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兄长——我读谭嗣同 　　 　　以此鼓励自己，范镛 识 　　 　　能写一写自己心仪已久的英雄，我感到荣幸和冲动，我巴望跟随着文字的铺开，我将变得更加广阔。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学是非常擅长言简意赅的叙述和冷静的分析的，于是历史被处理成知识，只考验人的记忆，不再考验人的心灵。 　　石头在打破水面并溅起水花后就沉入死寂的水底。真可怕，我们在那样死寂的课堂坐了那么多个小时。——我们总得通过自己找到历史找到那些惊心动魄的灵魂，比如谭嗣同。 　　 　　读小学的时候，和妹妹一起痴迷古装影视，但我们都不看清装片，只觉得清代就是堕落，就是诡异的萎缩。那猪尾巴一样的辫子，那死板阴沉的马褂，那可笑的花翎顶戴，还有民族的失败都让人压抑。不是吗，人心都渴望明亮/雄壮的事物，虽然那时我的心很狭窄。 　　没法确知是哪个时间，反正是迟至高中了，有一天翻一本清诗选，就碰到谭嗣同的那首狱中题壁诗，只是短短的28个字，让我的心陡然间有破壁而飞之感。“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概，铁血侠情，有胜于传说中不世出的大豪杰萧峰。 　　再一次为谭嗣同动容是在景宁新华书店读到他的一本语录，诸如“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之类让那时沉湎于剑侠诗境的少年的我陡然间即视壮飞为兄长。 　　 　　我知道，他的一生其实包含了一个少年梦想的全部，比如游历天下，行侠仗义，交结好友，著书立说，以及为最伟大的事业牺牲生命。 　　 　　一 　　 　　当李敖的《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时，许多文人学者直摇其头，甚至横挑鼻子坚挑眼。而我由于《法源寺》，第一次彻底认识到李敖对中国的巨大意义，也是在此我才对李敖真正肃然起敬。没有人象我为这一本书的竟然沉默而扼腕，这本书中国青年应当人手一册才对。高行健能说出中国/东方/亚洲的什么，但他竟得了奖，我觉得没趣极了。 　　能说出中国文化之性格之精粹的也许只《法源寺》这并不厚的一本书了，虽然在中国应该有比它更深广更精美的作品。难怪李敖还有张承志会视中国的众多作家为废物。 　　李敖自己说：《法源寺》是一本罕见的历史小说，因为它写的是大丈夫型 的人物，写男性的豪侠、忠义、决绝、悲壮。——他写的就是谭嗣同。 　　 　　李敖71-76年在狱中构思了这部作品，出狱后，我相信他写时一定是悲风满路又豪情万丈的。 　　 　　二 　　 　　中国的民间正义、血性和自由精神造成了中国文化中最热烈最激进的一面——即“侠”。 　　从《史记》中的朱家、郭解到雍正年间的吕四娘、甘凤池，有那么一条动荡的河存在于人心和历史。这条河是如此壮大与生动而吸引人，亦为读书士子所倾慕，如李白、黄宗羲、龚自珍等等均有“游侠情结”。 　　 　　谭嗣同幼遭纲伦之厄（12岁丧母，受父妾虐待），“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即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 　　他少年时在北京读书就结识了通臂猿胡七和关东大侠王五，他有一首《赠舞人诗》送王五，有句子“二十年来好身手，于今侠气总萌芽。终葵入道首殊钝，浑脱观君剑欲花”和“快马轻刀曾遇我，长安道上老拳工。粗枝大叶英雄佛，带水拖泥富贵穷”。谭嗣同与这二位民间之侠，终成刎颈之交。 　　父亲谭继洵在兰州为官时，谭嗣同去那里，喜与士卒和胡人于塞外争逐猛兽，痛饮达旦，他还爱自由自在的在天地之间驰骋，有一次，正值隆冬，他在暴风雪中匹马独行，所到处均渺无人烟，就这样过了七天七夜，走了一千六百多里，回到家时，髀肉尽烂，裤裆上血污斑斑，而他却神情自如，若无其事。 　　 　　谭嗣同曾说，五伦之中，惟有“朋友”一伦，有无穷之益，而无纤毫之害。他极爱朋友，我读到千百例中的一例，即友人唐才常因乡试落第，生活没有着落，谭嗣同听说两湖书院缺教席数名，急请他去报考，果被录用。为免唐才常因家贫而遭受衣食之患，又“七扯八挪”找钱给他。谭嗣同很乐意做这样的事。 　　20岁时，谭嗣同往新疆巡抚刘锦棠幕中任职，后因刘“以养亲去官”，不果。此后十年，他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真如古游侠之“投躯穿天下，长啸寻豪英”。 　　 　　甲午战争爆发这一年，谭嗣同深感内忧外患之严重，发出“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在，人民复非！”的感叹。他把30岁前所著文辑为〈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所著诗辑为〈莽苍苍斋诗〉，所作读书札记和日常偶记辑为〈石菊影庐笔识〉，并写了〈三十年自纪〉，着重记录了十年南来北往辛苦蹉跎的浪迹生涯。为自己作了一个总结。 　　同时，他自号“壮飞”，以期为苦难的中国之复兴而奋翮长天，穿云裂雾。 　　其后，他又决定 北游访学为的是遍见世间硕德多闻之士，多见多闻世间种种异人异事异物。这一次，在天津郊外，看见长堤上昨年遭受水灾难之惨状，他官僚们无德无能，视生民如草芥，又自感自己还在作什么悠游，实在是“颜之厚矣”。他发下大心，“誓拯同类，极于力所可至”。侠心如斯！ 　　 　　在王著〈谭嗣同传〉中，“岳州阻粜”一节写得颇为快心。光绪21年，湘东大旱，济阳河畔，大围山里，饿殍遍地，哀声四起。回乡为母扫墓的谭嗣同又悲又急，他多方奔走，为救助饥民费尽心思。在而浏阳劣绅刘神堂却想着发灾难财，他聚集了全县十家大户的500担陈谷，运往岳州（岳阳），拟高价放粜，赚黑心钱。 谭嗣同得知后，大怒。与唐才常一番谋划后，即赴岳州。 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子张立人（与谭同属清季四公子）直闯刘福堂等人宴饮欢歌的浏阳会馆，二人剑眉星目，怒气裹身，亢声逼问，义正辞严，末了给了 刘福堂一个五花大绑，众士绅个个胆颤心惊，魂不附体。随后即将泊于洞庭湖上的粮船挂帆遣往浏阳，赈灾济民。 　　 　　谭嗣同的种种奇行壮举（当然包括后来的“我自横刀向天笑”）总在突现一个豪侠、一个大侠的光辉形象。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中国士人中，谭嗣同的侠气要算最磅礴了。 　　而且他把侠的价值意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在19世纪末，为中国文化理出了最壮观的思路，让所有的热血未泯者吃惊并感激。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南京。 　　谭嗣同奉父命捐了个修补知府，需在南京等待一年。 　　这一年，他犹如入山隐居，未尝与一俗吏相来往。 　　这一年，他“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释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 　　李敖说：谭君之学术，全在《仁学》一书。 　　而在本书中，谭嗣同开篇即说：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 　　仁与学，前者为体。后者为用。 　　我推究，这“任侠”其实杂糅了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佛家的慈悲以及民间侠流的自由解放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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