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烈士遗文及史实回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发表我社名誉理事尚丁《历史的选择》以飨读者。 　　 　　编者 　　 　　 　 历史的选择 　　 　　中华职业教育社名誉理事尚丁 　　 　　　 　　 　　我于四十年代初参加中华职教社，长时期在黄炎培先生身边工作，参加过救国会的活动，随后，于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又参加筹备和发起中国民主建国会。作为统战队伍中的一员，半个世纪以来，我亲身经历过不少民主党派和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动人事例，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使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历史的选择。 　　 　　 1946年7月，一声霹雳，坚持民主、反对内战的卓越民主战士、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四天后，著名诗人、民盟中央委员闻一多，又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他们的死，悲痛凛烈，震动山河！消息传来，我们上海民盟同志，义愤满腔，悲痛欲绝。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就是在这个悲愤刺激中，于十天后在上海突发脑溢血逝世。全盟都沉浸在哀痛之中。 　　 　　每当民盟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中国共产党就给予我们无比热情的慰籍和支援，鼓励我们奋发前进！首先，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对李、闻被杀，立刻发来唁电，表示深切的哀悼，表彰李、闻“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精神，并期望民盟同志继承先烈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周恩来同志立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保障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安全，要求通令全国追悼。他同时在上海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严正指斥国民党采用最卑鄙的手段来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呼吁全国人民“应更警觉，应更团结，应更斗争”！ 　　 　　上海民盟在党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追悼活动，通过对国民党进行严厉的声讨，以揭露其法西斯统治的罪恶行径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 　　 　　当上海举行李、闻追悼大会时，毛主席、朱总司令、陈毅等都送了挽联。周恩来同志亲自写了悼词。他人在南京，请邓颖超同志代读。悼词说：“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在天蟾舞台参加追悼大会的六千多群众，听了邓颖超同志宣读这短短的悼词，无不痛哭失声！ 　　 　　 　　李、闻被杀后10天，陶行知在7月25日凌晨，于爱棠路（今余庆路）住处突发脑溢血。周恩来同志在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接获噩耗时，顿足捶胸，悲痛到极点。他立即赶到料理陶行知的后事，并给党中央发出《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的电报。电文说： 　　 　　“一、我及小超（邓颖超）等今日下午飞回南京。二、在离沪前，陶行知于今晨忽得脑出血，我们赶到时已断气，痛心至极，惟握手时体温、气色未动。据沈钧懦子（系医生）云，确系脑出血，尚无其他中毒症候。为慎重计，我们已商定将尸体在殡仪馆放过十二时，看有无变化，然后入殓。三、如无其他原因，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我这次去沪，曾意识到陶先生的安全，提出要上海工委劝他修养一时期，话未传到，人已不在，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四、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已告上海潘汉年及伍云甫，在经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也须时时关照。五、请中央将南京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 　　 　　这是何等感人肺腑的期许和支持！ 　　 　　民盟首先在震旦大学礼堂举行了追悼陶行知的群众大会，随后又在陶行知灵柩运往南京安葬时在上海北站举行了公祭大会，由沈钧儒、黄炎培主祭，中共代表团陈家康、王炳南等百余人陪祭。当灵柩达到南京时，董必武和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亲自到下关车站迎接。董老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具名的三个大花圈亲自供放在灵前，并把他亲自题写的一首律诗贴在灵枢上，抚棺大哭。 　　 　　此情此景，是何等感人！在那风雨如晦、硝烟弥漫的日子里，党和我们真正是生死与共的！ 　　 　　1947年的5月底和6月初的几天中，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成都、西安。桂林等地破坏民盟的地方组织，逮捕民盟的中央常委、中央委员和盟员群众上百人之多，使民蒙受了重大损失。 　　 　　被捕的民盟同志中，唐弘仁。李康等和我是《民主报》的同事。他们先被关押在罗家湾“漱庐”一个月，随后转移到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关了五个多月，于同年12月送进渣滓洞集中营长期囚禁。他们和许多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一起，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战斗。 　　 　　 　　国民党反动派在逃离重庆的前夕，对渣滓洞、白公馆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他们先把江姐、陈然等烈士押到电台岚垭杀害，并把他们的遗体用镪水毁掉。1949年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隆隆的重炮声，已从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下午四时，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和他的副官李英毅，被带出去枪杀在一条小溪边。晚上，两百多革命志士被锁在黑牢里，成群的刽于手堵在每间牢房的风门边。半夜时分，突然一声口宙，数十挺美制的卡宾枪对着各个牢门的风门口狂叫起来，枪弹像骤雨一样向牢房里倾泻。而牢房里传出的是雄壮愤怒的口号和歌声！革命者在临难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成排地倒在血泊里。接着，枪声又从牢房后面吼叫起来，尸体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鲜血从死去的同志身上汨汨地流出，牢房里积起了五寸多深的血水。经过长时间的扫射以后，疯狂残酷的刽子手们还不放心，又把牢门打开，一间间牢房检查补枪，在烈士的身上再射进无数罪恶的子弹。然后，在牢房四周架起干柴，泼上汽油，纵火焚尸。熊熊的烈火在渣滓洞燃烧，火光冲上夜空，照红了歌乐山。 　　 　　一夜之间，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几百位革命者在大屠杀中被杀害了。重庆解放后，在渣滓洞、白公馆找到烈士的遗体共331具。他们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不少是党外的革命者，其中民盟盟员共27人。 　　 　　在渣滓洞的“大屠杀”中被杀害的27位烈士，我知道其事迹的有10个同志。 　　 　　《红岩》小说里有位办《挺进报》的成岗，就是陈然烈士。陈然是北京人， 1923年出生，于1945年9月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就以民盟盟员的身份团结进步青年，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在沧白堂举行的十一次报告会，他每次都参加。1946年1月18日第六次报告会上，当玉若飞同志作报告时，国民党特务五次向会场里扔石块，进行捣乱破坏。陈然同志挺身而出，在会场门前痛斥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行径。特务一涌而上，诬指陈然同志是扒手，把他打倒在地，腹部受重伤。我是组织沧白堂报告会的“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的理事，就是在沧白堂的斗争中认识陈然同志的。 　　 　　陈然同志在斗争中思想境界迅速升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2月底，党的《新华日报》被迫停刊，人们听不到党的声音了。这时，突然一张无名的油印刊物在进步人士面前出现了。这就是后来把国民党特务搞得心惊肉跳、日夜不安的《挺进报》。当时，他利用中国粮食公司机器厂代理厂厂长的身份为掩护，和刘国誌、成善谋三个人办了这张地下报纸。1948年4月22日晚上，当他们正在编印第20期《挺进报》时，由于叛徒的出卖，被国民党特务包围而被捕。和陈然一起办《挺进报》的民盟成员刘国誌和成善谋也被逮捕。他们在渣滓洞受尽了种种酷刑，不但坚贞不屈，而且竟在渣滓洞那个魔窟里，用一支铅笔头和香烟纸，又再编辑出版了《挺进报》。 　　 　　 　　在《红岩》小说里，还有一位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女英雄——大名鼎鼎、威风凛凛的“双枪老太婆”，她就是民盟盟员邓惠中同志。邓惠中是四川岳池县人，1904年生，在岳池县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小学教师。她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岳池县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组织安排她到川北学习军事技术，并委派她担任中共川东第八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华莹山组织游击队，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以后的斗争在红岩中已有详尽报道。她是华莹山游击队的组织者、培训者和指挥员，她成为敌人闻风丧胆的“双枪老太婆”。由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刘国定和冉益智的叛变出卖，华莹山游击队被国民党重兵包围，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失败。邓惠中突围后潜匿在岳池城里的万寿宫中，又被刘鉴恒告密而被捕。她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与媳妇都被捕。邓惠中被捕后，受尽了几十种酷刑，但她毫不动摇。最后，和她的次女邓诚一起，在渣滓洞被杀害，时年45岁。 　　 　　二、西方议会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1957年5月，我夫妇应邀去北京参加中华职教社40周年的纪念活动。沈衡老（沈钩儒，字衡山，大家习惯尊称他衡老）知道我们到北京，就请王健同志安排我们到颐和园去看他。当时，衡老在大病之后，但思维清晰，高寿83岁，逻辑思维很清楚，记性也不差，我认为恢复的很好。但衡老说，还没有完全恢复。说时，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我一看，是他一丝不苟地抄录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六条政治标准。他告诉我，他随时取出来念念，一则免得说错；二则，有助于恢复记忆力。他说：“我老了，记忆力不行了，但政治大方向不能错。我常常把这六条标准拿出来看看，对照自己的所做所为是不是合乎这六条标准的要求”。他的话，使我思想上震动很大，一时不知说什么。衡老敏锐地看出我发愣，笑着说：“你年轻，记性好，不必写在纸片上。但也要牢记这六条标准，经常用来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 　　 　　衡老严肃地指着纸片说：“这六条中，最最重要的两条：一是共产党的领导；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经过几十年昔苦寻求摸索才认识到的真理呀！” 　　 　　由此，衡老沉浸到了他记忆的长河之中，他说他比黄任老（黄炎培）大3岁，任老是壬寅年（1902）中的举人，他是甲辰年（1904）中举，乙巳（1905）中的进士，他们都读过几十年孔孟的书，也深信过孔孟之道。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攻进北京，要瓜分中国，我们就会成亡国奴。30岁中了迸士，想来想去，要救国救民，不能走做官的老路，决心出国留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灵丹妙方。1906年就到日本去留学。黄任老也去过几趟日本，考察的结果，他就信奉“教育救国”。沈老说他到日本的第二年，听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他立刻赶回国来，热望参加立宪工作。发现清廷的“立宪”是个骗局，又再口到东京求学，并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1909年，清廷下诏实行所谓“宪政”，他又立刻赶回来。衡老笑着说：“那时候，我是十分信奉‘议会政治’呀！”他回到浙江，担任了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辛亥革命以后，他又当了国会议员，并担任了参议院的秘书长。说到这里，衡老提高嗓门愤愤他说：“什么‘议会政治’？我搞‘议会政治’整整搞了15年，经历的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棋瑞毁法，曹锟贿选大总统”！对这些，他都作了艰苦的斗争。曹馄理令抓他，他被迫离开北京。他叹口气说：“从此，‘议会政治’的梦才觉醒了，知道西方的所谓‘议会政治’在中国行不通！经过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才认识到一个真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振兴中华！” 　　 　　 　　 　　衡老的经历、道路，今天，对我们仍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衡老41年前对我的这一席教诲，我终生难忘！ 　　 　　三、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历史的选择 　　 　　今年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58周年。她58年的历史回答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同样 　　都是独立的政党，为什么要强调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 　　 　　回溯中国民主同盟58年的历程，得到最基本的结论有两条：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历史的选择，这是历史的结论。它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愿望，也不是偶然的机遇，而是历史的必然。 　　 　　历史的运动和重大结局，是历史的“合力”构成的。使得中国民主同盟作这样历史的选择的“合力”是什么呢？构成这“合力”者有三： 　　 　　“合力”之一，是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者。民盟前辈中有些人，甚至在前清是有过功名的；也有些人是从欧美学成归来，他们在民盟成立之前，是曾经向西方学习过，信奉过“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并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苦斗过的。但是，他们处处碰壁，国家处境每况愈下，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他们被迫总结经验教训，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能改弦易辙，重作选择。他们投身抗日的民主革命，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认识，提高觉悟，从爱国主义而参加民主革命，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所以说，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相通的。 　　 　　“合力”之二，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引导、教育和无私的帮助。当中国民主同盟历史上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刻，只有中国共产党向他们伸出了同志式的、兄弟般的援手，支持他们，给他们指明斗争方向，鼓舞他们的斗争信心，向他们指引前进的航向。这样的事例大多了。事实证明，民盟58年历史就是一部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历史。 　　 　　“合力”的再一个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祸与福在一定条件下互为转化。帝国主义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杀害先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民盟总部等等，当然对民盟是祸，但却伏下了民主同盟接受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福。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激烈的斗争中，不断提高认识和觉悟，终于作出这样的坚定不移的历史的选择，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http://cave.shei.gov.cn/wljy/lsxz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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