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歌乐山烈士陵园新闻、介绍、游记、观感、述评及诗歌等

人民画报 2001年第7期　总第637期 　　 　　烈火红岩 　　 　　撰文 本报记者 徐讯 　　 　　 在重庆市的西北部，有一处清山环抱之地，这里林木葱茏，遇风则万籁齐鸣，丛林清响，古人给这里取了个颇有诗情画意的名字，称之为“歌乐山”。然而，就在这个诗情画意的地方，铭记着中国20世纪中叶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在歌乐山方圆4平方公里的神秘区域里，坐落着被称为“两口活棺材”的白公馆和渣滓洞，以及杨家山、戴公祠、红炉厂、蒋家院子、黄家院子等大小20余所监狱和秘密囚室组成的庞大的军统集中营。 　　20世纪40年代末，有这样一群中华民族的儿女，他们被囚禁在这里，经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惨绝人寰的毒刑。在那皮鞭的撕咬、鲜血的飞溅、枪弹的呼啸、烈火的焚烧中，真理和谬误、正义和邪恶、民主和专制、人性和兽性进行着殊死的较量。 　　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捷报频传，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消息传来，渣滓洞难友们无比兴奋。在春节这天，他们得到“开门大放风”的机会，各室难友合唱《国际歌》，在牢门上贴出春联，互赠自制的贺年片。难友们载歌载舞在放风坝里扭起了秧歌，表演了叠罗汉、翻筋斗等节目。这次联欢会是集中营里的一次政治大示威，是革命者在监狱这个特殊战场上创造的一个奇迹。然而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人生的最后一次春节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当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庄严升起的消息，传到白公馆、渣滓洞时，难友们欣喜若狂。用手铐、脚镣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表达内心的喜悦。在白公馆的一间牢房里，罗广斌、陈然、刘国志、丁地平等用一床红色的被面当红旗，用草纸剪制成五星，做了一面五星红旗。当时他们不知道五星红旗的形状和五颗星的位置，他们将一颗大星贴在中央，四颗小星贴在被子的四角，象征全国人民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准备等重庆解放那天，高举红旗冲出去。他们把这面红旗珍藏在牢房的地板下，并由罗广斌执笔，共同写了一首诗《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 　　胜利即将来临，但歌乐山的共产党员们意识到，他们可能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了，此时此刻，每个人心里都有许多话要说。许晓轩作为狱中党组织的负责人，要求难友们秘密地相互进行讨论，将地下党组织的得失经验总结出来，将来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要形成文字，向党汇报。由于当时猜测罗广斌、刘国志有可能被释放，许晓轩要求他们将狱中同志们的意见牢牢地记在心里。 　　其实，敌人更加知道时日不多，开始计划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人员进行分批屠杀。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由广州飞到重庆，下令：一旦重庆不保，第一是炸毁兵工厂和重要电力设备，第二是屠杀关押的全部政治犯。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宋绮云等6人被害于松林坡，大屠杀拉开了序幕。9月23日，杨汉秀被害于歌乐山金刚坡。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人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 　　在大坪刑场，陈然用反绑的双手扯下背上的“死囚”标牌，大声高喊：“有种从正面朝我开枪！”一位当年目睹惨况的老人回忆说：“这真是一条汉子，打了那么多枪都不倒下，还站着喊口号，敌人的手都发抖了，最后还是用机枪打的……”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已逼近山城重庆，白公馆已经可以听得见郊外的炮声。敌人也加紧了“大屠杀”的实施。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被害于电台岚垭。11月25日杨虎城副官阎继明、张醒民被害于梅园公路边。11月27日下午，黄显声、李英毅被押到步云桥枪杀，“11.27大屠杀”从白公馆开始了。每两人一组，共27人先后被押往松林坡枪杀。当许晓轩离开白公馆被押往刑场时，他走过罗广斌的牢房，对罗广斌说：“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然是这样……” 　　就在这个血雨腥风的夜晚，在歌乐山的大屠杀中，“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万岁”的口号声和《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在枪声中此起彼伏。 　　晚8时，渣滓洞大屠杀开始，难友们被分批押往松林坡…… 　　晚11时，因渣滓洞急需增援，白公馆仅留下杨钦典、李育生看管未来得及屠杀的19人。在这关键时刻，罗广斌策反杨钦典、李育生弃暗投明，打开牢门放走了他们，另有一人由大尸坑中爬出逃脱，白公馆共20人脱险。 　　在渣滓洞，因时间紧迫，分批枪杀已不可能。凌晨2时，特务以“办移交”为名将关押在渣滓洞的难友集中在楼下8间牢房，锁上牢门，用机枪疯狂扫射，然后打开牢门，逐个补枪，最后浇上汽油，纵火焚烧。共180人殉难。有14位难友侥幸躲过补枪，被烈焰熏醒后，从尸堆中爬出，由断墙处突围。 　　这次大屠杀从1949年9月6日开始至11月29日结束，共293人被杀害，其中有259位被定为革命烈士。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对歌乐山来说，这一刻意味着一个时代永远的终结。 　　1949年12月25日，白公馆脱险志士罗广斌将狱中难友的意见整理成文字，写出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全文分为《挺进报》的被破坏、个别地下党领导的叛变和造成的损失、叛徒的破坏、狱中斗争、脱险经过、狱中意见等部分。在这份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罗广斌代表狱中牺牲的难友，提出了8条意见：一、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这就是歌乐山下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们给党留下的最后嘱托。 　　罗广斌是由江竹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并曾在她的领导下工作。为纪念江姐和死难的烈士们，罗广斌、杨益言以3年的艰苦创作写出长篇小说《红岩》，该书国内发行量就达800多万册，先烈们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1964年，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将歌剧《江姐》搬上舞台，在风风雨雨的35年间，历经三代演员四度复排，前后共演出460余场，其中的唱段《红梅赞》、《绣红旗》脍炙人口，被广为传唱。 　　 编辑 徐讯

原文 发表于人民画报 2001年第7期  浏览：1705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9/6 17:4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