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我再次來到上海建國西路，拜訪了徐志摩先生的侄子徐炎老師，承他不棄提供了不少徐家的史料。在閑聊中談到了有關陸編《徐志摩全集》出版前的相關事實，覺得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即整理成文，以存史料。 　　 　　　　1965年徐志摩的遺孀陸小曼女士，因病不起與世長逝。遺有《志摩全集》的紙型由其侄女陸宗麟交給陳從周先生。陳老隻知共有10包，未將每包紙型打開細看即用車送至徐家，轉交給徐志摩的堂弟媳馮婉珍老太（徐崇慶遺孀）。陳老移交時講明，這是陸小曼編的《志摩全集》的紙型，沒有出版成書，隻是北京圖書館存有清樣，陸小曼已領取全部稿酬，今請徐家暫時保管，等與俞平伯先生聯系好后，欲交給何其芳與俞平伯他們的文學研究所保存。 　　 　　　　時“四清”運動已開始，俞平伯先生的處境並不太好，故當陳老將意圖轉告徐家時，表示他來與北京方面落實之后，再請徐家小輩付郵寄往北京。后陳老未把聯系結果告知，徐家猶豫不決，又無俞平伯地址，不敢貿然郵寄，就此將事擱了下來。誰知，好事多磨，一轉眼到了1966年，那場暴風驟雨式的運動，大家都始料未及。 　　 　　　　在那無法無天的歲月裡，徐家也難逃厄運。一天，來了一批打著“造反有理”旗號的復旦中學紅衛兵，將徐家搜了個屋翻天，臨走時，將徐家的藏書，連同用兩隻大皮箱裝下的這10包《志摩全集》的紙型版片一起帶走了。徐家為之懊恨萬分，但面對這個局面誰也無可奈何。 　　 　　　　一轉眼十余年頭過去了，“四人幫”倒台后，全國出現了撥亂反正的新氣象，徐家自然首先想到的是，陸小曼所遺下來的10包《志摩全集》紙型版片，內心十分焦急，四處打聽，了解到上海對於抄家物資是分門別類地存放在各處的幾個倉庫中的。徐家想到紅衛兵抄去的還有幾大箱的家傳古書（按徐崇慶之父徐蓉初先生也是海寧的有名藏書家）。於是按照文藝書畫類，再央請人分頭查找。終於在一處的倉庫中發現了高高一堆的東西，上面用大張的紙復蓋著，卻不像古籍書﹔也不像畫軸。揭開一看，好生面熟，正是這10包紙型。在第一包上面，由紅衛兵貼著一張告示，“內系各種讀書計劃復印用紙，不可重壓，要珍重！” 　　 　　　　原來，紅衛兵將這些資料抄走后，即對這些材料進行審查，打開第一包紙型仔細辨認，卻是些有關社會主義的學習文獻，也就沒有再往下查看，故貼上這一告示。紙型從此得以暫時保護。一等十余年，它就這樣幸運地逃過了毀滅的厄運，久散又合，物歸原主，徐家自然是一番高興。立即辦妥領回手續，但是原來被抄走的二隻大皮箱是沒有了。 　　 　　　　不久，商務印書館北京聯絡組的林爾蔚、楊德光先生聞訊來到徐家。他們見到一包包紙型版片，自然也很高興，經過仔細辨認和鑒定之后，認為紙型的凹字字型棱角基本保持完好，可以打城黑樣付梓，即向徐家表示要收回紙型。一清點，《志摩全集》紙型9包沒有錯，隻是其中一包是老版本的《志摩的詩》，紙型規格和編排方式均不同於陸小曼所編的《志摩全集》。 　　 　　　　對於這一包小規格的《志摩的詩》為何混入其中，他們也難於弄清，認為事隔多年，轉手又多，當時從倉庫取將出來送運到陸小曼住處，大家也沒能細看，認為都是《志摩全集》的紙型。那麼到底在全集中缺少哪一部分，一時難於斷定，估計問題出在散文集中，好在北圖（現在稱國家圖書館）藏有全部清樣，可以借出來進行校對補齊。何況有了全集絕大部分的紙型，也省卻了不少時間，給早日使全集出版創造了條件。 　　 　　　　正巧1982年是商務印書館建館八十五周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從檔案中知道有一套《志摩全集》已經打好紙型，由於歷史的原因未能問世，而紙型失蹤，正在四處打聽。得到北京總館電話，告知紙型已找回的好消息。即在是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上海聯絡處領回《志摩全集》的紙型，直接轉交香港。隨即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全體工作人員盡了很大的努力，借出北圖清樣，校對補充，對於較舊的紙版則給予補正，在保持書版原貌的基礎上，保証了出版的質量。並將《志摩全集》更名為《徐志摩全集》，將原來的內容分編成五卷本，於1983年初全集首版問世。 　　 　　　　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鑒於徐志摩的作品未能收編的尚多，於是四卷本“補編”的工作，自五卷本整理校勘之日起，也就開始了，本打算將《府中日記》及《留美日記》收入補編中，后來不知何故，未能如願。 　　 　　　　從著手編輯到成書出版，整整走過了半個世紀，由志摩的遺孀直接參與編輯的《徐志摩全集》終於問世。 　　 　　　　由於《徐志摩全集》有著這樣傳奇性的流轉過程，因其離奇曲折，難免在當時人之間引起了一些誤會。首先是陳老與徐家，因為徐家沒有及時的將稿子寄給俞平伯與何其芳，而導致文稿被抄，陳老一直為此事耿耿於懷，責怪徐家小輩太不聽話。后來因紐約大都會仿造“明軒”工程之事他到了美國，往訪了張幼儀女士，談起了此事，張女士丟下了一句話“從周弟是有心人，為了志摩事花了不少心血，是唯一看護他的人，比他自己的小輩超過萬倍……”。 　　 　　　　說陳老為宣傳志摩花了不少心血，受之無愧，而將徐家的小輩，誤認為對志摩的宣傳不關心，那是冤哉。全集在二十世紀中期交商務時，陸小曼因生活困難已預支了稿費。故這次出版時商務沒有付稿費，但考慮到徐家為全集紙型版片的保管，付出了物力和人力，即支付五百元錢作為補償。徐崇慶遺孀馮婉珍拿到這錢后一直沒有動，將它存入銀行。 　　 　　　　1999年，徐志摩故居在其故鄉修復開放，時馮婉珍已故世，志摩的侄兒徐炎先生，從銀行中取出此款，連本帶息己有千元，他再添上二千余元，湊成三千元整數，來到故鄉硤石，捐獻給浙江省海寧市博物館以盡心意，留下了一段佳話。 　　 　　　　光陰如箭，一轉眼這部由徐志摩遺孀直接參與編輯的《徐志摩全集》問世已有二十余個年頭。回顧這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事，無不為之感嘆。要不是因這十包紙型中，混入了一包社會主義學習文獻，在那個非常時期這部全集紙型能否保存下來，那很難說。更要說到的是，在六十年代那個非常時期，對於這部作品的保存，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氣與膽識，而徐家卻義不容辭的接收了它，保管了它，雖任重道遠，卻認為是應該做的。 　　 　　　　以后發生的事情誰也預料不到。等到形勢好轉，時已80高齡的馮老太，不顧年老體衰，不避寒暑四處奔走，而歷經阻難，終於使全集完壁歸趙，盡管徐家人不居功，更沒有邀功之念與自我標榜。但這部全集的出版，應該講有他們徐家的一份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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