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陈然烈士传略

二十应变准备 　　 　　“要么不搞革命，搞革命就要准备坐牢，准备杀头。”这是陈然平时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抗战剧团”组织的破坏，恩施集中营中的斗争情况，在他身边出现了可耻的变节分子……这些严峻的现实，从正面和反面都对陈然起了深刻的教育作用。要坚贞不屈为革命而斗争到底的意志，已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他为接受最后考验作了充分准备。这一点，可以从他平时生活的表现看到：他每天不忘锻炼身体，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万一被捕，要能挺得住，坚持斗争到底。他克制着自己，不谈恋爱，不结婚，也是为的避免牵挂和拖累。 　　一九四八年三月，斗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陈然一方面全力以赴地日夜工作，一方面沉着冷静地考虑了许多应变的措施。 　　由于《挺进报》长期是在他家里编辑、印刷的，家里的人不可能不有所觉察；虽然不知道他深更半夜关在屋里具体干的什么，但都知道是干着一项十分危险的革命工作。形势紧张后，陈然认为与其瞒着家里的人，还不如适当公开，教育和争取家里人的帮助，做些掩护工作。经过上级同意，他向母亲和二姐说明了情况，只是没有告诉他们具体的工作内容。要求他们第一是绝对保密，再就是帮助做些掩护工作。陈然对二姐讲了许多当前形势和革命道理，二姐虽然很替他担心，但是还是同情和支持他的。当时，除陈然外，还有一位编辑同志住在他家里，陈然考虑到万一一人外出，或两人都外出，而家里发生意外情况，如被搜查或发现其他可疑情况，外出的人就不应再进屋。因此他把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二姐，要她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就立即放出讯号，办法是将擦洗地板的拖把，搭在朝街的竹篱上晾晒。这样，外出的人见有讯号就不进屋了。 　　陈然和编辑同志共同规定了严格的外出规则，如果外出必须说明几点钟准时回来，如果没有按时回到家里，在家的另一人就要假定外出的人出了事，立即暂时转移，查明情况后再回来。外出回家的人，要严格检查自己身后有无“尾巴”(即尾随盯梢的特务)，因此在回家的路上，要故意转弯抹角，穿过一些狭长的人少的小街，如果身后有狗就能看出来。 　　从野猫溪到重庆，要坐轮渡过江。陈然常常不坐轮渡，而绕道坐木划子过江，或者从弹子石、海棠溪等其他渡口过江。当他携带有文件或报纸时，都采取伪装办法，并坐在船舷，将提文件的手搭在船栏上。他说：“万一发现有狗或其他意外，手一松，就把东西扔进江中去。” 　　他和编辑同志反复交谈了对于被捕、牺牲的态度，和应付的办法。谈到牺牲，陈然表示了最坚决的态度，但是也认为：“牺牲只是我们对党的最后忠诚的表现。我们的目的并不是牺牲，是要革命！万一特务来捕人，能逃脱就该尽量想办法跑掉，人少就拼他几个，实在跑不脱，入狱后还要进行斗争，有机会越狱，也一定要想办法越狱。”他研究了他住处的周围环境和地形，有一间南屋的后窗对着邻舍院子，邻舍的地势高，从楼上跳下去不至于摔伤，因此他把工作室移到这间向南的房间，并约定万一敌人扑来，就从后窗跳到邻舍院内跑掉。 　　他们还反复研究了万一被捕的口供，要做到两人的说法一致：两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住在陈然家里，住在这里干什么，等等。陈然根据他平时有意了解到的狱中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几条对付敌人审讯的原则，他认为：第一，能不暴露自己的组织身分，一定坚决不暴露；第二，如果已经掩盖不了自己的身分，就要以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身分，和敌人展开正面的斗争；第三，绝对不说出任何人，不管是党内、党外、有关系、无关系的人的姓名和地址。谈到这里，他斩钉截铁地说 　　“在这一点上，任何自圆其说的让步都是叛变！” 　　在三月以后的一个多月的紧张斗争中，陈然除了为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而努力工作外，几乎没有一天，不在继续考虑万一被捕后的斗争方法。他对被捕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敌人可能采取的诡计，都作了多方面的估计。 　　有一天夜里，他是在鼓励自己，也是在鼓励别人，用低沉而严肃的声调说道： 　　“敌人的手段再毒辣，我看不外乎两手，一手是硬的，一手是软的。硬的有啥？拷打，灌辣椒水，烙铁，上老虎凳，电刑，疯狗咬……还有啥？大不了是痛和死。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多少同志都经受住了，我们就经不住？心一横，牙一咬，不就过去了。死，又有什么不得了。人总是要死的，但活着总得有意义。我看，卑鄙地活着比心安理得地死去要痛苦得多。真不知道那些叛徒是怎么想的，有如行尸走肉，活着有啥意思？！” 　　陈然又设想敌人会耍哪些软手段，他说： 　　“升官、发财、美人计……这一套根本打动不了我们。可能他们还会利用我们对亲人的爱，也许会把我妈弄去哭哭啼啼，让你软下来。说不定他不打你，也不杀你，而在你面前整你的亲人，让你忍受不了。那些野兽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但是，这只能激起我们更大的仇恨，难道会使我们投降么?” 　　又有一次，陈然轻松地谈到可能的牺牲，他说：“我们能活到今天，亲眼看到全国大反攻，眼看革命的胜利马上要来到，比起过去牺牲的先烈，这已经是太幸福了。”后来又笑着说：“要说死：也还有两点不甘心哩：一个是延安没去成，我只是在唱《延安颂》的时候，自己幻想了一个延安的样子。要是死不了，将来一定得去看看。再一个是莫斯科没到过。真想亲眼看看社会主义是啥样的……” 　　一天晚上，大约在三月底或四月初，这天没有印报，陈然郑重其事地建议和编写的同志交换“遗嘱”。他说，他万一牺牲了没有任何遗憾，遗憾的只是自己对党没做什么事就牺牲了。他对家里也没啥牵挂，唯一不放心的是妹妹年纪小，没有让她读好书，希望党组织能帮助她成长。 　　谈到这里，他对自己过去对妹妹的关心和教育不够，感到不安。他说：“我总把她当小孩看，其实也不小了。介绍她看了些进步书籍，可是从来没有和她更深入地谈谈，老认为她年纪小，毛毛躁躁，怕她的嘴不严，不敢更明确地教育她，让她懂得革命、懂得党。” 　　陈然谈起—件事：有一天，他妹妹从一位进步的老师那里得到一份《挺进报》，老师叫她看后就烧掉。她想到这么难得到的东西，一定要带给哥哥看，让哥哥高兴一下。回到家，就把陈然叫到一边，兴冲冲地把这个难得的秘密东西递给他。陈然一看着了急，怕她引出意外来，把脸一沉，盘问她这是从哪里得来的？老师为什么给她？给她的时候说了些什么？等等。最后严厉地告诉她：“以后再也不许往家里带！”妹妹满心高兴，却被他泼了一盆冷水，感到哥哥的态度真奇怪，莫名其妙。 　　陈然对自己当时这么简单而生硬地对待妹妹感到抱歉。决心要找妹妹认真谈一谈，改变这种简单的态度。 　　 　　 　　电子版制作：陈然纪念馆 　　转载请注明出处：陈然纪念馆 chenran.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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