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陈然烈士传略

十二《彷徨》杂志 　　 　　一九四六年夏天，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疯狂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全国性的内战爆发了。与此同时，反动派对其统治区的和平民主运动进行血腥的镇压。国民党政府在五月间发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的法西斯法令，严禁罢工、罢课、集会和游行示威；六月间在各地大肆逮捕反内战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七月间又封闭进步的文化团体、言论机关等一百余处，并公开屠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这时重庆的形势也日益紧张。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还在重庆，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坚持出版发行，但针锋相对的斗争越来越尖锐激烈。报纸版面经常为抗议反动派扣发稿件而“开天窗”，送报的报童遭到特务分子的挑衅和毒打，有些读者也遭到迫害。一个黎明前的最黑暗的时刻来到了。 　　这时，南方局以《新华日报》的名义和陈然等同志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负责联系的同志经常向他们传达对当前形势的估计，要他们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新华日报》党组织领导下，曾办有一个通俗的自然科学刊物，叫《科学与生活》。其任务是通过刊物团结一批进步的科学界和技术界人士，以便万一和谈取得成功，可以利用短期的和平局面，动员一批科学技术工作者到解放区去。全面内战爆发后，这一任务是难以实现了。当时党组织指示他们，可以改办一个以小职员、小店员、失学和失业青年等为对象，以谈青年切身问题为内容的小刊物，借此联系群众，深入到更广泛的社会青年中去，执行长期荫蔽的方针，发展和聚集革命力量。 　　陈然和周围最可靠的一些青年积极分子在一起，反复讨论当前形势，研究了党给予的这项任务，一致决定筹办一个命名为《彷徨》的杂志。意思是：当前青年人都有许多苦闷和彷徨，大家共同来探讨解决的途径，内容避免明显的政治色彩，主要谈青年的一些切身问题，包括升学、就业、恋爱、婚姻……等等。形式上是“灰色”的，但内容是健康的，同时在刊物上设立“彷徨信箱”，征求“社友”，发展和读者的直接联系。以这样的形式和内容，接近政治觉悟不高，但对社会观实不满的青年读者，从中选择对象进行进一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以便在反动统治最黑暗的时期里，能长期隐蔽地进行活动。 　　这个计划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和支持，并介绍了一些积极分子来参加。《新华日报》副刊编辑则负责将适合于《彷徨》用的稿件及作者转给《彷徨》杂志。从一九四六年十月，陈然等同志就开始积极地进行这个刊物的筹办。不久，原来的联系人调动干作，党组织就交由何其芳同志领导。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彷徨》杂志的创刊号于一九四七年元旦出版了。 　　《彷徨》杂志是一个公开出版的刊物，它和《新华日报》党组织的联系是秘密的。刊物的经费和全部工作都靠一些积极分子共同支持。他们有的参加写稿，有的设法筹集经费，有的负责联系印刷和发行，有的担任美术装帧和校对，除了原读书会的一些成员外，还有报馆组织介绍来参加的一些积极分子。因此，在这个刊物的周围团结了几十个进步的青年。但刊物的主要工作，则由陈然等几个核心分子负责。当时陈然担任了刊物的一项重要工作，即“通联”工作，其任务是和广大读者的通讯联系，答复“读者信箱”收到的来信，以及和本市读者的直接联系。另外，他还要负责到邮局去开信箱取信件，到新华日报馆去取稿件等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这项工作是危险的，但他机警、沉着、从容不迫、平易近人，担负这项工作是非常胜任的，同志们开玩笑地夸他为“我们的组织部长”。 　　《彷徨》杂志和党的关系只有几个核心分子知道。对当时的形势和刊物的方针，在陈然等核心分子中经过了多次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在周围的积极分子中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在筹办中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在新的形势下应当采取怎样的斗争形式。有的同志认为避免政治色彩，就失去斗争性，办这个刊物没有什么意义了，有的反对以失学、失业、恋爱、婚姻等这些切身问题为主要内容，认为这样就和“黄色”刊物差不多了；有的主张办一个抒发“时代感情”的诗和散文刊物；有的主张办一个杂文刊物，要象鲁迅那样和反动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陈然根据党组织的意见，耐心地向这些同志作说服工作，使绝大多数的人支持了刊物的既定方针。 　　但是，在刊物将要出版时，由於封面的设计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时多数同志赞成在刊物的形式上可以采取一些吸引读者的方式，设计封面的同志在封面上设计了一个大问号---“?”，以吸引读者；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做法是“搞噱头”，“海派作风”，“太不严肃”……等等，又展开了争论。陈然坚定地认为：“原则性和灵活性要相结合，在形式上采取一点适应当前环境和读者水平的灵活性，是革命斗争所允许，也是必要的。”他的意见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也得到党组织的赞同，刊物本着这个方针出版了。《新华日报》破例在头版显著位置，登出了一个大问号的《彷徨》杂志出版广告。 　　《彷徨》出刊后，立即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他们诉说自己种种不幸的遭遇，摆出种种个人生活上、思想上的苦闷问题。陈然是有职业工作的，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担负《彷徨》的通联工作，他要答复所有的来信，经常为了答复一位读者的问题，和几个问志一起反复琢磨到深夜。 　　曾经有一位云南读者，是个失学失业在家的女青年，被家族逼婚而感到人生无味，企图自尽，读了《彷徨》，特意写了一封长信来诉说自己的痛苦，并希望在思想上得到帮助。陈然看了信十分激动。为了说服这位读者不要悲观，要坚决走斗争的道路，他写回信时，写了撕掉，撕了又写，一直写到深夜两、三点钟还感到不满意。他对别的同志说：“云南这么远，信件慢，如果一封信不能扭转她的情绪，万一真自杀了，我们就没尽到责任啊！”信寄出后，他一直叨念着不知道写的信能不能起到作用。半个多月以后，收到这位女读者深情的感谢信，陈然高兴极了，又去信给她鼓舞并替她出了许多斗争的主意。后来在女读者同意之下，又以杂志社的名义写信给她的一个懦弱的哥哥，鼓励他出来为妹妹说话，终于帮助这位女读者抵制了家族的逼婚。 　　“通联”工作发挥了作用，使陈然更加热情地担负起这项工作。不久，他按着党组织所指示的方向，开始在本市读者中交朋友，建立直接的联系，其中有几个在银行工作的小职员，在他的接近和帮助下，后来组成了一个小型读书会，并且经常捐款来支援《彷徨》的经费。从此，以刊物为引路的组织活动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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