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 　　 　　少时博览群籍，并学习西方自然科学。鄙视科举，好今文经学，对魏源、龚自珍等极为称赏，喜读王夫之《船山遗书》。 　　 　　早年入新疆巡抚刘锦堂幕，曾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之感。他发挥了王夫之的“道不离器”说，认为“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为变法提出理论根据。 　　 　　中日甲午战争后，愤中国积弱不振，在浏阳倡立算学馆，开湖南维新风气之先，并遍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吸收新学知识。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入貲为江苏候补知府，供职南京，曾向杨文会学佛学，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慨。 　　 　　他发奋著《仁学》。在哲学上提出“以太”为世界物质本源的学说，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关联、变化、结合和依存，都是“以太”的作用，并把“以太”这种沟通世界为一整体的作用叫做“仁”，而“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 　　 　　他尖锐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纲常名教”，要求“冲决”一切“网罗”。对秦、汉以来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尤为猛烈，痛斥封建君主是独夫民贼，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有力地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又以资产阶级的国家观，论证君主与人民之间并没有天然的界线，君既由民根据需要共举，当可由民共废，主张君主不替人民办事时，人民可更换之。 　　 　　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赞美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其变法主张是：变科举以育人材，开议院以达下情，改官制而少其层累，发展机器工业，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制造轮船，改订税厘章程，出口货免征税厘，进口货加重征税，不准贩卖鸦片，禁止洋商入内地贸易，以巩固国防，福利人民，富强国家。 　　 　　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铁路等新政。 　　 　　1898年，倡设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当湖南新政遭王先谦、叶德辉攻击时，他表示即使“杀身灭族”也决不后退。 　　 　　1898年8月，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荐，被征入京。认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 　　 　　1898年9月5日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刘光第同参新政，时号军机四卿。后党密谋政变，光绪帝传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他“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18日夜，径赴北京法华寺访袁世凯，请袁举兵相救。袁阳应允。20日袁回天津，当夜向荣禄告密。次日，政变遂起。25日被捕，28日与林旭等六人同时被害。临刑绝命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其诗作风格雄健，富有爱国精神。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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