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战争前保定军校的变局 　　1920年1月寒假完了开学时，保定军校人事有所变动，校长发表为贾德耀(皖系)，安徽合肥人，日本士官生，曾充陕南镇守使。教育长刘汝贤调离，新教育长为孙树林，也是日本士官生。为什么把刘汝贤换了呢?原因是：被裁汰下去的三分之一人员，包括教职员及前任校长杨祖德，群起反对刘汝贤，向陆军部控诉他心存私见等几十条罪状。据调查其中有一条厉害的是把悬挂在尚武堂会议厅内袁世凯像摘下去了，被视为大逆不道，因此把他调往参谋本部任局长去了。尚武堂是位于学校大门对面地基高出地面2米以上的一座规模宏伟的大厦，大厦正中屋檐下悬挂着题有“尚武堂”三个大字的匾额，校长室、教育长室、办公室、休息室、会客室、会议厅等均设在大厦内，会议厅内悬挂有许多当时的大人物像，原不止袁世凯一人也。 　　贾德耀来长斯校以后，力反刘汝贤所为，一切都恢复以前军官学校的老样子。例如学生编队仍按兵科分开，而不混编，对裁汰下去的教职员有缺即补。他到校后第一次给学生讲话时，有这样的话：“学生编队各兵科混为一起，毫无是处，徒滋纷扰。学生伙食原为划一起见所以统一办理，譬如一家兄弟几人，虽然同居，而各房各自另爨未免生分，为人所笑。况且由学生担任采买也耽误学习，尤非所宜，从一期至七期，例有成规，施行以来颇著成效，为什么这一期改弦更张呢?”在学生们的思想中，只要能够安心学习，也就不计其他。至于经费和一切物资的补充，也还适时。这学期虽不及第一学期的教学空气紧张严肃，也还说得过去。 　　同年5月前后时局紧张，北洋军阀的皖系同直系关系日趋恶化，吴佩孚同段祺瑞势成水火，非诉诸战争不能解决问题，报刊上也公开登载各方的冷战电报。学校当局见战事已不克避免，提前举行期末考试，立即放暑假，免得卷入漩涡，影响学校和学生前途。当学生们回家途中，已经见到吴佩孚军队的兵车，一列列不停地北开，铁路运行秩序已经失常。我到北京后，往北苑边防军第一师我呆过的连队看营连长们，操课如常，若无其事者然。 　　 停办期间的损失和学生复学活动 　　直皖战争于1920年7月爆发，不久即告结束，直系取得胜利，奉方稍后宣布与直系联合反段进军关内，但未有恶战，费力少而赢利大，殊为直方所不满，撒下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种子。这时，我们在报刊上看到保定军官学校启事，内容为：“本校因受战事影响，整顿需时，何日开学另行通知，希各知照!” 　　直系军队在同皖系作战前夕，即将军校所有的枪炮弹药马匹取去，虽云暂借实则久占。紧接着部队一批一批地在此宿营，不光住用附带捣毁。守校的少数官长学生，无能为力。不仅学生寝室里的被服书籍被劫掠一空，即学校教学用的标本、仪器、模型等亦大部遗失毁坏，学校的书籍、档案、文件也荡然无存。一句话，除学校房屋尚在外，余则一无所有。 　　学校背景原为皖系，胜利的直系自然漠不关心。转眼到了1920年末，开学迹像一点没有。到了1921年暑期，仍然一点消息没有。渐渐的有些同学跑到北京探问，彼此联络互相通信者越来越多，不断地聚众或推举代表，向陆军部请愿要求开学，每次得到的都是敷衍的官腔，没有能否开学或几时开学的具体答复。最后因为有一个同学，着军校的军官制服拉人力车，在陆军部门前出现，被陆军部高级官员察知，认为必须设法安置学生，否则他们流落在北京、天津会闹出大乱子来的。于是陆军部当局才决定连同清河预备学校毕业学生为第九期，一齐开了学。 　　那位拉人力车的学生是工兵科的张旭光，河北蠡县人。1924年夏，我和他同在东北军第二十七师步兵第五十三旅第一0六团第二营第五连当排长时，我曾问他：“老张，你说说为什么想跑到北京铁狮子胡同陆军部门前去拉人力车呢?”“过去的事，说那些作啥?”他回答。“那是一个奇迹，在你的生活历程上，是一件大事，对学校复校开课的影响最大，不光为了你自己，而是为全期同学们谋利益。”我赞扬道。他微笑着回答：“我看屡次请愿白跑无益，正赶上我胞兄(在陆军部任职)到外省出差去，人力车在家空闲着，我就服装整齐，拉着车子到陆军部门前候坐。有几个小职员叫车子，我都没睬他们。候到9点多钟了，出来一个着少将军装的人喊车子，我应声而去。他说：‘前门外东车站要多少钱?’其实那时公道的车价，也不过是30个铜子，我说：‘5块钱吧!’他看看我，愣着眼睛说：‘你为什么要这些钱?你也不像拉车子的样子呀?你是干什么的?’‘我是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学生，开学无期，流落在北京，连吃饭钱都设有了，只好拉车子挣钱吃饭。’我这样回答他。他回去了，没好久，把我叫进去。到了客厅，另一个大官把我盘问一番。我把第八期学生怎样盼学校开学，外省的同学怎样蹲旅馆穷无所归，当局怎样视若无睹等等，说了一遍，发了一阵牢骚。他答复我：‘别再闹了，想法开学。’便打发我出来了。我打算如仍无结果，就多找几个同学一同到那拉车去。不过不久军校就复学了。” 　　 复学和毕业 　　在军校停学期间，原校长贾德耀升任军学司司长，本想以教育长孙树林升任校长，不料却被胜利的直系首领曹锟举荐的张鸿绪攫取。未能如愿，又无别法可想，只有在公事上施加压力，期其知难而退。但张鸿绪能忍耻忍辱地只管作官，不顾青年学生们光阴被浪费和教职员们的反对，就这样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地开了学，当时已是1921年10月了。 　　校长张鸿绪天津人，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毕业。在前清末年，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当奉天陆军小学总办时，他曾担任提调(即副官)。他同后起的人相比是老资格，有点格格不入。但他以前的同事现在都高高在上，地位悬殊，他已经攀附不上了。因而他夤缘奔走，到处碰壁。学生代表找他充实学习内容补充教学器材，教职员们要求发放薪饷，而他只有虚与委蛇，把他逼急了便由北京回到学校讲讲话。有一次给教职员及学生讲话，先把办学校的困难说了一大堆，随后讲起《大学》来了，把第一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反复讲解，如塾师教小学生一般。虽足唠叨了一个多钟头，听的人莫名其妙，找不到他讲话的主题。好在队上官长和教官们克服困难，想尽办法，按照教育计划进度坚持上课，教育学生，终于1922年6月使第八期学生毕了业。 　　这时是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节节败退期间，时局混乱，不能按照国内各师旅需要分发见习地点，便依据各人意愿，发放旅费，让各人到自己愿意的部队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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