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上海，春天已经来临。其时我正在博士论文写作的最后冲刺阶段，忙得昏天黑地。3 月20日，在北京的汝军兄突然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旧病复发，住进了北京医院。这消息很让我吃惊。接完电话，我又急着给远在长春的昭华联络，他也得到了消息，心里同样着急。我和昭华都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李老师了，因为隔得太远，又都有工作缠身，没法去北京看望老师，只好在心里默默祝福，祝福他能够顺利接受治疗，慢慢恢复。当时我们还是相信李老师一定会好起来的。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他就像是我们精神的父亲，坚强而又无所不胜。我们曾经约定，到我们毕业十周年的时候，共同回一趟母校看看，拜望我们亲爱的老师。 　　我们这一届同学是1989年的秋天考入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书的。作为历史系的第一届本科班，系里对我们颇为重视，为我们配备了最好的老师。第一学期的中国古代史课，就是李老师主讲的。据说当时只有清华等少数几所大学，才安排资深教师给本科一年级学生上课，因此，我们便被称为“清华待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李老师总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在讲台上，他说一口带有浓重胶东口音的普通话，烟抽得很凶。这一点，给我们许多同学留下过很深刻的印象。听李老师讲课，很少会有人觉得枯燥，他总是能将复杂的历史史实讲得生动而且条理清楚。从那时起，他就特别强调学生科研的重要性，鼓励大家写些小论文，锻炼锻炼。对于向他求教的同学，总能循循善诱，因势利导。遇到勤学好问的学生，他总是显得格外开心。后来他还向系里建议，采取一种类似“导师制”的教学方式，由各门课的老师与学生结成对子，由老师给学生讲授一些研究专题。他自己就亲自带了四位同学，利用晚上、星期天等业余时间给他们讲解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并指导他们写作论文。这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益。对培养与提高我们这些人的学术修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四那年，我们班有十多位同学考取了研究生，走上了专业研究的道路。这与李老师早先的建议，有很大的关系。 　　我对于历史学科的主要兴趣，就是在李老师的熏陶和影响下，一点点培养起来的。记得本科第一学年的学年论文，我写了一篇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的习作，那是我写的第一篇论文。初学专业论文写作，还不知道有关的写作规范，自然是幼稚得很。但李老师却不以为陋，给我以耐心的辅导，后来还被选为优秀论文，在我们自办的“学生学术活动节”上宣读。这点小小的成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后来到了大四写毕业论文，李老师是我和汝军、昭华等人的指导老师，他帮我确定的选题是“俳优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写出来后，又帮我多次修改，最后我的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这里面自然渗透着李老师的很多汗水。其实汝军和昭华的论文写得也不差，但他们两位都考上了吉林大学的研究生，而当时的我，正因为考研失败，且毕业去路无着，处在前途迷茫、情绪消沉之际。李老师说：于凯比你们更困难些，优秀论文就给他吧。这件事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但我总会时时回想起它。正是李老师的这番安排，给了我一些前进的信心。后来我之所以能够走上继续深造，并走上专业研究的道路，与这事有着很大的关联。难得李老师的这一片苦心！他是在用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暗暗给我以鼓励和信心。 　　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老家，在一所中专学校里任教，但很长时间内仍旧浸沉在考研失败的阴影中。期间我给李老师写过几次信，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后来我回母校去看望过去的老师和同学。在李老师家里，他耐心地询问我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并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再考。同时还给我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并答应帮我联系导师。这对处在信息闭塞农村城镇里渴望奋斗的我，的确是个莫大的鼓舞。这时远在长春的汝军和昭华，也纷纷给我以鼓励，建议我报考吉大。在众人的热心帮助之下，两年以后，我终于实现了自己考研的心愿，北上到吉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三年以后我又南下上海，继续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来上海之后，见到了许多烟师历史系来的学弟学妹们，听他们讲，李老师常在课堂上用我的例子来鼓励大家，所以他们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名字。现在回想起来，假如没有李老师的悉心教诲和关照，也就没有自己今天的发展。一个人的成长背后，是与许许多多人的帮助分不开的。 　　印象中的李老师，总是忙忙碌碌的，身上似乎有使不完的劲。他当时的事务和工作很忙，但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却总是充满了热情和耐心。师母郭老师，正巧是我们的英语听力老师。我们中的许多人，郭老师都很熟悉。郭老师是一个和蔼温和的人，为了提高我们的英语听力成绩，没少费精力。记得李老师家有一棵很大的昙花。临近毕业之前，我、汝军和昭华一道，曾去李老师家，帮他家的昙花换土。郭老师特意为我们做了炸酱面。我至今还记得那好吃的滋味。 　　到了长春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去母校看望老师。1995年的夏天，李老师去长春开会，昭华去见了他。听说他那时血糖有些高，人有些瘦削，但精神还好。那时我还没有正式去吉大报到，所以也就错过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好在李老师的二女儿海菲与我们同在吉林大学读书，彼此间常常见面；师院学报的程老师当时也在吉大读博士，所以总能够知道些李老师的消息。后来听说李老师和郭老师去了美国访学；再后来听说李老师在美国病了一场，做过两次手术。大家都着急了一阵，但据说手术很成功，李老师恢复得也很好。消息传来，我们都松了口气。等李老师从美国回来时，我已经转到上海继续求学。当时正值母校40周年校庆，系里的林书记邀请我回去参加。但当时我刚刚入学，脱不开身，又错过了一次回母校看望老师的机会。 　　2000年的元月，我收到了李老师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李老师的论文集《先秦史论集》，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看到李老师多年来心血成果终于结集出版，自然很是让人高兴。后来听海菲说，书一出版，李老师拿到手后，第一批寄出的名单中，除了他的一些特别要好的师友同窗外，还有汝军、昭华和我等几位后学。这消息又使我深深感动。我知道这是李老师对我们无言的鼓励，其中还包含着对我们这些学生们的殷殷期望。 　　文集前面有李老师和郭老师在耶鲁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的工作照片。照片上的李老师的确是瘦了很多，而郭老师则显得苍老了不少。这使我联想到他是用了多么大的毅力才战胜了疾病的折磨。书中收入了李老师60余篇论文，都是这些年来辛勤耕耘的结晶。作为他的学生，读起来自然有种亲切的感觉。而最让人感动的还有李老师在书后的《后记》，那是他《学术自传》的第一部分。其中记载了李老师早年间的一些经历，特别是他改名换姓的辛酸回忆。那是一代人在经历特殊年代时，为了追求真理和信仰而艰辛奋斗的真实写照，一种永远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的求真向善的品质。 　　最后一次见李老师，是在2000年5月。当时正值华东地区师范大学历史系年会在上海师大召开。李老师和林书记作为烟台师院历史系的领导，来上海参加会议。当时我正忙着搬家，以前寝室电话打不通，而新的住处又没有电话，李老师了写了张短笺托人捎给我，费了很大周折才转到我的手上。当天下午，我和几位烟师历史系的小校友一同去上海师大去看他们。李老师仍旧还是我在烟师时的模样，干练而有精神，身体也比照片上要结实硬朗得多，完全看不出在一年前经过一场大病的迹象；倒是郭老师真的显得苍老了许多。我陪着她在上师大的校园里走，寻找打长途电话的地方，给当时远在广西大学读研究生的海菲打电话……看得出她这些年来为了李老师和子女们操心劳神，耗费了不少心血。这情景让我又高兴又辛酸。久别重逢，又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师，自然是件高兴的事；但在高兴之余，心里面还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湿湿的，想哭。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人生的苍老和光阴的残酷。 　　我的博士导师谢老师，是李老师在吉林大学的师兄弟。他听到李老师来沪的消息，也赶到上师大来拜望李老师。他们也有许多年没有见面了，所以见面格外亲切，畅谈了许久，兴致格外高涨。谈的最多的当然是学问。最后李老师还特地邀请谢老师在暑假去烟台避暑。在回来的路上，我和谢老师都从心里为李老师身体的顺利康复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见面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仿佛昨天一样清晰。但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去年的上海一面，竟是我们与李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我曾经把最后一次与李老师见面的情况，告诉过远在长春的昭华。昭华很是羡慕，他说：你还是很幸运的，能够有机会见到李老师一面，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李老师了…… 　　 　　据北京的汝军兄说，李老师是在春天里住进北京医院的。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李老师的精神看起来还不错。当时他去看望时，李老师与他谈论最多的事，还是论文和专业方面的事情。但谁也没想到，到了三月下旬，李老师的病情竟然急转直下……这是完全出乎我们大家的预料的。 　　噩耗传来，我被这不幸的消息震惊了，我一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北京的汝军、长春的昭华都急急赶回了烟台；而我，却因为正值博士论文答辩在即，脱不了身，连跟李老师最后道别的机会都没有。只好把沉重的悲伤压在心底，在遥远的南方，朝着烟台的方向默默地祷告。 　　 　　有一件事甚至让我终生悔恨。我曾为李老师的《先秦史论集》写过一个书评。但因为自己的懒惰和拖延，一直到李老师去世，都还没有发表。本来我以为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供我向李老师请教和学习的，可我没想到，转眼间已是天人阻隔，再无机会了。 　　人的长大往往是不经意的。有时候，我们往往要等到很久以后，才能够彻底明白那些日常经历的含义。12年前的昨天，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时，我还是一个不更事的乡下少年；而12年后的今天，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开始走上了历史专业研究的道路。回想这些年来的足迹，李老师就是我们成长过程的领路人；我们成长的每一步，都包含着他的点点心血和殷殷希望。我知道我会将他给予我的每一分关爱深藏在心里，用我加倍的努力和诚实的劳动，走好我人生的每一步。这才是我们纪念李老师在天之灵的最好的方式。 　　 　　 　　学生于凯2001年7月草于桂林，2001年10月定稿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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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12/4 22:1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