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维新志士谭嗣同，青少年时代漫游了祖国各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他在六朝古都南京也留下了足迹。他的代表作《仁学》即成书于南京，而南京近代第一个学会——“金陵测量学会”也得力于他的倡导和支持。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父亲谭继洵官高爵显，一心希望儿子能光宗耀祖。谭嗣同“六赴南北省试”落第。父亲怕他丧失功名心，就通过特殊关系，为他捐了候补知府的官衔，分发到南京等待委任。 　　 　　1896年8月8日，谭嗣同来到南京，开始了为时一年的候补知府生活。谭嗣同初到候补场，亦从俗例，日日参谒、打躬作揖。但城内的大官豪士并不把他这个候补知府放在眼里，谭数次趋往，不但“上官”难于“一望见颜色”，就是首府首县也不易见到。谭嗣同感到苦闷孤寂，对现实更加失望。于是，转而拜访“名士”，切磋学问。由于朝政腐败，卖官鬻爵，当时的“候补官”多是卑鄙贪婪的纨袴儿，时人对候补官员总是“屏之不见，并不答拜”。谭嗣同无可奈何，只得同流寓南京的著名佛学家杨文会（仁山）“时相返往”，埋头于佛教经典，专心致志地探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谭嗣同通过对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进行综合、清理、比较、扬弃，构筑了自己维新变法的理论。在1896年下半年至次年初，完成了接近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高度的杰作——《仁学》。《仁学》分上下卷，共5万字，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救世方案；二是冲决封建罗网，这是其精华所在。《仁学》论证了社会改革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之媚大盗。”这是康有为、梁启超“所不能达”、“所不敢言”的。这种痛快的批判，为后来的革命派普遍接受。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称赞谭嗣同“魄力雄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 　　 　　谭嗣同在南京期间还积极推行维新活动，最重要的成就是倡导筹建了“金陵测量学会”。此时，正是维新运动第一个高潮过后的低潮，北京强学书局、上海的强学会等都被封闭，清廷下令“严拿为首之人”，谭亦因支持强学会被御史“参劾”。谭嗣同认为进行社会改革应当从发展机器工业入手，首先是采矿业。他一面钻研《格物质学》、《决疑数学》等书，吮吸着自然科学知识的营养，一面倡议设立各种学会，传播西学。 　　 　　1897年4日1日，谭嗣同与杨文会、刘聚卿、茅子贞等在南京创立金陵测量学会，以花牌楼池州杨公馆为会所。谭嗣同拟定章程九条：练习仪器、专精一门、测平距、分测、会测、绘图、定尺、日记、著说。他们购置了学会需要的各种仪器，如天文镜、子午仪、经纬仪、纪限仪、叠测仪、象限仪、测向仪、罗盘、度时表等数十种，并拟定每人先习一器，各专一门，“先联合同志数辈人行之，俟成效既著，徐图扩充”。谭嗣同还拟在南京创办《民听报》和《矿学报》，但因筹款困难而未成。1897年夏，谭嗣同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候补官生活。9、10月间，黄遵宪到南京，嘱谭邀请梁启超、李维格等到长沙时务学堂任教。10月底谭嗣同到上海具体落实了梁启超赴湘任教事宜，返经南京回长沙，后投身到湖南维新运动的洪流中。最后，在1898年“戊戌政变”中殉难，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临刑前，谭嗣同面不改色，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维新志士为救国救民不惜牺牲的精神，为后人所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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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8/25 13: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