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在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国文部 　　（一）四川的最高学府 　　1925年夏，我17岁，考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国文部，开始用屈义林的姓名。（以前在各校都用屈修放） 　　 　　国立成都高师、堪称当时的四川最高学府。她是全国三所国立高等师范之一，其他两所分设北京和武昌，是全公费制，免交学费和伙食费，每学期还发一套制服。校内分设国文部，英语部、博物部、史地部和艺体部，聘请各门专家教授讲课。四年修业期满后，即分配到各省立中学任教的学生，先后已有10多届，如杨湘萍、张秀熟、陶亮生、袁诗尧等人都是高师国文部毕业生。 　　 　　当时，成都是四川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但也只有几所专科学校，如外语专校、法政专校、工业专校和国学院等；但其规模和设备都远不如高等师范。 　　 　　新办的成都大学，其校址与成都高师的校址在皇城各占一半。皇城旧址，约在现今毛泽东展览馆的地方，地面较宽，四面有城墙，前面有大书“为国求贤”的高大石牌坊，再进有雄伟而宏敞的“明远楼”和“致公堂”。成都大学在皇城的东面，成都高师在皇城的西面。尽管两校之间经过许多纠纷，又各自拥有自己的办公室，教室和学生宿舍；但是两校的学生和教师，都经常自由交往，有深厚情谊。 　　 　　我进入成都高师，已是成都高师的最末一届了，以后招收的同学，都属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高师和师大的同学们都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1930年后，成都师大与成都大学合并为一，改名为四川大学，校址迁今址东门外望江楼附近。我的高师毕业文凭，也是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补发的。 　　 　　（二）国学大师荟萃一堂 　　作为中国西部的历史悠久的古都——成都，历代的文风都比较隆盛。虽然当时军阀割据，内战频仍，但在成都高师的国学大师们，仍然荟萃一堂，自由讲学。除当时以道德文章著称的五老七贤之外，早期在高师任教的赵尧生、廖季平、宋芸子诸位先生，他们与中国南方的章太炎，北方的王国维，在学术上都有一定的往还。 　　 　　我在成都高师国文部时，主讲科目的专任教授有：校长龚道耕先生讲授经书，向仙乔先生讲授小学和中国文学史，林山腴先生讲授《史记》和《汉书》，余沙园先生讲授《荀子》和《庄子》，赵少咸先生讲授文字学和音韵学，庞石帚先生讲授《昭明文选》和宋诗，李颉人先生讲授西洋文学史。这些先生有一个共同特点：每遇到一个有争议的地方，总是旁征博引，考证綦详，或长篇板书，或补发讲义。我开始感受到中国古籍之精深博大。尽管每一科目讲授速度很慢，有的每一学期只讲受了一、二篇目，但学生们仍然感到是充实的。 　　 　　林山腴先生讲《史记》的《项羽本纪》特别生动。他常常摇晃着脑袋讽诵文章的精彩曲折处，然后眼睛从眼镜上面扫视同学们，又问道：你们懂吗？的确，司马迁这部照耀万代的史书，不但正义地褒贬了历代的帝王人杰，而且经典性地垂示着曲尽情事的文章典范。 　　 　　余沙园先生以丰富资料讲授《庄子》的《齐物论》和《秋水篇》，他对佛学钻研较深，每以佛学哲理与老庄哲理相互比较印证。讲到哲理高深微妙处，他总是闭着双眼，仰头长叹道：“这个道理很深！”静止的白胖的头部，俨如一尊佛像，使我随之想入非非。 　　 　　庞石帚先生讲宋诗，主要选读苏东坡、黄山谷和陆放翁的作品。他说，唐诗空灵浑朴，宋诗曲折淋漓，这是因时代与生活而自然形成的不同风格，两者并无高低优劣之分。现代人写诗，更易接近宋诗。这也说明了庞先生自己的诗作。 　　 　　高师还随时聘请富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自由讲学，如吴芳吉、吴虞、伍非白诸位先生。 　　 　　国学大师们的书法，都很讲究而有各自的风彩。当时最负盛名的是荣县的赵熙和成都的颜楷。不过，我同时也很爱赏林山腴和余沙园的书法，林书秀劲多姿，尤擅行楷；余书古朴雄逸，磊落变化，尤擅榜书。惜余书流传甚少！在大师们的书法手迹前，我开始领略到中国书法之美妙与博大。 　　 　　成都五老之一的刘豫波先生，堪称诗书画三绝的长者。在武候祠，可能还保有他自撰自书的对联，其书法源于山谷而飘逸过之。所画墨兰，花叶纷披秀劲，岩石苍润雄奇，寥寥数笔，意境高远。我觉得，古今画墨兰者甚众，而能与豫老比美者甚少。他也是高师早期的教授，我曾到纯化街他府上拜访。以后他迁居王家坝，我也常去。他书斋幽静，生活恬淡，我多次求他作画，他总是有求必应，并嘱其续弦夫人，磨墨申纸，顷刻之间，当面完成，而且面必题诗。1949年春，他以90余高龄去世，成都曾为他举行过盛大的送葬礼。当时四川省主席张群，亦为之执绋前行。 　　 　　（三）枇杷院里读书声 　　高师的学生宿舍大院，都叫它“枇杷院”。这里约有30间寝室，每室可住4人。宿舍之间有两块空地，种了几十株枇杷树。晚间，各寝室灯火辉煌，书声朗朗。早晨，寝室窗前，枇杷树下，响遍了读书声。这些读书声，有读线装书的经史文献或唐诗宋词的，也有读英语如沙士比亚或逖更斯的原作的。我吊曾君一同学律诗的前两句云：“六十年间梦有无，枇杷庭院夜讴书。”这是写实，而君一的读书声也特别响亮。 　　 　　当时，高师和师大的同学们合住在枇杷院，大家都喜爱读书，各自钻研所学的部门，案头书架堆满了精读而又圈点批注的书籍。后来，这些同学们在学术或事业上都有不同的成就。国文部同学如曾君一，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多年，记诵渊博，1979年，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访华团两次访问杜甫草堂，均由君一解说，他对杜甫和苏轼都有较深的研究；如殷孟伦，任天津大学中文系主任，著述颇多；如黄稚荃，是著名女诗人，并擅书法与画梅；如张杜若，杜仲陵、王谷等多人任教各大专校。史地部同学，如罗孟祯任成都师大教授，王楠任成都石室中学校长，曹荻秋任解放后上海市市长。英语部同学如范寓梅任成都市女中校长。又如： 　　师大外文系同学李伏伽，是著名文学家，著作不少；王章树同学留英后，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 　　 　　枇杷院的西边有一堵高墙，墙那边是高师的女生宿舍。虽然只隔一堵墙，但是，男同学要会女同学，还必须绕过长廊，穿过一群教室，走过大操场后，才能到女生宿舍的大门口。国文部我班同学共约20多人，女同学有六七人，长期同一教室中听课，男女同学之间很少交谈。男女同学都比较保守。女同学周年穿着长袖旗袍加高领，冷若冰霜。男同学老气横秋，不苟言笑。有一位男同学仰慕一位女同学，偷看了写了许多信给她，她才回一封信，说：“屈君如闲云野鹤”云云，使得这位同学眼泪长流。有同学为此写道：“你几篇，她一篇，泪珠儿流过墙那边”。 　　 　　我当时虽已年过17，但还是很幼稚，说不上是“闲云野鹤”，对男女之事，只感到生疏而胆怯。国文部我班选举干事时，同学们选举我和一位女同学徐兰担任。班干事要商量公事时，我总不好意思一个人去会徐兰，每次都由一位陈同学陪我去到女生宿舍的会客室，等到看见徐兰出来时，陈同学就溜走了。徐兰本是宁静而内倾的小姑娘，我说几句，她才回答一二句，我感到十分尴尬。但是，这个会面，不仅引起男女同学们的窃窃私议，还给徐兰留下深刻的印象。60年后，徐兰从北京写信给我，说她经常回忆起我。在重庆华一村的山上住家时，她忽然看见我在山下，头戴一顶黑色小帽，走入别人家。她想再看我一眼，但我一直没有 　　出来。 　　 　　人世间的情谊，想不到竟有如此玄妙！ 　　 　　（四）“导社”被镇压 　　高师学生中有一个进步团体，称“导社”。它的组织较松懈，几乎任何同学都可参加。它出了一个壁报，贴在教室之间的走廊上，内容主要是反封建、反军阀、反帝国主义。我有时在壁报上发表一些小文和漫画。我觉得，壁报上的内容是正义的，必须的，能代表热血青年的呼声。 　　 　　在1927年的寒假里，我离成都回家了。就在这个假期中的一个黎明前，成都三军联合办事处派了大批军警，包围了高师，把高师和师大的学生们都押到操场，然后点名出列，逮捕了20多名导社同学。我因回家，得免于难。 　　 　　这批被逮捕的同学，连同其他逮捕的共100多人，经过了严格的审迅和折磨，最后，高师同学■永芳和张访松，连同高师附中教务长袁诗尧等10余人被残酷地枪毙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1928年的“2•16”惨案。张访松的爱人哭得死去活来。■永芳家境清贫，为人和蔼，他经常满面笑容。他们究竟犯了什么法？我当时十分想不通！而永芳的笑容，时常出现在我的面前！ 　　 　　当局在枪毙这些人的时候，还搞了一个恶作剧，把13岁的文兴哲也押去陪杀场。文兴哲，是高师女生宿舍管理文蕙芬女士的独子。她孀居勤苦，守着这个儿子，把他交给高师英语部何同学照管，与何同住。兴哲年幼，有点骄气，有时拉屎，都大喊给他拿纸去。这回，不知凭什么说兴哲也是“共匪”，五花大绑，押直刑场。兴哲沿途哭喊妈妈，惹得旁观者多人下泪。结果是假枪毙。 　　 　　兴哲的妈妈文蕙芬，后来在刘文辉的公馆任家庭教师。因为刘的资助，兴哲被派到德国学警政。德国当时正是希特勒执政。1933年我在南京中大求学时，兴哲从德国结业回国，特意到南京来看我，并同游扬州。我问兴哲：“你为什么要学警政？”“他笑着回答：“警察有特权，很歪！我倒要进去看看。” 　　 　　（五）我开始学作旧诗和国画 　　入高师之前，我爱写新诗，也读一些旧诗，但都比较肤浅。入高师国文部后，随着老师们的讲授，更深入地阅读陶潜、李白、杜甫、李义山和苏轼诸大家的作品后，觉得旧诗内容含蓄而深远，文辞丰富而精炼。写新诗者多垢病旧诗的“格律”，但是，“格律”可以由作者富有的学养而驾驭自如的。例如：杜甫的“窗衔西岭千秋雪”，“红豆啄余鹦鹉粒”，李义山的“巴山夜雨涨秋池”，“珠箔瓢灯独自归”，并未用典而何等自然，何等引人入胜！这时，我又读到近人苏曼殊的诗作，他有很多感人的诗句，如“春风细雨红泥寺，不见僧归见燕归”等。我觉得诗人的生活和意境，就是诗作的灵魂。 　　 　　我这时开始写旧体诗，游新都写了两首，《桂湖》一首云：“谪臣祠庙九天秋，老桂残荷供吊游。灯火楼头人醉散，满湖凉意月如钩。”宝光寺一首云：“犬吠虫吟断续风，月明如水宝光空。夜长且学趺跏坐，看尽神灯寂寞红。”（这时期的拙作旧诗，均见《义林吟稿》、《填海集》中。） 　　 　　我从小就喜欢东涂西抹，一直未断，但都说不上是作国画。入高师后，从《故宫周刊》看见一些古代大家的国画，又从《湖社月刊》等印刷品上看见许多近现代名家的画画，对中国画的特色才有了初步认识。这时，高师女生大院管理文惠芬女士领了几位女同学的扇子，有折扇、有团扇，来请我作画，我只好答应。在这些扇子上，画出了我想要画的中国画，有山水和花鸟，多取意于唐诗宋词，颇得同学们的好评。 　　 　　高师艺体部的绘画组（外有音乐组与体育组）的老师，喜欢画当时流行的上海吴昌硕风格的国画，笔墨粗犷，色彩斑斓，我也去观赏。有的师生所作水彩写生，小幅风景，颇引起我的兴趣。 　　 　　国文部的老师和同学，有的对艺体部师生画盐蛋和臭鱼很不以为然。原来西洋画喜欢描摹生活物品中的各种色彩，不考虑所画物品的意义。这种单纯的技术观点，可能是中国画与西洋画的根本区别吧！ 　　 　　这时，我主编了成都《九五日报》的副刊《晓莺》。在《晓莺》上发表了我所作的新诗、旧诗、杂文和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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