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自由校风、抗日请愿 　　国立中央大学，虽然是当时国民政府主办的一所大学，但是校风和学风都比较自由，不仅各院系的教授们可以不同的观点自由讲学，而且学生们也可以按自己不同的认识，从事公开的或不公开的政治活动。 　　 　　1930年朱家骅任中大校长时，他曾赔同蒋介石委员长来校讲话，夹道群众中可听见不欢迎的嘘声。在中大厕所的墙壁上，大写着“蒋介石、疆界失、将届失”的标语。中国共产党的进步组织和活动，在当时的中央大学内很显然没有间断过。 　　 　　四川因为连年天灾兵祸，许多中大的川籍同学无力缴费，因而要求与北京大学平等待遇，免交学杂各费。我当时被选任川籍同学会主席，便带头以全体川籍同学及部份非川籍同学的签名，在校门内大墙上贴出共同的请愿书，并征求全体同学签名请愿。很快签名的同学已超过全校学生的半数，于是我们便召集全校学生大会，正式向当时的校长罗家伦递交请愿书。 　　 　　罗校长原是北大学生，也是“五四运动”中的领导人之一，他与我两次面谈之后，终于不得不同意我们的要求：在未得教育部明令之前，所有处境困难的欠费学生，一律缓缴欠费。好在“缓缴”并无期限，因而许多同学直到毕业都没交清欠费。于是注册组采取一个手段：扣发毕业证书。但是，因为我担任了本届毕业同学录的主要编委之一，对有毕业成绩的同学一律入编。手中有这本毕业同学录，便抵一张毕业文凭，欠费的同学们也不理注册组了。 　　 　　1941年春，我在重庆党政班第三期“受训”时，校长罗家伦担任中训团指导员。我无意中称呼他为“罗先生”。罗校长风趣地说：“义林，我知道你是多才多艺的。不过罗斯福当了总统后，会见老师时还是要称呼“老师”的！”他这一问难使我很快想起中大因欠费停发毕业证书的事，我即笑着回答：“我知道现在的罗先生，就是以前的尊敬的罗校长，不过，请原谅我还不是中大的学生。”罗校长惊问：“为什么？”我才把中大注册组扣发毕业文凭的事细述一遍。罗校长十分惊异地说：“有这等事！我还不知道！”接着他断在地说：“我即刻通知注册组，补发你的毕业证书。”我说：“不止我一人。”校长说：“只要有毕业成绩的学生，一律补发毕业证书！”后来，确实有不少的欠费同学，都领到了补发的毕业文凭。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攻占沈阳。我参加了一次大规模的抗日请愿运动。 　　 　　首先是北平和天津的学生抗日请愿，规模越来越大。中大历史系教授张其昀每周六的时事讲座，根据近百年日寇侵华的重重历史事件，分析日寇的野心，认识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又加上政治系教授何浩若的鼓动演说，中大同学自发的抗日热潮继续高涨。在1931年10月的一个阴沉的天日里，中大同学自发的抗日请愿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人数近1000人，沿途大呼口号，直奔国民党中央党部。 　　 　　我们的队伍聚集在中央党部大楼前，并递交请愿书，要求中央政府出兵抗日。这时天气突变，下着瓢泼大雨，同学们仍坚持在大雨中，高喊抗日口号，要求中央党部负责人答复。当中央党部秘书长丁惟汾打着雨伞在楼前作答时，在一遍“收着雨伞”的呼声下，丁秘书长只得和大家一样光头站在大雨中。雨声打乱了他的笑话声，雨水湿透了全场每一个人的衣服……。 　　 　　我们的请愿队伍，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转向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警卫约数十人，荷枪实弹，守卫着大楼，不准进去。几经交涉不行，我和几位同学首先冲向军警，正在抓扯时，同学们都峰涌上前，这些军警只得退向后院。我们冲进大楼，捣毁了楼内陈设的全部东西，包括那些桌上的精致陈设，大花瓶、大挂钟。然后，我们又冲到后院。看见外交部长王正廷由军警们护卫着将从后门逃走。我急忙捡起石头向王正延击去，只击中了警卫，王正廷终于终走了。我们都十分气愤，外交部为什么不作正面答复？ 　　 　　这个抗日请愿运动已过去了60多年，今天冷静分析起来，不免有许多感想。当时的国民政府比过去的政府似乎更聪明一些，它不但没有下令开枪镇压请愿学生的暴动，也未事后逮捕肇事者，并且重用了张其昀，何浩若等人。甚至对平津学生几千人南下请愿，进驻国民政府的几天威胁，也尽力安抚劝解。国民政府虽然抗战8年，那也是以后的事了。另一方面，从我个人说，是完全出于正义冲动，不懂得现实政治中的党派斗争（也许不止我一人）。当时，如果军警开枪，我很可能是首先送死的，其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被作为更壮烈的请愿理由，或者被认为是某一党派的工具而已？ 　　 　　 几年前，我写了一首词《祝英台近》，追忆这次抗日请愿活动，兼忆台湾余纪忠同学。纪忠与余同参加请愿。后同在重庆党政府三期受训，后并为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词云： 　　冒枪林，冲首府，抗战同声吼。潮撼金陵，振臂尽英秀。复兴夫上陈词，兴邦多难，声泪下，满堂沾袖。拿云手。方期好女佳儿，征信文章久。回首华年，任雨横飞骤！校园依旧松青，书生头白，与君共遥天星斗。 　　 　　（五）病重回家、教书泸县 　　 　　因为抗日清愿冒大雨，湿透衣服，又奔走呼号半日之久，回校后发高烧，我原有的胃病更加严重了。朋友们把我送进鼓楼医院，住了近一月，仍未见效。在1931年深冬，决定同几位老乡一起回四川。 　　 　　我回到荣昌清江场老家时，母亲接着我，看见我面黄肌瘦，连半碗稀粥都难于消化的病情，十分忧心。她与父亲商量，请来一位老中医为治疗，并为我每天三餐煨鲫鱼粥，佐以可口的菜蔬，还安顿我住在新筑的楼屋里。我的病情才渐渐有了起色。 　　 　　这个新筑的楼屋，是父亲和母亲多年的辛苦节俭，从三间破烂的店子新建起来了。这时，只建成后面的两排房屋，前面的三间铺面还待新建。我很惭愧，对这个老家没有丝毫贡献，而今又来享受新居。这时，我写了一首《忆江南》词，词的题序云：“民国20年冬尽，胃疾重，乃自金陵归清江，居新筑小楼，晴云雨霭、江鱼渔火之美，床榻可接；而此时家国之痛亦至深”。词云：“楼上望，满月故山春。万里烽烟归和，百年时事老闲身，请谁解此回情！风习习，日暮薄寒生。最是市廛人噪寂，窗灯如豆帐垂明，夜夜听江声。” 　　 　　我的老家，曾住泸县属衣锦乡（今方洞乡）的双垣子多年，因而在成都、上海求学时，参加了荣泸两县同乡会；但是，对泸县城还是比较生疏。1932年夏初，我的病情已康复，族叔宗藩约我泸县小住，我欣然应邀了。 　　 　　在泸县城，为藩叔画了题诗“清风来楚泽，幽梦远华堂”的折扇《兰蝶图》，又为驻军杨旅长画了题诗“远视常高住，雄心好险栖”的《崖鹰图》，意外地被当地的诗画爱好者竞相传诵。他们一再留我在泸县任教。我想，我应该去南京复学，不应在此教书。因而戏说：“教书月薪多少？能有100元大洋吗？”（当时物价，约2元大洋可买米一斗，中学教师月菥都在50元大洋左右）。结果，他们认真地为我安排在两所泸县的最高学府，泸县女师后期师范班和泸县高中任教，凑足了100元大洋月薪，女师后期师范班排了四门课：国文、图画、教育、历史，县高中两班国文。在他们的如此盛情下，我不好意思坚持要走了，只请他们减少 　　点课程，少了20多元的收入。 　　 　　我住在钟楼前的县中校内，在县中只教一班国文，在女师任课较多，经常到南门学坎的女师上课。女师后期师范班只开了一个班，校长杨兆蓉很负责，该班学生30余人，从各县初中毕业生挑选，素质较优。我是第一次教书，备课和讲授都尽心力尽力，尤其对作文的批改，往往熬到深夜。当时，教师同事们有一个星日聚餐会，整日美食，他们主要是打麻将。中秋节，我作了一首《南乡子》词示诸生，词云：“怀抱已成翁，秋兴何须到菊丛。残卷昏灯留夜夜，朦胧，落拓生涯粉笔中。共道节难逢，处处人家笑语■。亦自杯盘拼叫酒，秋风，为报游儿醉脸红！”我时常想着我的母亲，她总耽心我病后衰弱的身体。 　　 　　是年冬，重庆的驻军突然向泸县的驻军猛攻，县城关门闭户，学校停课，我急忙回清江老家暂避。七天的围避攻守激烈战斗之后，原驻军败走。我回城，惊悉后期师范班学生金祖清中流弹死。四川的军阀连年内战，给老百姓带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不可胜计。而这一年轻弱女，坐在她家中室内的窗户前，也难免一死！在十分的哀悼和愤慨中，我写了三首诗，其一云：“乱世桐苏一灶煎，泯沱血水久■■。灯前我怕开文卷，已少清华第一篇！”其二云：“吾家亦有怜儿母，长把诸生弟妹看。旧句荒庭如忏语：芙蓉花好落秋潭。”其三云：“莫向人天说爱憎，寒潮夜夜打江城。天如可问强梁在，待看真雄弭战争！” 　　 　　很快就到放寒假了。在女师校校知道我决意于明春去南京复学后，主持了全校教师对我的饯别会，又由学生组织全校员工参加的对我送别的几百人的晚会。晚会上，除了一些歌舞节目外，最使人感动的是《向屈老师话别》的独幕剧。该剧由后期师范班的几名学生自编自导，一个学生演“屈老师”，几个学生送别。语言对答间，大都引用我在课堂对她们的讲话，或改作文的批语，还模仿我讲话的神态。晚会结束，已达12时，不知何时外面已下起纷纷白雪。后期师范班的全体学生，一定要送我回到我的住处县中校。在这一片纯真的热烈的热情感染下，当夜我写了一首长约40余句的歌行，开头两句是：“雪花纷飞雪风起，要与诸君诸离别矣！……”（这首歌行，曾载放拙诗第一版《填海集》。为了精简篇幅，在再版时，连同为成都中华女中学生所作的《王园游》长诗一起删去了。） 　　 　　1933年春，我到南京中大复学后，有几位泸县学生和我通信。其中最热情的是后期师范班的李芳琼，她希望到南京来读书，并说自号“李钦林”云云。我知道她在该班是比较优秀的学生之一，特别是作文，经常排列在前数名。我劝她继续在泸读书，毕业后再考虑出省。此后，她便无来信。直到1986年我回泸县，才知道她就是“李青林”，已在解放前夕成为重庆白公馆的烈士了！1990年10月，我作《重庆吟草》12首诗中的第一首写道：“红杏出墙魔鬼窟；双鬟就义李青林。江山似画英灵渺；游客如云碧草新。”我写此诗时，思绪万千，心情十分沉重！ 　　 　　（六）文艺思想论战•主编《图画周刊》 　　欧洲文艺复兴后，出现了一个艺术繁荣的局面。而一些沙龙的纯粹理论家，既无艺术创作的实践，也不顾言论的影响，兴之所至，夸夸其谈，以至于形成许多所谓的派别，如野兽派、达达派、未来派等，搅乱了绘画艺术的正确发展方向。在中大当时的社会学系，有一位卜少夫同学（后任台湾地委员，又是香港《新闻天地》的创办人。）他在《中央日报》发表一篇关于绘画艺术的文章，大意认为，艺术就是主观世界的表现，是天才个性的发展……。我觉得他这种主张有趋时髦的危险，便在南京《新民报》发表一篇批驳的文章。因此导致了一场文艺论战，一来一往五、六次，愈说愈远，最后由两报主编出面议和休战。 　　 　　我认为：艺术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又转而服务于客观世界的。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从始至终都是主观与客观的交融。没有绝对的主观，也没有绝对的客观。如果片面强调主观，将致歪曲形像，不为人们所理解。而且，画家们又将怎样去描写那些动人心弦的史实人物、那些逼真的肖像画呢？如像：德拉克洛瓦所作的《自由领导着人民前进》，哥雅所作的《五月三日的枪杀》，列宾所作的《伏尔加纤夫》等。 　　 　　1934年春，我担任了南京《中国日报•图画周刊》的主编。该刊是南京唯一的定期出版的画刊，每周六出版一期，用对开铜板纸精印，一面是艺术图片，另一面是新闻图片，穿插简短文字，图片为主。凡在南京举办展出的书画家们，都曾与《图画周刊》联系，希望得到及时的评介。如：侨委会主任陈树仁、中大教授张书■，中大毕业同学张安治，上海女国家郁方、方菁，四川篆刻家杨鹏升等，我都在该刊作过专文介绍。 　　 　　在该刊，我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分期介绍中国和外国的造型艺术家及其作品，如像：李公麟的《免胄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法国雕塑家吕德的《马赛曲》、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的《哀悼李卜克内西》等。上述后面两位艺术家的介绍，引起了《中国日报》领导的非议，认为我有“左倾幼稚病”。 　　 　　我也介绍了张大千先生的“墨荷”，并短文分析作者泼墨与勾勒技法的巧妙运用，从而创新地表现了荷花的幽深意境。这个介绍，受到悲鸿先生的重视。他问我：“你认识大千先生吗？”我诚实地向他说：“我还不认识。《墨荷》是从《美术生活》转载的。我知道大千先生现住苏州网园。”悲鸿先生说：“你应该认识。将来有机会再一同去拜访他。”谁知时间展转，一直没有机会。在我离开中大后，悲鸿先生终于约同校长罗家伦先生亲赴苏州网园，请得大千先生来中大艺术系任教。 　　 　　1935年乙亥，正是十二生肖的猪年，《图画周刊》拟出新年特刊。我专诚去请悲鸿先生为特刊画一幅猪。悲鸿先生虽然善画各种动物，但从来没有画过猪。他迟疑一下，终于即刻握笔，为我作了一幅迎面而来的《墨猪》，并题八字：“悲鸿画猪，未免奇谈！”这幅《墨猪》，发表在《图画周刊》的新年特刊上，广泛引起读者们的喜爱。《墨猪》手迹，我一直珍藏着。但是，在历次动乱中，随着悲鸿先生及其他名家所作的许多珍藏品通通散失了！ 　　 　　（七）黑白画社•美人鱼 　　 　　中央大学艺术系部份师生留影左起：第二人吴鸿翔、第五人杨柳、第六人徐悲鸿、第八人潘玉良、第十人陈之佛、第十二人孙多兹、第十三人杨建侯、第十四人顾钟梁 　　(屈义林当时因病返川。此照采自上海出版《徐悲鸿研究》一书) 　　 　　在中大艺术科西画组和国画组的正规学习中，老师们的多种教导，同学们的勤奋与才华，对绘画艺术的基础方面，可以说应有尽有。但是，我觉得用黑白两色来表现的“黑白画”，它有许多优点，值得在课外提倡，用以丰富我们的课外活动。它的优点是：制作简便、技法多样、题材广泛、表现鲜明。因此，我约集部分同学组织了一个“黑白画社”，并且编辑出一种壁报“黑白画刊”。这个壁报，用约4尺长2尺高的玻板镜框，悬在艺术科办公室的大门外（即工字楼的大门），不定期出刊。同学们投稿踊跃，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兴趣。 　　 　　1934年夏，我们北平写生回校后，《黑白画刊》出了《北游写生专辑》。我用水墨写一幅《牛车图》，并题句云：“三石麦、五匹布，换来驴马帮牛步。一旦风沙起，移山复改路。南人不识北人情，请听牛车鸣咽哭！” 　　 　　西画组同学孙多慈，她因病没有去北平写生，也作了一幅黑白画《美人鱼》在一起发表。这幅画全是黑色，写出一个人身鱼徐尾的美人鱼，坐在海边的礁石上，低头慢捻七弦琴。一勾斜月，映着四面卷起浪花的海潮，似乎应和着幽咽低诉的琴弦声。不仅美人鱼的身躯和面庞很美，整个画面的意境也很美。 　　 　　这期《黑白画刊》，引起多人的赞赏。特别是法文教师徐仲年先生，他一再要求全部画稿送上海《美术生活》出一专刊，我只得同意了。 　　 　　一次闲谈中，我问多慈：“你为什么要画“美人鱼”呢？”她想了一下，笑着说：“我只是觉得这个故事很美。您是知道的，自张华《博物志》描写美人鱼的故事以来，文坛都喜欢用这个典故了！……”她水汪汪的两只大眼睛望着我，又低垂着，闪动着长长的睫毛，好像在深思。这位内倾而宁静多感的才女，可能还不知道，那波谲云诡的茫茫人海，正张着巨口等待每一个年轻纯洁的美人鱼。而我呢，在当时和她不甚经意的过从，也没有意识到今天会成为我难以忘怀的往事。 　　 　　孙多慈同学经常在悲鸿先生的教室，我经常在潘玉良先生的教室，彼此很少见面谈话。有一次我到学校图书馆去查阅书籍，我把书拿到僻静的角落去细看。蓦抬头，看见多慈也在另一边阅读，她的前后左右慢慢地被人包围着了。突然，她拿着书走到我的坐位旁边，低声打一个招呼，然后坐下来看书。显然，她是躲避那些包围者。原来，像貌与才华都出众的多慈，已经成为中大著名的校花，总难免随时有不相干的同学和她纠缠。有的甚至纠缠不舍，直送出学校后门，过小桥到女生宿舍门口。因此，一位女同学李家应（也是多慈的同乡好友），身高体壮，成了多慈的保镖，经常不离左右。而今天，多慈放单线，在阅读完备后，要我送她回宿舍。我只得暂充临时保镖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多慈忽然驾临我住的第五宿舍，引起宿舍同学们的惊异。可能是因为星期外出，她今天特别打扮，穿一件紧身的粉红上衣，下面罩着深色彩花的宽敞长裙，头上还偏插一朵朱红小花。多慈平时都喜欢淡妆素裹，今天突然艳妆浓抹，更显得娇艳照人了！她独自一人，直到我的寝室找着我，原来是为了要借阅的“美学”笔记。宗白华先生主讲的“美学”，快临近期末考试，这是艺术科同学的必修课。其实，我的“美学”笔记，虽然记得比较详细，但是字迹很潦草。 　　 　　由女生宿舍到第五宿舍距离约有2里之遥，来的路径，一条是穿过中大校部再穿过小铁道；另一条是沿鸡鸣寺小路过铁道，再穿农场。我很奇异，今天多慈如此胆大而单线远行，不禁问她：“您的保镖呢？”她笑了一下说：“李家应随后就来。”果然，不久间，家应也找到楼上我的寝室了。从此以后，李家应不止一次来我处，为的是寻找放单线的孙多慈。实际上，多慈来我处并不多。她放单线的地方，多半是工字楼的石膏描教室。 　　 　　1934年暑假，多慈从庐山来信说，她随父亲孙养瞿老先生到庐山避暑，将住庐山一月余。并说她父亲雅爱诗文、盛赞庐山。信中附两首她的绝句诗，有句云：“难得清游陪杖履；好从真面仰银河。”信末淡淡提一句，问我是无游兴？当时我只知道孙府是书香名门，还不知道的祖父孙家鼐曾任光绪皇帝的首相，堂兄曾任中国银行总裁，这样富豪的世家。我只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个穷学生，在名门世家的老先生面前，难免有许多拘束；而且，这时我在中大刚毕业，何去何从，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因面，我迟疑几天后，才简单作复，说我事忙不能去庐山。 　　 　　1934年冬后，猜嫉与谣言的污水，官场与情场的风波，层层浊浪，向多慈袭来。艺坛的美梦，残酷的现实，使她难以自拔！1935年夏，多慈华业中大后，接着是抗战的烽天漫天，她随父亲由老家安庆到长沙、到桂林，然后由李家应接到浙江丽水。在五年中的兵火流离、老父严训下，终于得到了归宿——成为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的继室。据郁风女士来信说，许就是她叔父郁达夫夫人王映霞的掠夺者。许也是台湾的显宦。多慈随许去台，曾任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系主任，留学、留法、研究、讲学。于1975年1月，患乳癌病故于洛杉矶。她在《孙多慈素描集》的篇末跋文中写道：“吾终觉此世惟多残酷、险诈、猜忌、虚伪，……”她又在晚期作了一幅《沉思图》，写一个古装少女叙倚支手于书案旁，作深思状。 　　 　　八年倭祸、万里狼烟、毁掉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而所谓的荣辱贵贱与得失悲欢，有时是互为表里，有时是万象俱空！而所求索的人生真谛，又在何处？我想，历史风波的美人鱼在沉思什么？有何结论？我期望她在异域临终前的心情是安静的，是无怨无尤的！ 　　 　　在1940年拙稿《梦中杂诗》的最后两首写道： 　　问字寻幽人似玉，颠肠倒肺语如莺。 　　鲛绡漫掩还珠泪，蟾阙空留朗月明。 　　 　　两鬓清霜满面尘，年年旧梦与愁新。 　　合是相忘莫相忆，春风野火遍啼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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