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变法前夜> 　　一、康有为的变法主张 　　甲午战争的惨败，既深深地刺伤了国人的民族感情，也进一步唤发了人们的觉醒。关心国家前途与命运的人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在思考如何把中国引向富强之路。维新之士康有为，力图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模式，通过变法维新全面改造国家，把落后的中国纳入近代化发展轨道。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自幼便接受严格的传统经史教育。光绪二年（1876年），受学于提倡经世致用的粤中大儒朱九江门下，此后又对道、佛等书籍潜心涉猎。面对国家衰弱，民生多艰的社会现实，康有为早有“揽辔澄清之志”，欲以天下为己任。光绪五年（1879年）后，在参加科举考试之余，康有为先后游历和考察了香港、上海等地，使他了解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先进，开始大讲西学，萌发了学习西方以革新中国的念头。中法战争期间，清王朝的腐朽，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忧国之忱。光绪十四年（1888年）冬，康有为到京城应试，上书清廷（即《上清帝第一书》）。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在陈述了国家面对的严重形势后，痛斥了朝野上下无视“大厦将倾”，只图“嗜利而借以营私”的风气，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因守旧势力的阻挠，这些意见未得上达。此后，他出京南归，在广州从事教育工作。康有为一反旧式的传统教育，以培养维新人才为其宗旨，以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为讲学的主要内容，培养出梁启超等一批思想开阔、力求进取的青年才俊。这些人才华出众、思想敏锐，后来大多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或是维新运动的骨干。　 　　康有为讲学期间，又在梁启超、麦孟华的帮助下，写出并刊行《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活动提供了历史依据。但是这两部著作的发表却对维新变法事业产生了不少不良的社会后果。从学术层面看，这些著作牵强附会，可信程度很低；从实践的后果看，使反对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口实，攻击康有为离经叛道，要求连同康有为的其他正确主张立予禁毁。一般的守旧者也视若寇仇。而损害最大的是支持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因此心存芥蒂。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和军机处大臣，是连结维新派与朝廷的重要枢纽，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管学大臣孙家鼐也上奏光绪帝“劾《孔子改制考》，并谓康某才气可用，以为宜如汉文之待贾生，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地方大员中，维新不遗全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也是向光绪帝奏荐康有为其人，却对《孔子改制考》大加攻击。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多方联络维新人士，强学会的活动和《时务报》都曾得到他强有力的支持，但张氏“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并坚决反对康有为用孔子纪年，康有为不听，最终使维新派失去了最具实力的支持者。在民间，康有为的这些言行也导致本已薄弱的维新势力的分裂。章太炎因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与康有为门徒发生争执，导致章太炎愤而离开《时务报》。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会试。当他得知《马关条约》的屈辱内容时十分激愤，遂与梁启超等鼓动1000多名各省举人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上书请愿运动，即“公车上书”。康有为用了1天两夜的时间，写出了1　8万多字的《上清帝第二书》，也称《万言书》。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向光绪帝献出了救国大计。康有为首先警告朝廷：“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既表露了他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又告诫光绪帝已到认真对待的时候了！并提出了以“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为中心的一整套对策。最后的“变法成天下之治”，是康有为这次上书的核心。他认为不能墨守成规，必须变法维新，全面革新旧制。中国所以战败受辱任日本国宰割，根本原因在于国力弱。要立国自强，就必须“富国”、“养民”、“教民”。“富国”就是以西方强国为样板，效法维新致强的日本等国，大力发展近代工、商、农、矿、铁路、交通、教育、金融、邮政等事业。“养民”就是为了创造更多、更精的社会财富以增强国力，应该仿照德、英等国，鼓励民众发展近代企业，并加保护。而“养民”的关键又在于“教民”，把发展近代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视为使国家走向富强的重要条件。他强调，惟有国家富强，使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才能大雪国耻，耀我国威。康有为还公开抨击专制制度，建议由士民自下而上公举那些“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郎”，作为皇帝的顾问，随时“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这实际上是仿照西方国家议院的模式，既可使朝廷的专断受到一定的制约，又能改变君与臣、官与民的隔绝，保证变法维新的推行。从而，即能“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上清帝第二书》是康有为革新中国的思想主张形成体系、走向成熟的集中体现，从革新原则以及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规划。康有为的这次上书虽然仍未上达于光绪帝，但《万言书》却辗转“遍传都下”，在北京城内产生了强烈反响。这时的康有为已经名扬天下，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和一切希望祖国昌盛的人的代言人和新时代的呼唤者。 　　举人群起的爱国行动，却遭到朝中官僚的仇视。孙毓汶等人对举人们采取了分化、瓦解等卑鄙手段加以阻挠。另外因为“公车上书”的发动日，恰是光绪帝被逼批准《马关条约》之时，致使行动失败。　 　　“公车上书” 失败之后，康有为会试及第，被授予工部主事。但他仍心系国事无意做官，尤其当《马关条约》互换生效后，康有为看到朝野上下依然麻木不仁，越发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感到忧虑。于是，针对换约后的局势，康有为对《万言书》做了部分调整。在几乎原封未动地保留“立国自强之策”的同时，又给予了充实，形成一份1　6万余字的新上书，即《上清帝第三书》。　 　　《上清帝第三书》，请都察院代呈奏效，递到了光绪帝的手里。这使得康有为大受鼓舞，又很快写出《上清帝第四书》，但是几经周折，未能递上。这使康有为终于认识到如不冲破朝臣的守旧壁垒，也打不开通向光绪帝之路，变法“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于是，在第4次上书受挫后，康有为便开始把争取对象扩展到朝臣士大夫方面。在六月末至七月初（8月份），他与梁启超创办了面向朝臣士大夫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接着，他又联络一些京官等各方之士筹划组建了社团强学会以增强其影响力。　 　　在此期间，与帝党首领、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的会面，是康有为争取朝廷上层的重大成果。　 　　在此之前，康有为曾几次试图接触翁同龢，却都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出乎康有为意料之外的是，有一天在他外出之际，翁同龢却主动前来拜访。康有为外出归来之后，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兴奋，立即前往翁同龢府上回访。二人在翁同龢的书房之中谈话，谈得十分融洽，从中午一直谈到晚上，差不多谈了6个多小时。翁同龢首先对于此前未能帮助康有为向光绪帝转呈上书一事表示了歉意，并主动向康有为索要他的著作。两人反复讨论变法的有关问题，二人的政治见解颇有相符之处，康有为向翁同龢详细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翁同龢则对康有为的一些变法主张表示赞同。康有为提出要翁同龢承担起变法强国的重任，并向光绪帝推荐贤才的要求。翁同龢对此表示了无奈，翁同龢告诉康有为：“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使康有为了解到清廷内部的真实情况。　 　　任帝师20年的翁同龢是光绪帝极为信任和倚重的重臣，经与康有为晤谈，成为一个意识到非变法难以图存，极力支持变法的开明人物。翁同龢早年在朝时的政治观点和大多数保守派并无不同，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他对西方事务产生了兴趣，并倾向维新。这种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对年轻的光绪帝有决定性的影响。1894年中国战败更增强了翁同龢的看法，使他成为维新的热烈提倡者，并注意到康有为所发起的运动。翁氏对于维新虽是热情的，但他的观点或多或少仍是自强运动的路数，和康有为信奉的激进的维新变法主张有很大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当他首次看到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发表的非正统和挑战性的观点时表示了重重疑虑。翁氏对康有为感到兴趣以及后来将他举荐给皇帝，可能不完全出于思想意识上的考虑。其时，他正与其他一些著名的有志于维新的官员（如李鸿章和张之洞）在进行着权力斗争。对于翁同龢来说，维新不仅是一种理想，而且也是值得争取的具有高度权力价值的东西。有着渊博的维新思想的康有为可以作为翁氏有用的伙伴，能够想方设法帮助翁同龢以从事维新的名义在朝廷中战胜他的对手。由于翁同龢既与光绪帝关系密切，又在清廷朝野联系广泛，所以康、翁的融洽晤谈，是康有为继第3次上书皇帝之后，在争取以皇权推行变法的道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　 　　在清政府战败蒙辱、列强紧逼、国势益衰，而变法图强的风气日盛情况下，不仅翁同龢发生了变化，一批官员、士大夫纷纷起来急求雪耻之方，兴起了一股“竟言自强之术”的热潮。如顺天府尹胡燏棻进呈《条陈变法自强事宜折》，明确指出中国只有仿行西法走维新之路，除此而外别无他途，主张“劝立公司，准民间自招股本”，以期国富民强。侍读学士准良在奏折中认为，面对强邻环伺的严峻形势，采西法广修铁路，是“安危大局之枢纽”。给事中褚成博也指出，李鸿章等历经多年、耗费巨资制造、设学，但仍被日本打得大败，是由于因循旧法造成的，因此他主张仿行西法，必须首先破除积习、更新观念。军机章京陈炽则除了积极向朝廷献善后之策外，又支持翁同龢更张求存的主张，还大力协助康有为筹建强学会，直接投身于组织变法维新的实际活动中。这些官员士大夫提出的“自强之术”，虽然彼此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内容各异，但学习西方革新图强以求存，却是其共同的出发点。与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要求相呼应，形成日益高涨的图强形势。一些要求革新图强的官员士大夫又陆续向康有为接近，有的即投身于维新运动之中了。　 　　在图强热不断升温之际，清廷内部各政治派别的势力也互有消长。原来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早已声名狼藉，势力和影响大大削弱了。后起的洋务派显要人物刘坤一、张之洞成了洋务派的首领。在对外态度方面，刘坤一、张之洞与李鸿章有明显区别，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们又都站在清廷主战派一边。刘坤一提出克敌制胜的良策；张之洞也多有积极性的建议，均为抗战做出自己的努力，又都抵制屈辱求和，反对《马关条约》。战后他们的声望均有所提高，成为显赫东南的封疆大吏。　 　　后党官僚核心成员也有所改变，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先后被迫退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翁同龢、李鸿藻添补了孙、徐在总理衙门留下的空缺；恭亲王奕欣则重新控制了总理衙门；慈禧的亲信荣禄升任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进入清廷中枢；王文韶替换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了京畿要地、北京门户的管辖权。后党官僚和奕欣进一步控制着清廷的枢要。　在这种形势下，强学会被查封，使康有为“开新之风”的努力又受到挫折。强学会自成立之初，影响就非常大。李鸿章曾请求捐银入会，竟因名声不好而被拒绝；洋务派新首领刘坤一、张之洞等也支持或加入过强学会。随着强学会的壮大，遭到守旧势力的不断攻击，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要求予以严禁。清廷下令，先后将京、沪两地的强学会查封，北京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门翻译西方书刊。　 　　 　　二、变法酝酿 　　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战败求和的耻辱，对年轻气盛、一心抗战的光绪帝来说，刺激极大，使他日夜忧愤。战后，面对列强“合以谋我”的严重1894年甲午战争时日本书刊上登载的光绪帝像局面，光绪帝更是深感国势危急，因而“求治颇急”。美国人卡尔女士回忆说：“中日一战而后，中国割地赔款云消雾散，莫大之耻辱，光绪帝如梦初觉，慨然以发愤自强为己任。故中日战前与战后之光绪帝，不啻判若二人。”据清宫的宫女回忆说，光绪帝性情暴躁，喜怒无常，太监都不敢亲近他。常常夜间不睡，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骂混账，也不知是骂奏折呢？还是骂近侍太监？吓得太监们都心惊胆战。　 　　《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翁同龢将陈炽的《庸书》和汤震的《危言》，向光绪帝进呈。这两部书是早期的维新人士为挽救国家危机、革新落后中国的重要著作。作者倡导变法维新，要求收回利权、振兴工商、发展近代文化与教育事业，希望实现“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体”。早在光绪帝典学期间，翁同龢就向他介绍过这些书籍，并引起光绪帝的兴趣。到此危难时刻，光绪帝又对这两部宣传变法维新的书产生兴趣，意图从中寻求出路。　 　　于是，《马关条约》互换生效后，光绪帝在颁发的朱谕中便明确提出要“痛除积弊”、“详筹兴革”、发愤自强。但是，每当光绪帝向枢臣商询更张图强时，除翁同龢而外，其余的守旧势力均以“祖宗成法不可改，夷法不足效”等理由拒绝变革，使光绪帝感到悲愤已极，经常为此痛哭。恰在这时，光绪帝读到了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颇为高兴。紧接着，胡燏棻呈上《变法自强事宜折》，光绪帝阅过，对其颇为嘉许。康的上书与胡的奏折，使困惑之中的光绪帝受到鼓舞。随后，翰林张百熙要求荐举专门人才的奏折，以及其他朝臣疆吏吁请更张雪耻的奏疏，也相继递到光绪帝面前。这些来自朝廷内外要求更张、图强与雪耻的意见，使光绪帝变法自强的思想更加坚定。于是，他连续降谕求才，命令中央和地方官员保奏具有真知灼见、器识宏通、究心时务、体用兼备和精通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的人才。光绪帝要求的人才，都是面向近代社会、变法革新所迫切需要的。　 　　此后不久，光绪帝又颁谕全国：“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并在此谕中，提出了一粗略的自强方案，指出求治之道必须因时制宜，力求通过除弊更张达到自强的目的。号召君臣上下协力同心发愤图强。同时，光绪帝还把一些要求变法维新的折片（包括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发下，供各级属臣参阅，这实际上是他试图进行变法维新酝酿工作。光绪帝的自强谕及遵旨发出的上书、奏片相继下达后，不少内外各级官员先后呈折，表露了对更张图强的不同态度。　 　　詹事府左庶子戴鸿慈，在光绪帝颁布自强谕不久便上奏指出，面对“强邻眈视”的严重局面，确应奋起更张以求强，并强调更张应从除弊入手。帝党或与帝党关系密切的官员，也以独奏或与他人连衔具折的方式，相继上疏为变法更新进言献策。王鹏运在其奏折中批判过去办的洋务是“徒袭虚名，全无实际”，建议“合力讲求护商便民之策”。帝党官员文廷式，在他的奏疏里也把养民视为富国之本，进一步阐发了康有为的“富国”、“养民”思想，他说，此前“所言西法皆枝叶，其本在富国养民”，主张应仿照欧洲各国提倡科学种植，大力发展近代农业。他认为，只要“力除积弊，刻刻以养民为念，则国富丰财之本计已隐寓其中”。　 　　后党官僚王文韶主张“凡铁路、机器开矿、治军诸务，均可以西法为宗，则造就人才，尤当以学堂为急”，但却认为富强之道，不过开矿、通商、练兵、制械，其他制度则不容轻改。洋务派新贵张之洞在给光绪帝的复奏折里说，甲午战争所以日胜我败，是由于日本仿照西国变法使其国势日强的结果,并抨击了不思进取盲目排外的愚昧心理，强调应学习各国之长。然而，张之洞说的向西方学习，也只限于编练陆海军和造铁路、制枪炮、设学、兴工商等。对于康有为的变科举要求，他则认为“兹事甚大，未易更张。”袁世凯向光绪帝进呈了万余言的奏折。　 　　守旧的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则在对光绪帝的图强谕复奏中认为，只要坚守以纲常伦纪为核心的儒家道统，中国便可无敌于天下。同时他把西方国家的所有事物均视为无用之物予以一概排斥，将更张变法诬为“变乱”。反对造铁路、办厂矿、设学堂等革新主张。　 　　光绪帝在清统治层中发起的这场关于更张图强的议论，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关心国家命运的官员士大夫，对向西方强国学习变法更张，多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积极响应。洋务派新贵和一些顽固派官僚，也都程度不同地感到再原封不动走老路已经行不通。这场议论为变法维新新政的到来在思想上做了一定的准备。　 　　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以来，经群臣对更张图强的议论，使光绪帝的忧患感日益强烈。此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深化及一些朝臣的维新倾向越发明显，他的图强思想也在继续向前演进。光绪帝频频召见枢臣，筹议实施变法新政。与此同时，慈禧也有所动作。　 　　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末，慈禧先将倾向图强的帝党官员汪鸣鸾、长麟革职。时隔不久，又宣布以“太后懿旨，撤书房”，解除翁同龢的帝师之任，使得光绪帝和翁同龢无法继续在毓庆宫会面议事。此后，发生了寇连材事件。　 　　寇连材，原是颇得慈禧信任的青年太监，曾被慈禧作为心腹，派去以伺候皇上为名，实则使之监督光绪帝。但寇连材反而逐步对慈禧感到不满，对光绪帝产生同情。在战后，他终日忧虑，感到“若日后再有别国生事，当如何也？”于是，寇连材在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月），冒死向慈禧跪谏，提出为了安天下，要求“按才”为国立嗣、封王等10条建议。慈禧认为这是寇连材受人指使的叛逆行为，遂即命内务府于二月十六日（3月29日），将寇连材杀害。接着又大肆株连，将接近光绪帝的“内侍”多人分别发遣、处死，制造了一起轰动京城的大血案。慈禧制造这起血案，无疑是针对光绪皇帝的。当时，文廷式请求光绪帝“收大权”，但光绪帝只能向文廷式摇手，让他不要再提这件事。　 　　在寇连材被杀害的次日，慈禧又根据杨崇伊的弹劾，借口“语多狂妄”，将帝党官员、侍读学士文廷式革职，并立即逐出北京。文廷式在文人士大夫中颇有影响，是帝党仅剩下的一名在前场支撑大局的中坚。他在战后既为光绪帝的图强变法竭诚献策，又为推动举人上书和协助康、梁等创建强学会而尽力。文廷式的革职被逐，震动朝野，有的士大夫便由此慨叹：“钩党之祸近在眉睫，明哲之士所当深戒”。从罢黜汪鸣銮、长麟和解除翁同龢的帝师任职到杀寇连材、逐出文廷式，帝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基本陷入了瓦解的状态。自此，变法之议中止，康有为怀着沉重心情出京南归。光绪帝刚刚打开的变法图治局面，出现了巨大的波折。　 　　三、诸臣接见康有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后，德国公然派出舰队侵占中国山东胶州湾。沙俄租占旅顺大连湾，并将整个东北均置于其魔爪之下。接着，其他列强也纷起效尤，进而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争夺独占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　 　　相继发生的查封强学会，接连打击帝党官员，以及杀害寇连材等事件，使康有为感到在慈禧的高压下变法确有其难。所以，南归之后，康有为继续从事著述、讲学，并到港、澳等地考察外情，力求在变法思想与人才储备方面为变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此时，发生了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　 　　 德占胶州湾后，康有为激愤满怀，立即活动于各级官员与士大夫中筹划救亡之策。他针对德占胶州后的险恶局面，写出了《上清帝第五书》。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指出，德国侵占胶州之后，“瓜分豆剖”已“渐露机牙”；并说此间“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在此危亡之际，他急迫要求及时变法，强调“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变法图强才可以救亡图存。从而，鲜明地举起了图强救亡的旗帜。他并且激动地写道：如仍然“苟且度日，因循守旧”，不奋起变法图强，“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同时，他还就变法的步骤、革新要点等进一步作了陈述。　 　　但是，这份奏折在请工部堂官代递时，该部堂官竟因“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这句话言词过激不肯代递。无奈之下，康有为又欲南归继续从事变法的宣传、组织工作。恰在此时，已与康有为有过接触的翁同龢，于一月初四日（12月12日）出面挽留，告诉康有为光绪帝的变法图强的态度仍十分坚决，希望他继续留在北京。　 　　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后已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意欲改弦更张，并因此与康有为进行了接触，而且取得了共识。到胶州湾事件发生后，他又进而感到这是“最憾最辱之事”，愤然叹息道“何时雪此耻耶？”至此，翁同龢对于变法求存更有了紧迫感。在此期间他首先向光绪帝力荐康有为，认为其人“才堪大用”。当翁同龢了解到光绪帝尤为急欲变法和得知康有为将要出京时，他便出面对其加以挽留。在翁氏的劝阻下，康有为留在北京继续他变法的事业。　 　　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光绪帝的心情已十分沉重，当俄国陈兵旅顺并提出租占旅大等无理要求时，光绪帝更怒不可遏。在帝、后与枢臣商讨此事的会议上，他当面责问恭亲王奕欣和李鸿章，你们说俄国可以依靠，于是我国与俄国订立密约，给了俄国极大的好处。现在密约期限还未到一半，俄国人不仅不能阻止别国来侵犯我国利益，反而自己违反约定来索要地盘，这密约有什么用？对于光绪帝严厉的斥责，奕欣、李鸿章只是回答说：“若以旅大与之，密约如故。”光绪帝闻之更是大怒。　 　　自甲午战后直到德占胶州、俄据旅大以来，光绪帝对国家前途愈加忧虑。当胶州事件发生，翁同龢便向光绪帝推荐了正在呼吁变法救亡的康有为。接着，以敢言而著称的兵部给事中高燮曾，又以康有为“学问淹长，熟谙西法”奏请予以召见。高燮曾的公开奏请，给光绪帝采取接见任用康有为的行动提供了机会。光绪帝在见到高燮曾的奏片后，便立即以批复的方式，命总理衙门大臣办理。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8年1月16日），光绪帝在召见枢臣议论时事时，又明确地吐露了“以变法为急”的心意。至此，光绪帝“念国势阽危，毅然有改革之志。知康有为伉直敢言，又因大学士翁同龢之请，欲擢用之”，准备召见康有为。　 　　但是控制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欣以康有为的职位太低，皇帝直接召见没有先例为由，反对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奕欣建议先传康有为到总理衙门一谈，如果其言可用，才好为康有为破例。光绪帝只得命总理衙门大臣“随时接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命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呈。”　 　　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9年1月24日），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在总理衙门西花厅接见了康有为。在这次接见中，康有为面对朝廷中最有势力的几位大臣，宣讲了变法革新的必要，也驳斥了守旧官员的谬论。接见一开始，荣禄就断言：“祖宗之法不能变。”对此，康有为据理反驳：“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廖寿恒的问题是：“如何变法？”康有为回答道：“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章又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有为说：“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翁同龢则向康有为询问筹款事宜，康有为回答：“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田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于是陈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政、铁路、邮信、会社、海军、陆军之法，并言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近来编辑，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大彼得变政记》。可以采鉴焉。”　 　　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派接见代替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使光绪帝欲经召见而擢用康有为的意图未能实现，并且阻止了帝、康之间的直接面谈。但是，一些当朝大臣接见一个未上任的小臣康有为，此事的本身又是对清王朝“成例”的一种突破。康有为利用这一不同寻常的机会与场合，乘机向一些有代表性的重臣宣传了变法维新。在此次接见之后，廖寿恒的思想发生变化，靠近了光绪帝与康有为。后来廖寿恒在光绪帝和康有为之间穿针引线，起了很大作用。　 　　在诸臣接见康有为之后的当天，翁同龢便将诸臣接见时康有为的言词向光绪帝奏闻，当光绪帝得到康有为在被接见中有荐书的表示时，便立即命总理衙门大臣“呈进工部主事康有为所著《日本变政考》、《俄皇大彼得变政考（记）》等书”。在大臣接见康有为之后的第6天（1月29日），光绪帝又谕令总理衙门大臣，进一步明确重申“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并命康有为具折上言”。正是在光绪帝的谕令之下，此后不久，原被工部堂官拒递的康有为之《上清帝第五书》，由总理衙门大臣递到光绪帝的面前。光绪帝看到康有为的这份充满热忱的奏折，被其深深地打动了，尤其当他看到“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的话语时，肃然动容，并以此对军机大臣说：“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方陈于朕前乎！”不久，康有为提出关于变法方案的《上清帝第六书》，也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1898年1月29日）顺利地由总理衙门进呈给光绪帝。至此，终于给康有为向光绪帝呈递书、折开通了道路。　 　　四、光绪帝的思想变化 　　洋务派官僚曾倡导过“西法”，并进行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的建造，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但是正如梁启超所说，这些“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有知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中日甲午战争的实践已经验证，从外国引进的先进军备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只在陈腐的旧制度上栽植些西方先进的军兵技艺，既不能使国家强盛，更谈不上革新中国。到甲午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相继抨击洋务派的改革思想。　 　　光绪帝在甲午战争后产生的更张图强的愿望，主要是因为愤于战败受辱，感到此后如不改弦更张，先帝们传下来的社稷难以保住。因此，他力求通过除弊图强使甲午惨败之辱不再发生。此后，光绪帝从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与胡燏棻等人的奏折中受到启示，获得鼓舞，并征询臣下意见深入探索图强之路，组织了内外诸臣的议论。到德国侵占胶州湾时，光绪帝更张图强的思路，主要是修明武备，富国强兵。　 　　在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时陷入困境中的光绪帝，对陈炽、汤震传播西学的《庸书》与《危言》引起重视。甲午战后，当他产生了图强的念头以来，在倾心阅览“竟言自强之术”的奏疏、探索除弊更张的过程中，光绪帝的目光又继续向外延伸。由于他处于与世隔绝的深宫，所以帝师翁同龢在这方面起了特殊的作用。甲午战后，翁同龢很快会见了康有为，从中了解到世界各国情况，使他开阔了眼界。此后，翁同龢利用接见李提摩太、欧格讷等人的机会又获得一些外国的知识。李提摩太是来华已久的英国传教士，他交结当权的上层人物，通过办刊、编书等宣扬“西学”、“西法”。甲午战后北京兴起图强热时，他来到北京，游说了翁同龢，又接触康有为，加入强学会。要变法图强的翁同龢及康有为等，对李提摩太产生了较大的幻想。欧格讷为英国驻华公使，他的“重振中国”等一些观点，在当时也颇有影响。在光绪帝渴望了解外情之初，翁同龢便把当时他所了解的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向光绪加以介绍。　 　　同时，曾出使过外洋的官僚张荫桓，也常向光绪帝讲述他出使过程中了解的各国情况。光绪帝也很喜欢听张荫桓的这些介绍，并对张“不时召见”。　 　　此后，光绪帝更注意阅读西方政治、法律著作，意图从各国经验中找到中国变法强国的方法。光绪二十四年正月（1898年2月），光绪帝主动向翁同龢询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书，并要翁同龢替他找到这本书。《日本国志》是一部详细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风俗等情况的书籍，作者黄遵宪曾多年出使日本。光绪帝通过阅读这部书，对日本明治维新有了一些了解。随后，光绪帝又读到康有为等介绍外国情况的书籍。总理衙门大臣于三月初三日（3月24日）将《俄皇大彼得变政考》进呈给光绪帝，于三月二十三日（4月13日）又把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进呈给光绪帝。同日，一同进呈给光绪帝的还有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光绪帝得到这些新书，如获至宝，置于案上，每天都要阅读。其中，他特别对康有为《日本变政考》一书感兴趣。在阅读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之后，又读到康有为的这部著作，使光绪帝对明治维新有了深入了解。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作为使光绪帝受到很大影响，在此后的变法过程中，光绪帝无疑是把这两位帝王作为自己的榜样的。在此期间，光绪帝又通过各种途径购买大量西方政治、法律类书籍，日夜攻读。　 　　至此，光绪帝眼界大开，“于万国之故更明”。他对人说：“现在外洋各国是今非昔比的，都强起来了！”中国“一切落后，甚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同时，他对很多清廷高级官员“对于西洋思想是从没有给予过适当的注意的，而且对于世界的进步也漠不关心”非常不满，认为他们平时只知在无味虚面上用心，遇到国家大事，即使是战败求和、割地赔款，也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光绪帝看到，“西人皆日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愤慨之下，他认为原来视为治国法宝而日夜攻读的经史书籍都是无用之物，命左右将这些书烧掉。 　　五、维新派的形成 　　在光绪帝思想发生转变的同时，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也加快了推动变法的步伐。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在被总理衙门大臣接见之后，康有为相继递上了《上清帝第六书》、《上清帝第七书》，以及《俄皇大彼得变政考》与《日本变政考》两部书。除对变法的步骤等提出建议之外，他希望光绪帝“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就是仿照俄国“以君权变法”，借鉴日本明治维新推行新政。　 　　光绪帝则在诸臣接见康有为后迅即颁谕，为康氏进呈书、折铺平道路，表明他已决意变法求存，并公开支持维新派的观点。面对这种形势，康有为把组织变法维新的着重点，首先放在一些筹划变法款项、组织变法团体等实际问题上了。当时清政府向日本支付甲午赔款，已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再筹措变法所需巨款实是一大难题。所以康有为被大臣接见时，翁同龢会向他提出如何筹款的问题。对此，康有为曾有过先向外国借款的设想，但他很快感到借款艰难，而且易于受制于外人。康有为很快拟定了《请统筹全局折》，由御史宋伯鲁代呈给光绪帝。在《请统筹全局折》中，康有为提出“莫若募开一大公司，集款数万万，准其开办各省铁路矿务”，通过这种方法，为变法筹措款项。此后，康有为试图组织粤学会，以接续被查封的强学会的活动，用以集结人才、调动社会力量促进变法维新，但是在守旧势力的干扰下未能实现。随后，康有为又在京官及前来应试的各省举人中广泛联络，并在当年二月（3月），由宋伯鲁与杨深秀等在北京组织关学会，鼓动变法求存。随后内阁中书杨锐又组织蜀学会、中书林旭组织闽学会等。同时，康有为等人还组织了经济学会和知耻学会。通过这些学会团体，广泛联络在京官员和士大夫，产生了较大影响。于是，康有为准备在这些地方学会的基础上组织全国性的保国会。此时，梁启超来到京城，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和维新运动的又一领袖。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康有为南下后，梁启超仍留在北京。在京、沪强学会被查封后，梁启超应汪康年之邀到上海与汪康年、黄遵宪等共同创办《时务报》，并由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的编辑工作。《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刊载中外大事与评论时政得失等。两年之间，才华横溢的梁启超以其如椽之笔写出了《变法通议》等名文，宣传变法维新，先后发表于该报。这些文章被传颂一时，产生了较大影响。梁启超从此声名大起，与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被合称为“康梁”。《时务报》成为“以提倡变法为主”的江南重要报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初，梁启超来到澳门，与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合办《知新报》。当年冬天，梁启超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之请，到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任中西学总教习，与当地维新人士、新任湖南长宝盐法道黄遵宪和候补知府谭嗣同等会合在一起。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湖南浏阳人。从少年时代起便胸怀大志，注重经世致用，探求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要求进取。曾先后游历新疆、陕甘、东南沿海等地。中日甲午战争后，空前的国难，更激发了谭嗣同的爱国热忱。他进一步“提倡新学”，积极探索救国之道。梁启超的到来，使谭嗣同等增加了一大助力。他们协力推动湖南维新运动进一步发展，集结了一群志趣相投的维新之士。　 　　在此期间，经严复等人的拓展，天津也成为传播西方文化思想与宣传变法图强的活跃之区。严复（1854-1921年），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曾译有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介绍西方的“进化论”等思想学说，使当时的维新之士获得了新的思想源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在天津合办《国闻报》。一时间，《国闻报》与《时务报》南北并立，互相呼应，成为两个宣传变法维新和传播西学的主要阵地。　 　　梁启超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到北京的。入京之后，梁启超为协助康有为组建保国会而出谋划策、奔走出力。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努力之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保国会《章程》宣告：“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并明确地提出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保国会打算按照强学会的模式，成为全国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组织，在北京和上海都设立总会，最终在全国各省、府、县设立分会。保国会成立之后，参加者颇为踊跃，强学会只有30名会员，而保国会有186人，具有重大的影响。在它的影响下，3个同样性质但规模较小的其他学会也在北京建立起来，它们是保浙会、保滇会和保川会。保国会的成立，是康有为、梁启超宣传变法维新、集合变法力量的一次重要尝试。　 　　保国会成立伊始，就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守旧势力编写的一份《驳保国会议》小册子，很快在北京流传开来。御史黄桂鋆、李盛铎先后呈折攻击保国会，御史潘庆澜则以“聚众不道”的罪名弹劾康有为与保国会。军机大臣刚毅则宣称“将查究会中人”。对此，光绪帝表示：“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　 　　在守旧势力的攻击下，最早和康有为联合倡议的李盛铎也变了卦，参与弹劾以保护自己。同时，保国会成员构成复杂，各自入会的目的不尽相同。大多数举人在4月中旬的会试结果揭晓后已离开京师。这样，只举行了3次会议，维持了大约1个月之后，保国会便被迫自动解散，销声匿迹了。　 　　围绕保国会所展开的这场激烈斗争，是在甲午战后进行的变法与反变法之争的继续。在国家危亡岌岌之时，组织保国会本身就颇具号召力与吸引力。康有为、梁启超通过自己的活动，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广泛宣传了变法维新的主张。当康有为在会中演讲，“声气激昂”地痛述国家之危动员同胞“愤起救天下”时，在场的听众有“为之下泪者”。保国会成立之后，有人在《国闻报》上刊文指出，“苟无民何有国，苟无国何有君，国者君与民之公称”，要打破“一国之治皆出于君”的传统观念，应“君民相与”，共同奋起救中国。通过这场斗争，保国会虽然解散，但却使变法图存的呼声进一步深入人心。此后“各省志士纷纷继起，自是风气益大开，士心亦加振厉，不可抑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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