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这是范缜答竟陵王云有关命运的比喻，风向诡谲，风力莫测，茵席之上与溷粪之侧，全凭上天安排，虽说是一种极端宿命论，却也揭示了人生的无奈。试想，人们在墓地遥望摇篮，只有少数人的命运是预先设计编排出来的，多数人还是和野草一样，野蛮，随性地生长。以此为前提，推而广之，也就有了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的观点，只有少数的社会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 　　 　　幸好人不是花草，因为他有追逐的梦想，持守的信念，自我塑造的能力，有可能“夫激荡之会，利于乘时，劲风盘空，轻蓬振翮”（ 鲁迅《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冯友兰教授说，人生的成功要三要素，才，力，命。才能，努力，机会。机会，就是“风”。 　　 　　少年贾德耀以合肥南郊贾大郢为原点，假“激荡之会”，孤蓬远征，像一个质点画出了一道那个时代最经典的命运曲线——在经典时段，出现在经典舞台上。这样的经典命运曲线，最终汇聚成了一个时代的经典轮廓。 　　 　　北上从军挎洋刀 　　 　　1881年，中法战争前两年，16岁的段祺瑞怀揣一块银元徒步数十天二千余里，来到山东威海投奔任管带的族叔段从德，被收留在军营中作哨书。1905年，也就是甲午战争那一年，另一个小伙子贾德耀迫于生计，北上投亲，15岁考入武备学堂。两个合肥人，未必有毛泽东当年的雄心壮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原诗为西乡隆盛所作）只是被狂“风”吹逐的两粒草籽而已。谁也想不到，他们的命运将有巨大的交集，有一天分别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携手登上北洋时代权力的巅峰。 　　 　　 　　 　　败给法国人没什么感觉，败给日本人可就刺激大了。清政府在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庚子国变等一系列打击之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从1901年起，开始推行‘新政’措施。在军事方面，仿效西方军事模式，编练新军和警察，代替原来的八旗和绿营，并在各省兴办武备学堂、陆军小学，有的省还办了陆军中学，为新军培养中下级军官。 　　 　　 　　 　　贾德耀以优异成绩从武备学堂毕业，官费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深造。我们不知道贾德耀在日本的见闻感受，同时代稍晚一些的蒋梦麟的记录可作参照。“初次乘大洋轮船，样样觉得新奇。抽水马桶其妙无比。日本茶房礼貌周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长崎，优美的风景给我很深的印象。……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夜间整个公园被几万盏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我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鲁迅郭沫若郁达夫们弃医从文，要文章救国，贾德耀们的目标更直接，刀剑强国。 　　 　　 　　 　　 　贾德耀从日本回国后历任参谋官、河南护车团长。辛亥革命后升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陕西镇守使。1919年8月，贾继杨祖德之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到校后颇有一番改革。 　　 　　“那时的教官大部分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穿着非常整洁光鲜、绣有金色花纹的军呢制服，足上是长统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把明亮的指挥刀，他们走起路来，雄壮有力，刀声靴声，铿锵悦耳，虎虎生威。学生穿着也不差，全套现代式的陆军制服，剪去了辫子，身挎长枪，一副英姿飒爽的模样。”（蒋梦麟《西潮》）而作为军校的中将校长（此前这个职位都是少将），贾德耀的荣耀早已超越早年混口饭吃的预期无数倍。 　　 　　 　　 　　　保定军校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设施最完整、学制最正规的军事学府。自1902 年起，保定先后开办了北洋陆军行营将弁学堂、陆军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以及陆军预备大学堂。1912 年 2 月，袁世凯任大总统后，把陆军预备大学堂迁北京，改称陆军大学。为培养北洋初级军官，遂在保定速成学堂和预备大学堂的基础上，又开办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保定军校的许多小兵蛋子后来都成了一代英杰，甚至是历史舞台上的联合主演。单看这一点，可以说，保定官校是黄埔军校诞生前的燕赵黄埔，黄埔军校是则后来的珠江之畔的保定官校。 　　 　　从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算起，这里共培养出了一万多名军事领导人才，仅后来成为将军的就有1600多名，是名副其实的将军的摇篮。其中著名的有熊秉琦、吴佩孚、齐燮元、孙传芳、蒋介石、张群、杨杰、陈调元、李济深、商震、叶挺、赵博生、董振堂、张克侠、邓演达、蒋光鼐、陈铭枢、熊式辉、张治中、傅作义、余汉谋、刘文辉、陶峙岳、唐生智、郝梦龄、罗卓英、周至柔、顾祝同、陈诚、白崇禧、钱大钧、刘峙、薛岳等等。 　　 　　 　　 　　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政经资源！贾德耀曾位居保定军校校长之位，也曾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在北洋系军队中起步较早，却没能像若干年后黄埔军校将将中正那样，牢牢掌控军队，官职反落其同辈之后，自解除统兵职权，就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再后来脱下了军装，成了一个穿长衫的政客。 　　 　　 　　 　　小站练兵是与保定军官学校分量相当的另一个关键词。1895年12月，清皇族大臣奕劻等人奏请光绪帝改革军制，在天津成立“新建陆军”，保奏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负责督练。袁世凯小站练兵，不仅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端，也拉开了近现代史上北洋军阀时代的序幕。　　 　　其间从小站走出的当到各省督军以上官职者有34人，其中包括4位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1位行使总统职权的临时执政(段祺瑞)。从1912年3月13日至1928年6月3日，北洋政府46届政府总理中，有9位17届总理(唐绍仪、赵秉钧、段祺瑞、徐世昌、江朝宗、王士珍、靳云鹏、张绍曾、贾德耀)曾跟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或在“北洋六镇”出任过官佐。其中，从德国留洋回国的段祺瑞最受袁世凯的器重，段祺瑞也以小站起家，成为北洋三杰之一。 　　 　　　　 　　 　　　　 　　小站练兵形成的北洋军阀集团，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军政实权。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张勋、段祺瑞、曹锟等小站练兵起家的北洋军阀争权夺势，演出了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军阀混战、曹锟贿选等一幕幕历史活剧。 　　 　　 　　 　　大风起兮云飞扬，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被“风”鼓荡，在保定啸聚，在小站盘旋，最后都“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落于北京政坛。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从天津小站起家北洋军阀权贵，去职后绝大部分人又排队似的，先后回到天津寓居以尽余年。　　 　　 　　 　　 北洋政坛如走马 　　 　　 在合肥籍近代民国人物排行榜上，贾德耀的民间知名度并不高，远逊段祺瑞，段芝贵，甚至也比不上龚心湛，王揖唐、王亚樵等，虽然和另一位合肥老乡龚心湛一样，当过国务总理，但在走马灯似的北洋时期的民国政坛上，属于二线明星，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侧影。 　　 　　 　　 　　辛亥革命是一次温柔的“有限革命”（傅国涌语）。皇帝没了，传统的三纲五常依旧占据人伦道德的统治地位。血缘，地缘，儿女亲家，同朝之臣，同帅之将等等，都是利益同盟的链条。对合肥人来说，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情景。贾德耀当国务总理的时候，国家元首是临时执政段祺瑞，这显然是中国历届政府中“最合肥”的一段时间。“以乡谊结朋党”从来就是一个传统，阎锡山是五台人，太原城内流传着“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顺口溜。张宗昌老家是莱州即掖县，那时有句话：“会说掖县话，就把洋刀挎。”同样，李鸿章、段祺瑞当政时代，自然是“会讲合肥话，就把洋刀挂”。行走北洋官场，张嘴“老抹资”， 合肥腔调一出，已占三分便宜。真是“徽班进京”，风光无限。 　　 　　 　　 　　1924年11月，“过气”的前实力派段祺瑞复出，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转年特任小舅子吴光新为陆军总长。吴光新也是合肥“老抹资”，与贾德耀还是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所以吴推荐贾任陆军次长，授将军府宽威将军，并兼任执政府卫队司令。同年11月吴光新辞职，贾德耀升任陆军总长，兼训练总监。 　　 　　 　　 　　　　　 毛泽东晚年以他一贯的口气对老朋友斯诺说，自己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小块地方。对当年的北洋政府来说，这却是恰如其分的描述。北京只是政治戏台，钱财都在各地的实力派军阀手里。钱是政治血液，没有钱就玩不转。各部军阀从来不会死心塌地地投靠帝国主义，他们不过是想钱想疯了，有奶便是娘。日本是个大财主，段祺瑞从日本借款，孙中山也打过类似的主意。孙中山甚至想租借东北获得大量金钱来当抗衡袁世凯（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森恪1912年2月3日下午6时致益田孝特电），将总统宝座让给袁世凯，实属无奈。 　　 　　 　　 　　任何一个社会出现足以颠倒乾坤的危机，它的前兆必然是财政危机。 　　 　　 　　 　　 1926年2月，因旧历年关将近，各方纷纷向政府索饷、索薪。国民军第一、二、三军共索饷五百万元；各机关官吏、公务员及国立学校教职员工一千多人，包围国务院，索要欠薪。总理许世英穷于应付，遂于2月15日提出辞职书后，出走天津。段祺瑞派员慰留, 并给假六天，在此期间由陆军总长贾德耀暂行兼代国务总理，财政次长严代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设法筹款应付年关。3月4日北京临时政府改组，段祺瑞令免许世英国务总理职，特任贾德耀为国务总理，是为北京政府第二十九任总理。贺德霖出任财政总长,贾德耀兼任陆军总长,贾令贺向北京银行界提出筹款办法,经多方协商， 计得二十万元现金，首先平息国立各大中小学校园长期欠薪而引起的罢教风波。（孙家骥《合肥人物－贾德耀》） 　　 　　 　　 　　　　1916——1920年是皖系当国的巅峰时期，等到贾德耀组阁的时候，皖系段祺瑞执政府早已走上了下坡路，摇摇欲坠。段祺瑞不甘心做傀儡，要挽权势大厦于将倾，自然要发掘贾在北洋军系中的旧关系的潜力。例如，贾德耀与冯玉祥早年在西北结有旧谊，于是成为段与冯的缓冲人，牵线人，很有些像几十年后张治中在国共两党之间扮演的角色。 　　 　　 　　 　　吴佩孚主张维护法统，但不主张曹锟复出，‘护宪派’主张曹锟时代的宪法有效，恢复第二次直奉战争前的颜惠庆内阁，然后选举大总统；“据宪派”主张恢复旧约法、旧国会,迎黎元洪复位补足任期；国民军主张继续维持执政府，遵照孙中山之遗训召开国民会议；蛰居天津的黎元洪、张绍曾联合各派议员,游说吴佩孚、冯玉祥同意其再出执政；东南直系首领孙传芳道电主张“军事略定，制订新宪法，从头做起”；奉系张作霖在平定郭松龄叛变后于1926年1月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军务总统官。（孙家骥《合肥人物－贾德耀》）各派吵嘴，打架随之，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干戈不断。 　　 　　 　　 　　南方的孙中山向列宁学习，搞威权独裁，搞军政训政，唱同一首歌，而此时的北洋各派依旧在宪政的泥潭文攻武卫，勾心斗角。走钢丝，踩高跷，调和鼎鼐，手指头与脚趾头一起弹钢琴——这倒还真有些现代代议制民主国的风云气象。 　　 　　 　　 　　在此情况下，贾德耀内阁各总长的分配, 也就必须包括各派的有影响的人物：颜惠庆任外交总长，贺德霖任财政总长，贾兼任陆军总长,杜锡硅任海军总长〈直系 )，杨文皑任农商总长〈孙传芳系 )，龚心湛任内务总长〈皖系 )，卢信任司法总长( 老同盟会人士)，马君武任教育总长〈曾任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各总长除龚、贺、卢到职外，均不就职，并提出辞呈。国务总理贾德耀焦头烂额！ 　　 　　 　　 　　民国政坛风水轮转之速，世所罕见。2010年6月2日，上任不到一年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辞职了，两天后菅直人走马上任，这是日本在五年来第五次换相，也是日本20年来出现的第14个首相。但是，和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在短短的16年间，产生了46届政府首脑（内阁总理、政事堂国务卿、国务总理、代总理）相比，那可是小巫见大巫。 　　 　　　　 　　 　　“三一八惨案”后，4月20日，段决定下野离京，临行前下令免去贾德耀本兼备职。贾德耀下台后随同段祺瑞来天津隐居，从此就离政坛，喧赫一时的安福系及其执政府，也随之解体星散。贾德耀内阁为皖系当国画上了句号。 　　 　　 　　退隐津沪保晚节 　　 　　　天津真正引人注目是在晚清以后，从那时起，这座城市才算是登上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舞台。 　　 　　“从逊帝溥仪到前清的遗老遗少，从明国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到复辟辫帅张勋，从大全在我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到政坛要人靳云鹏、王士珍、顾维钧、潘复、朱启钤、鲍贵卿、孙传芳、倪嗣冲、刘冠雄、吴光新、陆宗舆、从奉系张氏父子到政治和学术兼擅的梁启超，都在天津留下政治活动的鲜明足迹。 　　 　　民国初年活跃于北京政坛的各类要人，或出于被迫无奈，或以退为进，或仅仅为了暂避风头，一旦离开权利宝座，大多会选择天津蛰居，作为进退之所。这里拥有众多租界，还有外国驻军，华洋杂居，尤其下野之后，在租界庇护下，比较安全；距离首都最近，可以就近随时了解北京动态；可以近距离遥控自己在京城的旧部；可以迅速返京重掌大权；由海路还可以出国；根据《辛丑条约》约定天津周围二十里严禁中国驻军，使得这块地方不会发生国内各派系军事力量之间战事，在当时混战的中国，相对比较和平。而且，朝野之间，各路枭雄，常常也会在天津商讨未来大局，进行政治交易，因为幕后人物或许正隐居天津，实力派也可能就躲在天津，而京城政治舞台目标明显，所以在天津聚首比在北京更合适。民国初年的背景政治离不开外国势力的参与，天津的租借是北京外国力量的延伸，北京的使馆区和使节树大招风，举动惹人注目，在天津台与外国人来往，较之北京而言更为容易。另外，通过铁路进出北京，天津为必经之地，一些政要进京前常常在天津驻留，观测风向后，再决定进退。”（顾土《京师政治生活的后花园——重读天津的历史地位》） 　　 　　 　　 　　　　 1935年，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由于贾德耀与西北军系夙有渊源，被聘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曾一度担任外交委员会主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贾德耀化装逃往天津，潜居于租界内。日本侵略者曾几次派人动员贾德耀出任伪职，均为贾所拒绝，保持了晚节，没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 1939 年贾德耀移居上海，1940年12月因病故去。终年六十岁。四年前，同在上海的71岁的段祺瑞去世。保定军官学校——留洋——北洋军队——政府高官——退隐津门——终老上海，“夫激荡之会，利于乘时，劲风盘空，轻蓬振翮”完成了那个时代一批人物的经典人生轨迹。 　　 　　是“风”动，还是“蓬”动，百年回眸，能不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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