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江门峡遇险 　　1949年夏，中国东部的解放军，已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刘邓大军向大西南挺进。西部的解放军已解放的大西北，直逼四川。整个大西南，人心浮动，都在谈如何“应变”。有条件者，正在设法去香港、去国外。另一方面，国民党特务大肆搜捕，疯狂镇压。这时，中央大学教授兼总务长吴■先生告诉我，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残酷的，劝我和义高一起出国， 　　他可以代办一切出国手续。重庆市教育局新任局长万子霖，也劝我和他一起从西藏出国（妻 　　子是西藏人，其亲属在西藏有地位）。我说：“共产党也要朋友，何必一定要走。”他说： 　　“你在三青团工作过，你是共产党的敌人，贪污污吏才是共产党的朋友！”（意思是说，贪 　　官污吏整垮国民党。）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在师友们的热情关节中，使我对走不走的问题 　　，必须作出妥善的最后抉择。于是，我专诚去唐家沱载英中学，请示何鲁先生。 　　1949年7月，我在载英中学会见何鲁先生，说明来意。何鲁先生说：“参加过国民党、三 　　青团的人很多很多，共产党要分别对待的。你不必走，也不必怕。”他接着低声地靠近我说 　　：“最近，徐远举（重庆行辕第二处处长）特别对我讲，党派斗争已十分尖锐，劝我不要进 　　城，谨防血溅在我身上。”接着，他又慎重地低声说：“我看，你也应当马上离开重庆，躲 　　避一段时间，以防万一！” 　　我听从了何鲁先生的话，决定安心迎接四川的解放，并且为了避免特务的猜疑，即速回到 　　荣昌隐蔽。回荣昌后，义高告诉我，以前刘国■就是从荣昌逮捕去的，荣昌不安全，最好去 　　成都可靠友人处暂避。我于是又去成都。 　　任觉五先生，这时已新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他曾是我多年社会工作的上司。他对我近几 　　年来的进步活动很不满意。并且前不久他向陈离先生说，我已经不是他们组织中的人了。（ 　　陈离任泸州专员时，力保我任泸州教育局长，并由泸州参议会推举，当时省教育厅长刘明扬 　　已同意。及任接厅长职，坚决反对，故对陈如此说。）这回，我去见他，说明了我的来意 　　后，他却慷慨地留我在他文庙前街的家里暂住；但是，他一再警告我，不要继续参加任何进步活动。 　　教育界的“六腊之争”，正在白热化。省立叙永中学校产地5000余担，校长必须更换，于 　　是成为中大派、北大派及地方派竞争的焦点。原校长是中大毕业，北大派和地方派的许多重 　　要人物对我比较熟悉，兼之时间已拖至九月。教育厅为了“放平”，任厅长也为了“送客” 　　，并劝我到边区去较完全，因此，我担任了省立叙永中学校长一职。我过沪县时，借得育群 　　女中教务主任岳凤高先生（叙永人，久办教育）同赴叙永，已是1949年的9月底。 　　在省立叙中学，一切工作多请教务主任岳凤高主持。后来才由韩智中介绍卢北衡（中大艺 　　术系毕业）来任总务主任。我完全未接手5000担校产。省叙中有悠久历史，原是川南有名的老书院，杨沧白、向楚多位名人曾在此任教。校部及女生院在书院旧址，城外有几幢大楼， 　　高初中并立，规模较大。但因我系来此避祸，只求稳定校务，早晚每作荒城独步，有诗三首 　　，其一云：“闲行信步千家巷，独坐频来二水滨。自笑自怜还自得，滩头燕子最相亲。” 　　1949年11月，叙永解放。我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解放军来校组织的秧歌舞。我把拙作新诗集《桥》送请新任县长指教。他是一位年轻的军人，阅后，很客气地赞赏几句，说我的政治方向欠明确。我向他辞校长职，他说须到泸州专区去辞，并介绍我搭他们的军车去泸州。 　　由叙永开往泸州的解放军军车，是一部大卡车，里面装运几十袋大米，有10多名解放军押运，还有两位赴泸的文职人员，我们都坐在大米包上闲聊。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小黄，才16岁，南京解放军参军，和我很谈得拢。卡车走了约一个小时后，进入叙泸必经之道的江门峡。 　　江门峡，峡谷长约10余里，两侧是几百米高的悬崖陡坡，中间一条水石纵横的小溪。仅能通过一部卡车的小公路，沿着小溪的左侧，向泸州方向曲折前进。如果对面有汽车来，卡车须予选路旁空地，才能互相让路前进。我们这部卡车，进入江门峡的中部时，忽然听到枪声密放，一看，前面右边的陟坡上，无数的便衣匪徒直奔卡车而来。卡车即刻停下。解放军们都跳下车，向左侧的山上密林中隐蔽还击。卡车司机，跟即把卡车开向前面不远的小店前的平坝里，扭转车轮，飞快地从原路开口峡口。我和那两位文职人员都伏身在大米袋的空隙里，只听得四面的枪弹射击到卡车上的声音，或击碎前窗玻璃，或击穿车厢木板，或击破大米袋，看见大米淌出来。但我们都很幸运，没有一个受伤，而且随着大卡车安全地退出江门峡峡口，开到一个较远的小场住下。直到下午同车的10多位解放军先后回到这个小场，已有两位负伤。我问，那位年轻的解放军小黄呢？他们说：“牺牲了！就是他一个牺牲了！”我很吃惊，我惆怅了很久，他参军才一年多！他才16岁！ 　　这个小场，原已驻了一批解放军。闻说指战员根据新情况决定派两团兵力，沿江门峡两侧山径对匪徒进行清剿，并派两部载兵军车护送运米军车，问我是否仍愿搭原来运米车赴泸州。（那两位文职人员当天已返回叙永。）我考虑，我必须早日赴泸州辞校长职，土匪既如此 　　猖獗，以后要走更困难了，这回大军护送，必然安全无恙。因而要求仍继续搭原车去泸。在 　　这个小场住了两宿后，那天的上午我又搭上原来的运米军车进入江门峡，这次车上只有我一 　　人了。 　　两部戴着解放军的军用卡车，一前一后护卫着这部运米军车，在江门峡中缓缓前进。我想，在解放军强大的压力下，土匪们必然闻风逃避了。谁知，三部军车到了峡中林木茂密处，密集的枪声又响起了！只听得枪弹从对岸射来，没看见一个人影。这时，三部军车立即停车，车上全部解放军都迅速向左侧密林中隐蔽，连司机也全部上山了。车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只得仍如前法，躲在大米袋中间，听得枪声渐渐稀疏了。直到枪声停了约10多分钟后，我想，我不能老呆在军车上，应该下车徒步前进。幸而我没带任何行李，只穿一身布长衫，戴一顶旧昵帽，身上也无多余的钱，可能不致引起麻烦。当我走到一个小店前面时，店是城有几个人，向我投以惊疑而凶狠的目光。其中一人走到我面前，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我是教书的，准备回泸州家里去。”他摸了我的腰部四周，然后对我说：“你走吧！” 　　我继续缓步前行。走到快出江门峡口时，左边约200米远的山坡上，立着一位持枪的威武的解放军，他命令我到他那里去受检查，并说他那里埋伏有许多解放军。显然，我是被怀疑为土匪了，因为土匪经常是穿长衫的。我当然遵从命令向他走去，约距他十多米时，他叫我站住，也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仍然说：“我是教书的，准备回泸州家里。”可能他此时看出我不像土匪，挥手说：“你回去吧！”我又才慢慢地从原路走出峡口，走到离峡口不远的一个场镇。 　　在这个场镇的小饭铺里，我开始吃午饭。我边吃边想，觉得这两天的遭遇，真是不一般。我之所以来叙永，本是为了“避祸”，而今在江门峡却遇此大祸，真是祸由自取！但又回思，这些重重险遇中，竟有重重幸运：当智勇兼备的司机，扭转车头往峡口回开时，虽然在枪弹如雨的射击中，我却有大米袋保险，此第一大幸也；当解放军与土匪对峙作战时，处处伏袭，时时冷枪，我却在这当中缓步数里，走出峡口，只被盘查，未遭射击，此第二大幸也；当土匪认为我是解放军暗探，解放军又怀疑我是土匪时，我真如“夹缝中的人”，两面受困；但是，回忆自己曾作画“夹缝中的人”，是两手攀左右悬崖，上不黏天，下不黏地，终必堕下深谷，粉身碎骨；而今，我却平安出峡，未损毫发，此第三大幸也。处此生死关头，有此三大幸运，可谓“三生有幸”，亦足聊以自慰矣！ 　　泸州专区专员廖林生同志面告我：“省立叙永中学的两位进步老师已来替你说话，并留你继续作校长，你为什么还要辞职呢？”我说“这是他们的好意，我并不知道。不过，我本是避政治风险而来叙永的，现在既已解放，我应该辞卸校长一职了。”廖专员同意了我的辞职。我立即由泸州回到荣昌。荣昌亦已解放。 　　1950年夏初，荣昌县人民政府转来叙永县人民政府通知，催我速去叙永办理省立叙中清结手续。我到叙永，住在朋友家里，朋友低声向我说，前任省叙中刘校长和其他两位老师，都被镇压了，形势很紧张。但是，新任县长并没有留难我，只喊来省叙中原任会计，办清了主要的经费收支手续（仅仅是财厅所发经费，校产我未接手），并给了我一张书面清结。 　　从1949年9月底到1950年夏，为了省立叙中校长一职，来来往往，已经三次经过泸州的玉蟾山，颇多感慨，遂成七律一首云：“三过玉蟾休未休，谁家云上起高楼！沙回水转千堆雪；岸曲人来几度舟。东岭樵声西岭听；南家酒熟北家求。竹根更羡无心钓，一任浮标到远洲。” 　　从叙永回到泸州后，由于几位朋友的挽留，共同创办了“南州艺院”，地址在百子图，学生数十人，还办了一次以泸州土产的伞面设计为主的画展。川南教育厅副厅长曾庶凡同志，对画展表示嘉许，并买去我所作《欢庆解放》的年画。我在百子图度过1950年的春节，曾作《鹧鸪天》一词云：“一树梅花一水湾，一杯浊酒接新年。昨宵忽梦小儿女，个个牵衣索岁钱。〓〓书卷乐，画图宽。菜羹古寺自寻欢。泉声今夜偏如雨，才到灯前又枕前！” 　　1951年初春，因南州艺院备案无望，我便由泸州东下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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