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先父贾德耀生平轶事 　　 　　 贾成华 　　 　　一． 　　1.先祖父贾芝玉在合肥乡下以教私塾为业，先父十五岁前，跟随祖父读四书五经史记古文等旧书。虽然他后来弃学从戎，考入军事学校，学习新的课程技术及日德文，但他修身，处世，为人，仍以儒家思想为准绳。是受幼年读老书的影响的。 　　2.先父因幼年生活寒苦，身体并不好，在日本留学受军事训练异常严格艰苦。他对我们说； “在外出打靶野营时，日本军官一声口令，滚，爬，跌打。卧倒在泥潭中，弄一身泥巴是常事。实在口干没有水喝，马尿也得喝一口，平时伙食也很差，难得有小咸鱼和酱汤佐饭，就算是改善伙食了。你们想想，在年青时，如果不经过艰苦的意志和身体磨练，将来还能吃苦耐劳经风雨见世面吗？坚持下去身体也就好了。 　　3.先父青年时代正值清廷腐败，受到列强欺压凌辱的年代。他看到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气愤难平，决心弃学从军。留日归国后，欲以所学日德新型培练方法达到富国强军的目的。他在陆军部编译局及保定军官学校任职期间均有所建树和改进。 　　4.先父喜读经史，爱好书法和观赏字帖，书房中有全套二十四史及各种古书字帖等。他退隐家居时，常和教读我们兄妹古文的史老师去北琉璃厂荣宝斋，商务，中华等书店浏览并买些字帖回来。我看见他书桌上摆有《史记》，《资治通鉴》及《孙过庭书谱》等书籍。可是，那时我们都已入学校上学，也无暇多理会，对于笔画龙飞凤舞的章草书法，更是看不懂，不过有时也跟随先父去书店买书，也要买些少年读物及各国童话故事。先父也能满足我的愿望，这是我对文学书籍和外国翻译小说，也有些爱好的开端。先父没有什么著述，来往信件和练习书法的条幅字迹却不少。“七七”事变后，日军强占我家住房，无法抢出，损失殆尽，到上海后虽然还留有一些字迹，在文革破四旧时又被销毁，现在我留存的只有一本当年我练习小楷的字帖《灵飞经》和先父的几支毛笔，一方石砚及几颗印章。前几年我入南通老年大学书法组学习竟找不到一张先父草书墨迹供临摹之参考。至今思之，不胜遗憾，再有，每年正月初一，有两件必要做的事，那就是由先父带我们姐妹和四兄（另外三兄已去国外留学，先到史老师家给老师和师母拜年，然后再去二伯父家，他认为这是礼节，必须“尊师重教”，才能“学有所成”。为此，我们家的第二，三代，当孩子们开始上学时，首先吩咐的话，就是“一定要听老师的话”。这对以后的学习和遵守纪律都大有好处，没有发生过什么困扰和为难。这也许是我们的传统“家风”吧。先父从陕西回到北京时，家里养了一头黄褐色的洋马，又高又大。我常看见先父早晨骑马去城郊遛早，后来去部里工作，就以汽车代步，不再骑马。所以骑马和练字，就是他青年和老年时的爱好了。先父外出办公坐汽车。却从来不许家里人随便用汽车。我们上学路远，都是坐人力车。先母不喜欢参与当时那些夫人们中的乏味应酬。她除了在家操持家务，就是看看古典书籍和“红楼梦”之类的小说。她常常在星期日雇一辆马车，带我们去绸布店挑选衣料。当时北京有名的“八大祥”绸锻店，就是她极爱光顾的地方。回来后，请裁缝给家里人做四季衣服。那时没有那么多的服装店，一般都是找认识的师傅来家做。那时的布店老板都比较热情，来了顾客先上茶，聊天，套近呼，然后再搬出各种衣料来供挑选。我们在布店等她挑选衣料，时间长了就不耐烦，可是当坐在象小屋子似的马车里，耳听“得得”马蹄声，眼望窗外来往人群和街景，又觉得非常有趣了。回家路上，经常去正明斋，荣华斋等当时有名的点心铺买些点心给孩子们吃。逢年过节，我家和二伯父家，因为两家住得较近，同住西城，经常往来，有时也会摆开桌子，请亲友们打几圈“麻将”消遣，可是我很少看见先父母坐下来和他们同玩，只是有时做做替手，或经常走来走去在旁边看看，并招呼茶水应酬一下，因此我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虽说也懂打牌，可是既不肯用脑筋去“和”，又没有耐性长时间坐着，也是喜欢走来走去靠别人玩，所以更说不上赌钱论输赢了。我在家读旧书还没入学校时，有一次女用人的女儿（大约比我大二，三岁），从乡下来看她妈妈，在我家住过几天。我们在一起玩时，忽然想起叫她做学生，我做老师教她念书的游戏。她是刚进城的乡下姑娘，那能正好随我的意愿？几次教不会。我就发起脾气来说，“你真苯。怎么老学不会？要是再背不出来。我不打你手心，也要你给我鞠十个躬 （因为看见老师桌上放有做做样子的戒尺）。她被弄得不好意思，几乎要哭出来，正好先父走过看见，就说，”你是早就学过的，她刚从乡下来，哪能一学就会？你怎么可以对人家耍小姐脾气？如果她父亲也是做官的，她不是和你一样早就念书，也是“小姐”了吗？“这虽然是一件童年往事，却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当然那时我并不理解”平等“的意义。可是成年和工作以后，我却常常想到为人要谦逊忍让，不要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与人为善，平等相待，才能免去许多不愉快和矛盾。后来在学校春秋两季随学生下乡劳动及上山下乡时和女知青一齐住草房汲井水，也能虚心向贫下中农请教，和他们打成一片。不感到有什么委屈。这也许是这个小插曲给我的启发和帮助吧 　　二．先父是皖人。和冯玉祥将军也是同乡（冯是安徽巢县人）。他虽曾在段祺瑞政府任过总长总理，却不是段的亲信，更对安福系的骨干分子王揖唐，徐树铮之流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由于当时的局势，段利用他为缓冲和与充当与冯的西北军的牵线人。 冯将军在古北口驻扎时，先父曾多次去与他会晤。我在家中并看见他们一同在战地合拍大型照相册。先父是喜欢摄影留念的。每年春节期间都要和家中人拍照，并留存亲友的照片共有一大木箱，可惜经过战乱逃难。这些珍贵的资料都已荡然无存了。先父在陕西时和冯将军情谊相投结为盟兄弟。当时对有些不合理的事，看不过去。常一同在督军面前提提意见。可是督军左右的人却不以为然，觉得他们多事，是碍他们的眼。不久冯和先父都被派赴外县各地巡视。先父在汉中任十五混成旅旅长兼陕南镇守使职务时，被陕西镇嵩军围攻，曾打电报向冯将军告急，冯不顾路途难行星夜前往解围。 先父从陕西卸任回北京后，住在西城锦什坊街附近一所旧宅，和冯将军的住宅只有一墙之隔。冯为人诚朴爽直，不拘小节，经常喊着，“三哥三嫂”就到我家串门来了。后来冯夫人患病去世，他和李德全女士在北京续弦结婚。结婚那天，先母为迎亲太太，我和四兄也跟着去了，并在一张有很多宾客的大照片上留影。晚上去南苑他们的住所贺喜。两天后，先父又在吉英番菜馆宴请他们新婚夫妇。我们也都跟着去了。先父因青年时代就和冯玉祥熟识，常在一起，所以他的政治思想是倾向西北军，和西北军中官员也都熟悉，四兄成骞就是经刘郁劳和李鸣钟两位将军作伐，和宋哲元将军长女景昭结婚联姻的。 　　三．先父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的经历，在陕西任职和在保定军官学校任校长时的思想抱负，及对学校改建的业绩，和在短暂代理国务总理时期的风波，已在“亿先父贾得耀生平”一文中详细记载，不再重述。 　　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得寸进尺，妄想吞我中华，经常在华北惹是生非，企图挑起纠纷。1933年国民党驻北平的军分会，和日本人又签定了所谓“何梅协定”（何应钦和梅津）。 华北门户等于洞开，日本人更是肆无忌惮。随意借口抓我思想进步的爱国人士和学生。当时北京学生中流行一句话“华北虽大，已经不能安静地放一张书桌”。青年人的愤慨心情 和抗敌御侮的高涨意志，可想而知。因此，1935年冀察政委会成立时，北平市学联已酝酿将组织大中学生举行“反对华北特殊化，要求团结抗日”的示威游行。“一二九”学生运动前两天， 成和二哥从井泾矿务局回北京诊病，当时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得知外界传闻，在当天晚上，同去问先父究竟情况如何？先父对我们说：“南京国民政府电示宋哲元将军，罗织各方人士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其目的一方面为缓和华北局势，另一方面，也是争取时间，为全面抗战做准备，外界不明内情，当然要有看法和意见。我息影家居多年，只担任挂名的闲散职务 （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有时去南京开会），本无意再重临从政仕途，但想到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如能在晚年为国家稍尽微力，也是份所应为的。只是和日本人打交道难度很大，当时的环境又很复杂。现除担任该会委员外，尚要我兼任外交委员会主任。则尚在考虑中。殷汝耕在冀东成立的傀儡伪组织，是日本人一手操纵造成。我认为既然冀察政委会成立日方如有诚意和缓华北局势，就应取消”冀东伪政权“，冀东各县划归政委会管理，决不能丧权辱国。在华北的土地上，留下一个隐患毒瘤。这是说不过去的，也不能取信于国人的”。先父为此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使馆人员进行交涉，经过多次口舌交锋据理力争，终以环境复杂险恶，日方又经常借故制造事端。虽然谈判交涉一年多之久还是无所进展。加以先父为此事思虑过度彻夜难眠，导致心脏病发作，因而始终未正式就任，后由魏宗翰先生继任外交委员会主任职务。1937年先父患病住在颐和园养云轩休养。一个星期天，先母带我和弟妹去西郊看望。傍晚回家时，汽车行至海淀村忽然发生故障不能行驶，那时天色逐渐黑下来，停在郊外无处求助，正在着急，幸遇外交委员会专员熊少豪先生乘车经过，看见我们围立在汽车旁，就把我们顺路送回家中。7月初北平各学校已放暑假。成骞四兄在南京中央军校即将毕业。景招四嫂也和我们在家等他回来。忽然爆发芦沟桥事变，经过二十九军的激烈抗战，佟赵两位军长壮烈牺牲，不久先父得到张自忠将军的通知，了解北京以无法住下去，决定逃避到天津。第一次难民火车开出北平时，因恐汉奸特务认出，先父商请熊少豪夫人陪四嫂及我和彬妹先行，熊夫人机警干练。她和四嫂占在靠近厕所面向窗口的脚落旁，我和彬妹则混坐在妇女小孩中，车上人声嘈杂，拥挤不堪，寸步难行。每到一站，就有日本兵上车来搜查，这样走走停停，大家也无法喝水吃东西。从早上走到旁晚才到达天津，总算松了一口气。我们抵津后暂住宋家。不久，“八一三”沪战也开始，局势更加紧张严峻。那时租界中常有爱国人士抄录来的各地抗战消息，用小型的传单形式，塞进有些人家的门缝中。来源就是从夜间偷听内地广播得来的。我们两家都有父兄在抗战前线，怎么能不关心战事的进展和胜负？于是我们也在半夜起来，把窗帘拉上，开个小桌灯，围在收音机旁偷听内地的抗日消息。并学着用小报的形式记录下来，当然这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可惜这些资料在天津发大水时都遗失了。先父对我们的这些做法，没有加以禁止，但要我们十分小心，千万不要惹出事来。因为那时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宋家有个原在北平工作的亲戚，从某地乘船回天津，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他的家属很惊慌，曾来问先父，看有什么办法救他。先父也没有办法， 后忽然想起老友黄宗法系天津的名律师，在当地颇有名望，也和外国人常有来往。于是请他想想办法，再向各处托人疏通。还好，不久就给保释了出来。先父在天津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每天以练习章草书法消遣。有时同住英租界附近的龚心湛老伯（他也是安徽合肥人，做过段政府的总长总理，长住天津后即从事实业），常来家和他聊天。1938年春，传宋哲元姻伯密电，叫家属设法先去香港，再转赴内地。那时成骞四兄已从中央军校毕业，正在29军中服务。先父嘱成和二兄陪宋姻伯母及四嫂携她的弟妹们先去上海再换轮船去香港。沿途也历经日军盘查，总算闯过难关。关于“七七事变”后逃离华北的往事，四兄之长女贾志宏（她在美国读得博士学位，现为美国东卡罗来那大学心理学教授）为她母亲在美国出版的那本“景昭诗文集”中也有较祥的叙述。1939年夏，天津大水灾，先父抱病和我们妇孺老幼冒险乘船逃到上海，先在西北军旧友上海著名律师薛笃弼老泊家二楼客厅中。我们全家老幼则租住在附近的沧州旅馆。后来薛笃弼老泊为我们租借到他家对面李烈钧将军的空房居住。我们全家搬入。先父在此期间，治疗养病将近一年，于1940年冬去世。我们随即搬迁到炳生小学附近一个小楼居住，以利弟妹就近上学。 　　五．先父笃于手足情义，重视对侄男女的培养教育，大伯父体弱早年去世，遗下一子一女，先父尊大伯母为“长嫂”， 一力承担他一家老幼的供养。大堂姐成敬和保定军校当时的教官何柱国结婚，是先父的主张并一手操办，由冯玉祥将军为他们证婚。大堂兄成章在农业大学毕业后，成家立业，继又和二哥三哥同去德国留学，后获林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东北创办农林专科学校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入关在河南农学院任教育系主任。解放后，在北京林业科学院任研究员。五叔婶有一女二子。五婶在生第三子时，因难产去世。鹿钟麟将军代理河南省主席时，五叔贾德润在河南任县长时又因公殉职（事见冯玉祥著“我的生活）书中582页），于是他们三个孩子都成了孤儿。两个堂弟成鸿和成骥年龄尚小，由姑母负责照顾教养，成慧堂姐（比我大一岁）即接到我家，由先父负责培养， 和我一同读完初高中，当时我考入平大文理学院化学系，成慧姐则考入朝阳学院经济系。抗战时我们到了上海。先父逝世后，她先担任过家庭教师，后即随亲戚去内地，并在西安工作结婚。我们全家到沪后，因先父去世，我已不可能独自再回燕京上学。当即申请减免半费，转入复旦教育系，别人读大学只要四年，我却时断时续两次转学，还好那时在各校念的”学分“都给予承认，总算花了六年的时光才完成了大学的学习任务。战乱时期种种困难和不理想的学习条件及环境，可想而知。 　　六．先父对子女的学习一向重视。他和商震将军也是好友。商将军领导的32军的兵士以会打马球而闻名。他们夫妇思想进步，热心教育和体育事业。我在上小学时，体弱多病，经常休学在家，先母曾两次托商夫人为我请家庭女教师补课。诸兄在去国外流学时曾请德国大使馆的王梅荪先生为他们补习德文。四兄和成彬妹入中学前也请有家庭教师为他们补习数理化和外文。记得成彬妹刚入中学时，我随先父曾陪她去“送考”，一直在考场外等待，到考完才一同回家。抗战开始后，我随家避乱津门，在英租界居住时，先父托黄宗法律师介绍了一位外国女教师指导我复习英语。然后才转学考入燕京大学。先父对我们锻炼身体也同样重视。童年时每天傍晚请武术教师吴先生来家教诸兄打拳和练剑棍等。先父本人有时也打打太极拳。我们在旁也跟着学。后来我和成惠五姐继续学太极拳和练剑，直到上中学才停止。现在我年逾古稀，仍在练简化太极拳和剑。是老年体协的会员，也是和幼年培养的兴趣分不开的。 　　先父为人心胸坦荡思想开朗。他待人诚恳，广于交友，看不惯当时军政界有些人争权夺利趋炎附势的种种恶习，但也不愿多干预。总是谦逊容让而已。记得四兄在我的一本纪念册上，题有“学吃亏”三个大字，并说，“盖先父之遗教，亦吾家之祖训也。愿共勉之”。我在家中看见有两个匾额堂名。一个是“世德堂”，一个是“治安堂，，（大约典出贾谊的”治安策一文吧）。这是什么含义呢？也许是他性格作风的表现吧。先父对子女虽然要求严格教育子女的方针以德育做人为主。却并不是说教式的训诫。只是经常问问我们的学习情况，看看成绩单报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在那内忧外患的战乱年代，他要我们不荒废时光，认真学习知识技能，自立自强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益的人。我觉得先父严于律己，宽厚待人。治家有方。言行端正。有良好的为人处世和读书治学的习惯和态度。这对我们有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和影响的。 　　作为政治家和军人，先父退隐多年后，仍关心世界变化和国家大事，书房中总是白着两三份报纸。这就有机会使我们后辈也养成了看报的习惯。我在读初中二年级时，就天天看天津 “大公报”。在那风云多变的时代，更喜欢看张季鸾主编写的“社论”。当老师评讲作文，提到我的作文有点社论味道时，我更是沾沾自喜，以后凡是可以自选题时，我总是学着瞎议论一翻。这样一来，自然对抒情描写的文章就写不好了。但对看报我确是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就是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时，也要家里隔几天给我寄报纸来。时至今日，我一天不看报就好像 ‘耳不聪，眼不明“似的不自在。现在儿孙们也都有每天必看报纸的习惯这也算是”传代“吧。对于课余看小说，先父并不绝对禁止。他说课余有工夫可以看看。但应有选择的看点有益好书，而且应该随年龄而决定，例如；”红楼梦“等，一定要到高中，懂得分辨美善丑恶再看，不能随便什么书，拿来就看也是不行的。这对现代青年们，也应该是同样的要求吧。 　　1942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那时正值“珍珠港事件“前后，上海当时已成”孤岛“， 我和同学们办义务学校任家庭教师及在各中小学任课。1956年随爱人调往首都。任北京林学院教务处函授部秘书及教学法指导员。1961年因自然灾害，家中老幼人多，申请仍调回南方，于是来到南通，先后在市一中，市五中任教。至1979年退休。现在是南通市政协无党派人士组成员。 　　1986年，合肥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方郑两同志到南京上海收集有关先父事迹准备出版“合肥人物“，曾来我家采访。我也提供了一些资料。并和南通市政协文史办公室梁秘书长谈起，他说，”贾老先生是民国史上有名的人物，他们写的是地方志，性质比较简单。你们在海内外的后辈自己写些点滴轶文事迹都可以。现在各地都在开展这项工作，也是党和国家对前辈人物的关心和怀念。当时我想这些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还有必要写吗？奇怪的是我已年逾古稀，对眼前的事，谟不关心常会忘记。而对童年往事，却萦回脑际，像映电影一样，经常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因此也就随时在回忆中摘录一些。 　　综上所述，只是在我童年和青年时代，，随侍父母身边的一些见闻感受。日常家庭琐事，更不成其为文。不过，从另一方面，可以展示当年我们一代人经历的生活情景，和先父一生的思想情操，精神面貌，以及他对我们的教诲和影响。如果缅怀先人的同时，也能启发激励后辈，珍惜祖国现在的大好时光，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为国成才，那将是我写这篇拙文的心愿和期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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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6/26 15:1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