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与衡眉先生有缘相识不知年矣。 　　所谓的缘，是治学之缘，从业之缘。大致说来，在治学、从业之缘上，我之于衡眉先生是亦步亦趋：衡眉先生治史，主攻先秦一段，我亦然；衡眉先生曾做过学报工作，一段时间内担任烟台师范学院学报主编，我则长期专职从事学报工作，做过《齐鲁学刊》主编。当然，无论治学还是从业，屈指算算成就，我都不能与衡眉先生相仿佛，但作为我与衡眉先生的相识之缘，却足够令我们同学同业之交很早很熟而且莫逆于心了。 　　所谓的不知年，是指我与衡眉先生之交是一段忘年交：一则忘订交之年，二则忘长幼之年。有此两忘，大概就是“相忘于江湖”的境界了吧。忘订交之年，是说我与衡眉先生曾经一起回忆我们的交往史，以治史的功夫细加考证，也只能是知其大概始于1980年代中期，而竟不能确认开始订交的具体年份。忘长幼之年，是说衡眉先生年长于我，年长多少，他不知，我不知，-- 直至今日我才知衡眉先生出生于1942年，我出生于1956年，衡眉先生长我14岁。长则长矣，有时他不讲“友”不论“让”；幼则幼矣，有时我不言“恭”不说“敬”。不分大小，无论长幼，衡眉先生与我有之矣。 　　 　　（二） 　　 　　衡眉先生与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如何定位呢？ 　　窃以为，如果只给予一种定位，那只能是“师”，即衡眉先生居“师”位。但这又似乎不足以周全地概括我们的关系，于是还需要给予第二种定位--“友”，有朋之友、伯仲之友也。也就是说，衡眉先生对于我而言，是亦师亦友，我们的关系介乎师友之间。这样一种定位，可云恰当之至，却并非我的发明，我是原封不动、照抄照搬，从衡眉先生的老师金景芳先生那儿“克隆”过来的。 　　衡眉先生拜金景芳先生为师，曾经两度出入其门。首入其门，出为硕士；再入其门，出为博士。师门之下，济济多士，衡眉先生乃一时之选。 　　金景芳先生早些时候与“东北史坛巨擘”金毓黻（1887 - 1962）先生相知相得，交往甚密。后来，与金老“师生相随，如兄如弟，如父如子，历三四十年而不衰”（赵俪生先生评金、吕关系之语）的吕绍纲先生问及二人的关系，金景芳先生有一个经典式的回答：介乎师友之间。说是老师可以，其实更是朋友；说不是老师也可以，其实胜似老师。 　　再后来，吕绍纲先生又把这样一种关系套用在他和赵俪生先生之间的关系上。而今，我步武前辈，略知仿效。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它有某种普世的价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圣人出，不易此心；西海圣人出，不变此理。我不是说，亦师亦友、介乎师友之间这样一种关系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说，放之四海而皆有之。如果非要我举例证明，那我可以说，兹有三证：金毓黻先生和金景芳先生的关系是其本证，赵俪生先生和吕绍纲先生的关系是其明证，衡眉先生和我的关系算作补证吧。 　　 　　 （三） 　　 　　师友关系的定位既明，再言其具体而微的情形。 　　先说师的一层。就广义上的师而言，衡眉先生早于1967年就已做了中学老师，而其时我还只是一名小学生，衡眉先生当然是名副其实的老师，虽然我们人各一方，彼此不知不识。就狭义上的师而言，衡眉先生与我从无直接的师生授受关系，并且在治史为学的道路上，我与衡眉先生是同时起步，同一年入史学之门（1978年，3 月我入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读本科，9月衡眉先生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读硕士），亦同一年（1982年）发表第一篇史学论文，在这两点上，我经常以能与衡眉先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窃喜。殊不知，衡眉先生乃绝顶聪明之人，再加上出自名师名校，起点高，刻苦学，不几年即有一系列的重要创获，令我刮目相看，瞠乎其后矣。这还不算，衡眉先生只知其进，不知其止，又于知天命之年前后继续攻读，竟然拿到了博士学位，不但完成了现代学历教育的全过程，而且确立了其治学规模，拿出了许许多多可成一家之言的优秀成果，--这时，衡眉先生的学问，很有一点致广大、尽精微的气象了，其书传道，其言解惑，我打心底里佩服。当此之时，我与衡眉先生虽无授受之事，犹知私淑其人，尊其为师。不亦可乎！不亦可乎！ 　　衡眉先生做学问，有开拓创新的勇气和手段。他的关于上古史的阐释，关于昭穆制度的解说，关于古代婚姻家庭关系的辨析，等等等等，无不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家之言。这些，我都深表赞同。而且，衡眉先生每有新发见，往往示诸同好，我则往往或以书函或见面时向他发表我的评论、我的意见，他总是乐于听取。其实，我并非一味赞美，对其言无所不悦，偶尔发现一小问题，亦当即指出，虽衡眉先生居师道之尊亦敢为也。 　　次言友的一层。无论传统社会或现代社会，朋友与兄弟这两层关系最接近，推而广之亦最难界定。说最接近，是因为朋友关系与兄弟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可以互换；说最难界定，是因为这两种关系适用范围太过宽泛，不易把握，特别是雅训化了以后，可以适用多种人际关系。季羡林先生读山东大学附中时，年仅15岁连续两学期考得甲等第一名，时任山大校长、省教育厅长的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题写了一幅对联和一个扇子面相赠，以示鼓励，其中扇子面的落款写道“羡林老弟正”。读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知鲁迅其时多称许广平为兄。王寿彭弟蓄季羡林，周树人兄事许广平，见贤思齐，衡眉先生乐于与我分伯仲、论兄弟。 　　衡眉先生与我的朋友加兄弟的关系，有“雅”的一面，有“俗”的一面。雅俗俱来，丰富多彩，才是真正的有滋有味。 　　“雅”的一面是，我们常常“以文会友”，之后接着是“以友辅道”，而到了“道”的层面，我们往往各执己见，不苟同，不妄赞，只辨道之安在，不知礼之当让。 　　“俗”的一面是，衡眉先生与我有着共同的业余爱好，都好下象棋，打乓乒。而且，下象棋，是棋逢对手；打乓乒，是不分上下。所以，我们不见面则已，见面总要钻时间的空子来较量一番。1997年夏，衡眉先生与我不约而同地参加了在大连召开的高校学报工作研讨会。会议期间，我们晚上下象棋，白天又充分利用会议间隙，四处找场地、借球拍，再打几局乓乒球。颇得尽兴之乐。尤其是应衡眉先生的约请，我来回落脚于烟师。天赐良机，衡眉先生邀我家中对奕，下棋下得脑力不支，则改换乓乒，挥拍上阵，几个回合下来，大汗淋漓。接下来是酒食之乐，衡眉先生的夫人郭明勤教授准备了丰盛的海鲜宴，啤酒、海鲜皆我所好，主人投我所好，是时也，我之乐，似刘禅之乐，乐不思蜀矣。 　　人生得闲须尽欢。衡眉先生既是学问中人，耐得寂寞，坐得冷板凳，平日慎谨做事，老实做人；又是性情中人，一有闲暇，亦能利用，亦能放开，放开则往往废寝忘食，乐以忘忧，不知疲倦之将至云尔。闲暇对于他而言是一种奢侈，家居时大抵无之而出差时偶尔有之。2000年春，衡眉先生数次来济南出差办事，由于我刚来济南工作不久，妻子和女儿仍在曲阜，我一人只身呆在家中，他几次干脆以寒舍为下榻处。其中有两次最能放得开：一次是衡眉先生与梁方健先生、郑军先生同行。方健先生是我的兄长、同学，郑军先生齿爵居低，是小弟。三人入居寒舍长达七日。七日之间，有事则象棋，无事则酒食。方健、郑军两先生于象棋稍逊风骚，退而服其劳。另一次是衡眉先生与程奇立先生同行。奇立先生亦是金门弟子，是衡眉先生的师弟，也是衡眉先生在学报主编这一位子上的接班人，另外，还是我的兄长、同学。重要的是，奇立先生亦好象棋，且我们三人旗鼓相当。这一次，衡眉先生是有备而来，路过莱阳时买了一大堆爬虾、螃蟹，直奔寒舍且驻扎于寒舍。接下来是我们三人展开了几番轮流坐桩的大战，日犹不足，继之以夜，不知东方之既白。 　　一旦投入，心无旁骛，我连正在撰写之中的赴台北参加学术会议的论文都弃置一旁。此后不久，正是因为赶写这一论文，我做了一件至今让我不能释怀的憾事。那是衡眉先生与夫人郭明勤教授自南方游学归来，途经济南稍作逗留，我一人在家，正是尽地主之谊，接待衡眉先生夫妇入寒舍小住，大献殷勤的时机。何况，我早已有言在先，衡眉先生与夫人不来济南则已，来济南我必迎入寒舍歇息。然而，其时，我已一误再误交稿日期，台北数次来电催促，并限定时间，我再也不敢怠慢，全无平日从容不迫的模样，焦头烂额，拼命赶写，乃婉拒衡眉先生夫妇于门外。言犹在耳，是可为，孰不可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事后，我赧赧然不知如何自处，而衡眉先生笑我见外。 　　 　　先生遽归道山于兹半年又一月矣，不知先生别后所学何事，所乐何事，恨不能回先生于天国，请教其所学，请益其所乐。先生远行之际，我纠缠于冗务而未克前去送行，今也我不以长物，但以一瓣心香奉献于先生，愿先生勿笑我见外。 　　 　　 　　2001年10月20日于济南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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