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贾德耀 　　 1998年，我去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发现那里有一组图表是介绍北洋政府的历届总理，其中有我祖父贾德耀的名字，但没有照片。于是我和姑姑贾成芝就向革命博物馆捐赠了我祖父的照片，革命博物馆还给予我们一份捐赠证明。过了两周，他们重新做了展版，放上了贾德耀的照片。 　　 小时候，我们没有和祖父住在一起。只记得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由父母领着去给爷爷奶奶拜年，（他们那时住在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怯生生地叫一声爷爷，奶奶，或磕一个头，就出来了。 　　我在即将上学时，就离开了北京来到南方。我母亲教我如何给祖父写信，同时也教我读尺牍。尺牍是当写各类书信的范本。给爷爷写信必需用文言文，也就是古文。我记得抬头须写上“祖父大人膝下敬禀者。。。，落款为孙女叩上”当时我也不懂什么意思，所以印象深刻。 　　我八岁那年，祖父就去世了。但是他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因是他的两张戎装照片。那照片有一人多高。他身穿一身军服，手持指挥刀，十分威武。我自幼就以有一位军人的祖父而自豪。军人总是和保卫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个军人的祖父也是我接受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 　　 　　东渡日本，习武报国 　　祖父的老家在合肥南郊贾大郢，家境一般，我的曾祖父名贾芝玉，曾考中副榜举人，在乡间私塾教书。由于子女众多（七男二女），又加上遇到灾荒，难以维持生计。故携儿带女北上天津投奔亲戚落户津郊。清末，曾祖父曾在新盛军为官 　　祖父排行第三，幼年跟曾祖父读书。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处于内忧外患 民族危机日趋加深的时期。15岁那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当时不少有志青年为了寻求富国强兵之路，纷纷投笔从戎，以期抵御外侮捍卫祖国。 我祖父也是其中之一。他考取了炮队随营武备学堂（该学堂系袁世凯为编练新军而在天津设立的）。当时武备学堂仿照西制，设炮队，步队和马队，聘德国军官担任教官。并派优秀者送往日本留学。学堂中以炮队学堂最著名，祖父在那届学生中表现出色，他学习勤奋，学科及各门训练成绩均名列前茅，日语和德语尤其突出。毕业后即官费派往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 他的同学中著名的军界人物有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陈文远，张树元等人。这也是他以后能进入北洋政府任职并和段祺瑞关系密切之原因。祖父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希望回国后能为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做贡献。他在日本士官学校期间，承受了严格艰苦的军事训练，提高了身体素质和经受了意志的磨练。我的大姑母贾成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现已年逾90高龄）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祖父曾对她们说起在日本学习时的情况。他说：“在外出打靶野营时，日本教官一声口令，滚爬跌打，卧倒在泥潭中弄一身泥巴是常事。实在口干没有水喝时，马尿也得喝一口。平时伙食也很差，难得有咸鱼和酱汤佐饭，这就算改善生活了。” 　　 　　军旅生涯 　　 　　祖父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曾任北洋军第二镇（师）正参谋官，第六镇第二十协（旅）马队第二标标统（骑兵团长）。1911年10月随第一军军统禁卫军总统官冯国璋率军由京汉铁路南下，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祖父被调任为河南护军中的团长。1913年袁进行扩军，将张敬荛的第三混成旅扩编为陆军第七师，委派张任师长，祖父升任该师第十三旅旅长。1914年该师被改边为第十五，十六混成旅，驻扎陕西，归中央直接管辖。祖父和冯玉祥将军分任旅长。1916年1月，陆建章任陕西督军，为排斥异己，将陕南镇守使陈树藩调充陕北镇守使，派祖父率第十五混成旅为陕南镇守使，驻扎汉中。不久，祖父因不满军阀之间争夺地盘，勾心斗角。因而辞去陕南镇守使之职，后又因曾祖母去世而返回北京。1916年7月，被任命为将军府参军，陆军部军学司编译局局长，后又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1917年，张勋复辟。为了支持共和，在促成段祺瑞和冯玉祥联合进京讨伐张勋一事中，祖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24年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结成反奉联盟，并秘密联络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导致直系操纵的北京政权倒台。孙中山北上，段祺瑞出山组成临时执政府，造成了冯，皖，奉共同控制北京政府的局面。祖父奔走于段，冯之间沟通联络，也起了很大作用。战争爆发后，亲自前往古北口和冯相见，带去段的亲笔信，表示反对内战和贿选政府。冯接信后，与祖父进行数度密谈。最后冯表示，等计划实现后，将请段，张绍曾等有重望的人物出来维持大局，并派祖父和田雄飞赴津见段征求意见。冯玉祥将军于23日发动政变后，在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一致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是当前中国唯一的出路。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在此之前请段出面维持。祖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表示赞同冯的主张。 　　 　　 　　 与冯玉祥将军义结金兰 　　 　　祖父生性耿直，待人诚恳，与冯玉祥将军志向相同，情投意合，曾结为把兄弟。祖父平时喜读经史，爱好书法，在同僚中有儒将之称。冯将军称他“平时手不释卷，笔不停挥，颇有学识眼光（见冯玉祥著：《我的生活》）。祖父对冯玉祥也很敬佩，在思想上颇受冯的影响。他的政治观点和冯将军的在很多方面都很一致。因而他一生和西北军都有关系。后来又成为西北军智囊团的参谋人物，这些都和他与冯的关系有关。 　　 　　北洋政府期间，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战争不断。祖父对此深感痛心，曾立誓不参加军阀内战。所以他虽在北洋系军队中起步较早，但官职反落其同辈之后。然而，对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进步的事情，祖父还是尽力参与的。如在促成冯玉祥和段祺瑞联合讨伐张勋复辟一事上， 祖父是起了作用的。他还参与了冯驱逐溥仪出宫的“北京革命”。又如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祖父在冯，段之间斡旋，促成冯，皖，奉共同控制北京政府，以稳定大局。 　　 祖父与冯玉祥将军的私交甚笃，祖父住北京西城锦什坊街时，和冯将军的住处只一墙之隔。冯将军经常喊着“三哥三嫂” 就过去串门。冯在北京与李德全女士结婚时，我奶奶充当迎亲太太。我的叔叔姑姑也都参加了婚礼。 　　自幼跟着祖父长大的堂姑嫁给何柱国将军（抗日战争时期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时，冯将军为证婚人。我父母在世时，一直保存着他们结婚时冯将军派人到江西去打制了送给他们的一对樟木箱。 　　 　　 不满军阀争权夺利，致力于军事教育 　　 　　由于不满军阀官僚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不以国家利益为重而只知谋取私利, 瓜分地盘。我祖父鉴于无法为国效命，又不甘充当军阀内战的工具，.因而把精力投入于军事教育方面, 希望能为国家培养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在他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期间，曾对军校的教学设施和课程编制进行过一翻改革，如辞去或调走一些不称职的教官，废除军官吃小灶等。当时在军校成长出了不少军事人才，有许多学员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中都做出过重大贡献。比较著名的教官和学员有，张治中，邓演达，金佛庄，刘荛宸，何柱国，顾祝同，钱大钧等。他们均将祖父尊为师长。无奈终究由于政局动荡，直皖战争爆发后，波及军校。直系军队将保定军校占领，将火炮，枪支，教学器材等抢劫一空。营房也在混乱中起火致使大部建筑被焚， 在校军官被迫离校，学生流散。由于无处筹措经费，军校长期无法继续开办。祖父也被调回北京。他改革军队的夙愿终未能实现。 　　同时，由于当时国内外的局势动荡，风云莫测，所以祖父有时仍不免卷入政治旋涡，甚至还充当了军阀的替罪羊。 　　 　　“坚持民族大义“ 　　 　　祖父报效祖国之志在屡屡受挫之后，心灰意懒。最终决定脱离政坛，退隐家中，研究碑帖，练习书法。 　　 “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者变本加厉，进而向华北进攻，并在冀东扶植汉奸殷汝耕成立伪政权。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缓和华北局势，令宋哲元将军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于祖父和西北军关系深远，他早期就学于日本士官学校，对日本侵华元凶土肥原等都有所了解。加之和宋是儿女亲家（宋之长女下嫁给我四叔），因此宋将军请祖父参加政委会任委员并兼任外交委员会主任。祖父鉴于当时华北局势危在旦夕，希望能通过外交途径取消冀东的傀儡政权。冀东各地政权归政委会管辖。祖父虽与日方多次据理力争，终未能挽回局势。祖父为此事心力交瘁，彻夜不眠，从而导致心脏病发作。 　　在此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1936年，国民党派了以刘健群为首的政治工作大队在二十九军做政治宣传工作，日本特务机关对此十分恼火，把他们看作眼中钉，因此秘密绑架了刘健及其秘书黄伯英等人。祖父得知消息后，即与日本领事馆交涉放人。被日方以刘是复兴社反日份子拒绝。祖父据理力争说，“他是不是复兴社我们不知道，但他是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管辖区内，朋友遭绑架，这是对我们政府的不敬。如果他们犯法，我们自会根据我们的法律去办。”在祖父再三坚持此立场和观点而日方仍不放人后，他则放出舆论说；“如日方坚持错误做法，我们也会采取相应措施，（意思是也可以抓他们的人）”。经过多方交涉，日本特务机关才不得不放出刘健群等人，并事后表示道歉。这在当时，也算是一次外交上的小小胜利。 　　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形势危急，当时的驻京部队为保存实力，奉命撤离，张自忠将军暂时留守，代管政委会的工作。张于某日下午去见祖父，告知局面已无法维持，要祖父早作打算。祖父即称病住进东交民巷使馆界内的德国医院。祖父全家也暂避于德国使馆工作的友人处。由于早年祖父曾留学日本，故日本人曾多次派人向祖父游说，要他出山维持局面，许以高官厚禄，祖父不为所动，愤怒地对他们说，“不要逼人太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当时，日本人还要强占老君堂祖父的私宅，要他以出租名义签字。被我祖父坚决拒绝。该房最终为日本人强占用作军医院宿舍。战后，国民党政府竟以敌产将房子没收。经我父亲力争，才得以将房子发还。那时，过去幽静的四合院已经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为了摆脱日本人的纠缠，祖父离开北京，躲入天津租界。租赁一为毛姓房东的底层房屋暂时栖身。1939年夏，天津发大水，祖父的住处被大水所淹。他当时经济窘迫，又心脏病复发，全家老小租了一条小船，我大姑用藤椅把他抬上船，混过日军检查哨所，乘小火轮到大沽口，再连夜换海轮到上海法租界他的朋友薛弻家中避难。本想通过何柱国将军接应转赴抗日后方，终因病情加剧，于1940年12月在上海去世。终年60岁。当时重庆的国民政府闻讯，曾在报上发表唁电，表彰祖父能“保持民族气节，殊堪嘉奖，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 　　 　　 廉洁奉公， 两袖清风 　　 　　我祖父从政多年，始终坚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他兄弟众多，其中几位又英年早逝，留下孤儿寡母，生活艰难，祖父曾先后扶养了三位子侄，包括后来嫁给何柱过将军的堂姑贾成敬。他还把积蓄帮助他们读书及出国深造。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他都没有购买房屋。直至他在天津经商的两位门生的资助下，才得以买下老君堂的房子。祖父为官清正，同僚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当祖父全家避乱天津，后又转往上海养病时，宋哲元将军闻之此事，曾批示额外拨给路费。祖父身后萧条，留下我奶奶和未成年的叔叔姑姑，靠转租房屋度日，房子当然越住越小。如果不是49年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建设人才，因此国家对大学生不仅免去学费，还提供食宿，我和叔叔姑姑们都是不可能上大学的。 　　 严格要求子女学习成才 　　 　　祖父对子女的人品和学习都要求很严格，教育他们要掌握一技之长， 报效祖国。据我大姑回忆，我四叔贾成骞曾对她说，“父亲在世时曾一再教育他要”学吃亏“，并在她的纪念册 上写下这三个字，作为贾家的祖训。祖父鉴于当时德国的科技比较先进，因此把我父亲及三叔送往德国留学。临行前，告诫他说”你们出国留学，不是去镀金，也不是为了回来当官。要脚踏实地地学些实用的科学技术回来为祖国做点有益之事。“ 　　祖父生前秉性耿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办事认真，身为军人，却好学不倦。这些作风都对下一代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虽然 也曾居要职，但子女中无一人凭借他的权势在政界或商界发迹。我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任教，直至退休。我的叔叔，姑姑们均毕业于交通，复旦，等大学，并从事教育或科技工作。他们对自己从事的工作都认真敬业，为人处世也都坦荡直率，坚持原则，不为谋取私利而阿谀奉承，见风使舵。所以他们也都未卷入政治风波中，清白为人，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服务。祖父泉下有知，当无遗憾。但愿他的后人都能继承他的这种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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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6/26 15: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