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陈然烈士传略

十七组织委员 　　 　　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创办《挺进报》时，由彭咏梧同志负责领导。这时担任报纸编印出版工作的几位同志中，有一个在书店工作的同志和陈然是失去关系的党员，其余都是党的积极分子。在书店工作的同志首先恢复了组织关系，并担任了《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知道和地下党的关系接上了，又估计被指定负责《挺进报》工作的同志可能是党员，就要求能和党内负责同志见面，谈谈他的个人情况。他把自己在一九四二年如何暂断关系的经过，以及这些年的经历，向组织上作了详尽的汇报。市委研究了陈然的情况，决定让陈然同志先重新入党，待以后查明过去的情况，再将党龄补上。 　　一九四七年秋，彭咏梧同志奉命到川东去搞武装斗争，《挺进报》工作由市委常委老黎同志领导。一九四七年底，老黎同志代表党组织，由特支书记当介绍人，接收陈然同志入党。担负《挺进报》编写工作的同志，也同时被吸收入党。 　　一九四八年二月，市委决定陈然等两同志提前转为正式党员，并改组《挺进报》特支，指定陈然同志担任特支的组织委员，负责编写的同志担任宣传委员。仍由在书店工作的同志任书记。新的支部委员会成立了。 　　二月初的一天，正是春节，利用节日到陈然家里作客的机会，新成立的支委会开了第一次会议，宣布了支委的分工，商量了《挺进报》的工作。当时在市委领导下编《反攻》刊物那些同志决定转移，把工作移交给《挺进报》特支。《反攻》方面有一些准备接收入党的积极分子，也转给《挺进报》特支，关系交给了组织委员陈然。 　　晚间，陈然的母亲亲自做了几个菜过节并招待客人。虽然他们一家人都不会喝酒，为了过节也买来一瓶大曲酒。席间，特支书记祝贺两位同志转正，他兴奋地举起杯向陈然说道：“来！敬你一杯，光荣的布尔什维克！”老妈妈听不懂什么“布尔什维克”，连忙说：“你才是‘不常来的客’嘛！”引起特支三位同志哈哈大笑，于是一起站起来举杯敬老妈妈的酒，说：“我们三个‘不常来的客’敬你老人家一杯！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啊！”老妈妈感慨地说：“这年头，吃碗饭都难，哪里来的寿啊！”陈然说：“娘！你别着急，世界上‘不常来的客’多了，穷人就会都有饭吃了。”老妈妈高兴地说：“那敢情好，到那时你们天天来，我天天做菜请你们。” 　　陈然是一个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人，对于党组织的决定从来没有二话说，参加党，对他来说，就是为了革命，为了能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更好地工作。他对自己是重新入党还是恢复党籍，什么党龄问题，根本不加考虑。暂时中断关系后，他坚持工作，主动尽自己作为一个党员的责任。经过几年的独立作战后，现在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心情十分兴奋。 　　对于他在一九四二年中断关系到江津去的一段经历，他从来没有埋怨过当时组织上的处理是否恰当，相反倒是常常埋怨自己没有按组织的最后指示，设法在江津长期坚持下去。他和宣传委员虽然是多年的战友，但过去他严守党的组织纪律，从来没有向这位最知心的战友透露过自己和党的关系。现在都是党内同志了，在春节这个夜里，他们睡在一起。陈然详尽地谈了自己过去的经历，对自己没能在江津坚持下去，认为是自己组织性还不够坚强的表现。说到这些，他十分激动，说着是他要永远牢记的一个教训。其实，他当时在江津举目无亲，贫困交加，又怎能坚持下去呢？从组织上来说，是应当考虑同志的具体困难的。但是，陈然并没有从这方面来原谅自己，而是以“铁的纪律”来严格要求自己。他说：“党叫我在那里待下去，我当时死也该死在那里，不该回重庆来。”陈然的这种态度有点机械，但也反映了他对党的忠诚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他痛恨那些变节分子的行为，因此他也不能原谅自己作为一个党员的责任对组织纪律的任何一点“灵活性”，尽管自己是处于确实困难的境地，而且回到重庆后从来没有放弃自己作为一个党员的责任。但是他仍然认为，这是自己战斗历程中一件极大的憾事。 　　现在，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他以江津的事为教训，要求自己更加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任何决定。 　　陈然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严格保密上。过去，他对自己的党员身分，从来没有向自己的亲人以及最亲密的战友暴露过。现在，作为组织委员，也从来没有把交给他的党内或群众的组织关系向别的同志暴露过。按照地下工作的组织原则，关系都是单线联系。就在一个支部里，谁掌握的关系，就只能归谁掌握，除非是工作上的必要，不能随便告诉支部的其他同志。陈然始终严格执行了这一原则。他把交给他的关系，反复默记在心里，不留任何文字东西。虽然和宣传委员是知心的老战友，又朝夕相处，却从来没有谈过任何有关组织关系的人和事。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从《反攻》特支移交给陈然的一位同志(这位同志在《国民公报》工作)，已经《反攻》特支通过吸收入党，但尚未得到市委的批准。交给陈然后，市委批准了他入党，但关系要转到另一条线上去。陈然知道这位同志和宣传委员认识，他考虑这位同志批准后就要交到另一条线上去，自已如果去接触就多发生一个关系，不如让宣传委员代表特支去办这件事好。因此把批准的通知委托宣传委员去办了。这是和他亲如手足的宣传委员，从他那里知道的唯一的和组织有关系的人和事，陈然就是这样模范地遵守党的组织纪律。 　　但是，陈然又是一个对待同志十分热情的人。虽然他是《挺进报》特支的组织委员，但并非所有为《挺进报》工作的同志都在他的联系之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收录电讯的同志就不属于特支。每次从组织上转来收录的电讯稿，字迹工整，一笔不苟，一字不落，有时问句中断了，就在句子后面打上省略号，并用括号注明：“刚才外面有人，不便收录，故断。”有时在字句后注明：“电讯不清，此字疑是X字。”陈然被他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吸引住了。他想这位同志一定也有什么公开职业，只是晚上才冒着危险来收听电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这样，从来没有休息过，而且工作一直是这样认真！看得出来，每次送来的电讯稿，都是在收听后又认真抄写过一遍才送出的。他常常深情地叨念这位还不认识的战友：“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同志呀！可惜现在还不能和他认识，要等到解放的哪一天了。” 　　一天，陈然凝视着电讯稿，突然想，应该写封信给这位同志，向他表示我们共同战斗的友情和敬意。他向上级提出这个请求。这样做，在当时情况下是不符合地下秘密工作原则的。但上级被陈然这种纯真的阶级情谊所感动，允许他写一两句简单的话，不签名，由组织上转去。陈然兴奋极了，考虑了许久，用一张小纸条，写了一句话：“致以革命的敬礼!”几天后，收到这位同志的回信，也是简单的一句话：‘紧紧地握你的手！”同样没有签名。 　　一句话，一张纸条，温暖了两个长时间协同战斗却不能见面的共产党员的心，把革命同志的战斗友谊联系起来了。 　　这位同志就是后来和陈然同时牺牲在重庆大坪的成善谋烈士。 　　实际上，陈然和成善谋并非陌生的人。成善谋同志是个电机工程师，以经营无线电修理行为公开职业，为地下党组织担任秘密电讯工作。他曾经担任《科学与生活》杂志社的编委，陈然在杂志社内见过他几次，成善谋同志是地下党员，性格爽朗，对革命形势无限乐观。由于职业身分需要，他一身笔挺的西装，表现很阔绰。陈然不了解他，对他有点距离。特别是有一次陈然和《科学与生活》的负责人偶然到成善谋的家里去，见他家里被褥、蚊帐都十分破旧，他的爱人满面愁容。成善谋同志一定要留他们二人吃饭，但张罗了许久，摆不出饭菜来，显然是有所为难，两人便赶快告辞了。陈然因此误认成善谋自己在外面花天酒地，却把妻子儿女置于贫困之中，对成善谋的印象更加不好，以后也就很少接触。其实，成善谋同志的衣着排场只是为了掩护身分，而家庭的确是过着清苦的生活。这种表里不一，正是他不谋私利的崇高品德的体现。 　　陈然不明真情，有所误解自很难怪。但他哪里知道，自己所致敬的好同志却正是这位印象不好的“成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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