知中，我一直把永利兄弟当作是我的诤友对待。永利兄弟与人交往总是那样的自信、直率、诚实。他几乎从不隐瞒自己的任何观点，甚至毫不掩饰自己汹涌澎湃的内心世界。刚直不阿与疾恶如仇，是他的一贯性格。他骨子里见不得弱势群体受到有权、有势、或者有几个臭钱之人的居高临下与鄙视，常会为朋友而两肋插刀。据我所知，他在生前曾以“金牌民工”闻名网乡，经常主动替一些农民工讨回薪资和公道，“金牌民工”已经成为了他在外的一张名信片。在替农民工兄弟讨薪的漫长过程中，他总是用娴熟的法律手段去单打独奏，与那些为富不仁的老板斗智斗勇，据理力争，甚至将自己的生命都置之度外了。我以为永利兄弟着实是一名真正的猛士。他骨子里疾恶如仇，敢于为正义执言，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我常思忖着，永利兄弟的这种精神该是何等的珍贵!正是他这种执着以及实际行动，才得罪了不少恶贯满盈的黑社会头目，以致他常会遭到一些不明身份人的算计，这让我这个朋友常替他的行为捏一把汗。 　　永利兄弟不仅喜欢替弱势群体打抱不平，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研读毛泽东、《红楼梦》、及《道德经》，而且他的研究之深是入木三分的。 　　永利兄弟平时几乎没有收入，故在由贵阳到安顺场的大巴票我就主动的替永利兄弟买了。我知道我们干的是同一个事业，何必要在经济上分清你我。他对工作任务总是一丝不苟而且十分的执着，这使我真正仰视了他的为人，虽然他仅是个民间的国学爱好者。 　　十几年间的频繁往来，使我真正的认识到了，永利兄弟就是我们陕西国学界一个活生生的唐吉可德，孙建喜老师还称他是我们陕西国学界的三剑客之一。因为他从不向恶势力低头，也绝不会坏了脊梁而在龌龊的恶人那里卑躬屈膝，更不会屈服于任何的所谓强敌，他有毛主席骨子里的那种不服输的精神与硬气。面对当今社会上的各种恶丑现象，他会毫不犹豫的挥起他的“大刀长矛”，向它们毫不留情的砍去，即使面对生命的危险，他也绝不会有一丝的后退，足以可见他确实是我们陕西国学界的三剑客之一。 　　永利兄弟离我们去了，尽管他尚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但他仍会“自不量力”的勇于战斗。我忽然发现，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强者，一个很值得我学习的楷模，更值得我们国学界的各位同道、同仁去纪念！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愿我们的永利兄弟一路走好，我相信，永利兄弟去往天堂的大道是无比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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