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亲政> 　　一、训政 　　1886年（光绪十二年），光绪帝16岁，已经长成了一个翩翩少年。从保存下来的光绪皇帝的照片来看，他长得凤眼、月眉、瓜子脸，清秀俊美。同时在翁同龢的精心教育下，光绪帝的学业已有所成就，而且在处理政务方面，也有了一定的能力。按照清室的惯例，随着幼帝成人，皇帝的大婚、亲政等事宜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　 　　7月11日（六月初十日），醇亲王奕譞被慈禧和光绪帝召见后，将光绪帝的3个师傅翁同龢、孙家鼐、孙诒经叫到养心殿门外以东的月华门，向3人讲述说：皇太后刚刚有懿旨，“以皇帝典学有成，谕明年正月即行亲政”。并且说宣布当时，醇亲王便立即跪地恳求收回成命，并示意光绪帝也赶快跪求缓行亲政。但慈禧却坚持己见。翁同龢听完，认为：“此事重大，王爷宜率御前大臣、毓庆诸臣请起面论”，醇亲王“以为圣意难回，已承旨矣。”　 　　当天慈禧又发出懿旨：“前因皇帝冲龄践祚，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因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谕自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十余年来，皇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近来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本日召见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谕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　次日，奕譞、翁同龢等王公大臣分别奏上请慈禧收回成命的折子。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诸臣公折说：愿太后再训政数年，“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章奏，俾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翁同龢等人的上奏则是说皇帝固然聪明，然于经史尚未精通；虽然看折能一目了然，但兵农礼乐，天下庶务，还未能一一明了。所以他们认为，应等一两年后再行归政，“请训政不如请缓归政为得体”。醇亲王奕譞所上之折，则认为：“五大臣等审时度势，合词呈恳皇太后训政。敬祈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俾皇帝有所禀承。日就月将，见闻密迩，俟及二旬，再议亲理庶务。⋯⋯臣愚以为归政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於皇帝前奏问，俾皇帝专心大政，博览群书。”。　 　　3折一上，慈禧立即接受了奕譞的意见，马上在懿旨中表示：“念自皇帝冲龄嗣统，抚育训诲深衷，十余年如一日，即亲政后，亦必随时调护，遇事提撕，此责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释。即著照所请行”。4天后，当奕譞、世铎等再次上折后，慈禧便正式发布懿旨，在斥责了锡珍等人请饬廷臣议奏的意见后，表示同意训政：“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几天之后，在乾清宫西暖阁召对时，慈禧为表现自己归政之心出于至诚，又对讲筵诸臣说：“前日归政之旨，乃历观前代母后专政流弊甚多，故急欲授政，非推诿也；诸臣以宗社为辞，余何敢不依，何忍不依乎！”　 　　在清代官方文献中，难以看到在朝臣工中对此的反应。但在翁同龢的日记中，却可以清楚看出，对这一决定，光绪帝的情绪表现得极为明显。当慈禧宣布“归政”的话一出口，他竟毫无辞让的表示。紧接着，醇亲王在向慈禧“跪求”，以及当群臣劝请训政之折纷纷上呈时，光绪帝明显流露出失望之色。对于光绪帝的表现，翁同龢无疑是不赞成的，他认为光绪帝在这件事上，数日来一直保持沉默，实在太外露，并在书房中向光绪帝“力陈时事艰难，总以精神气力为主，反复数百语，至于流涕，上颇为之动也。”因此，在慈禧“俯允训政数年”的前一日，翁又“于上前力陈一切，请上自吁恳，或得一当也。”看来，翁同龢的话是有效果的，慈禧在次日的懿旨中称：“数日以来，皇帝宫中定省，时时以多聆慈训，俾有禀承，再四恳求，情词肫挚。”　 　　为了使“训政”制度化，由礼亲王世铎等人拟定了《训政细则》。在这个“细则”中，除了有关祭祀、问安等礼仪继续原封不动地按照“垂帘听政”时的旧制实行外，在施政等方面，作了如下规定：“一、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拟请照礼臣会议，暂设纱屏为障；一、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安折，应请恭照现式预备，奏折亦恭照现式书写；一、近年各衙门改归验放验看开单请旨及暂停引见人员，拟请循照旧制，一律带领引见，仍恭候懿旨遵行，排单照现章预备；一、乡、会试及各项考试题目向例恭候钦命者，拟请循照旧制，臣等进书恭候慈览，择定篇页，请皇上钦命题目，仍进呈慈览发下，毋庸奏请派员拟题；一、内外臣工折奏应行批示者，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恭呈慈览发下谕旨”。 　　 依照《训政细则》，光绪帝基本上可自行作出决定和独立施政，但一切大权仍掌握在慈禧手中。由“垂帘听政”到“训政”，只是换了个名称，实质并无改变。　 　　1887年2月7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是由钦天监择定的大吉之日。这一天，要举行光绪帝亲政大典。凌晨，天尚朦胧，光绪帝便起身装扮停当。4点钟在无数官员侍卫陪同下，先后往灯火通明的大高殿、寿皇殿给列祖列宗御容画像行三跪九叩礼。早晨8点半，又到慈宁宫率王公百官向慈禧行庆贺礼；9点登太和殿宝座受百官朝贺，颁诏天下。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天颜甚精采也”，“天颜甚怡，气象开展”。　 　　17岁的光绪帝正是年轻气盛之时，对慈禧迟迟不肯归政无疑心中不满。自“亲政大典”过后，他经常在深居独处和到书房上课时，表现出郁闷和烦躁。坚持在书房读书，但听讲的时间却经常无故减少。这又使翁同龢深为担忧，觉得似此“何从进益”。当太监告诉翁同龢“上意甚不怿”时，翁同龢只能“应之曰自有说”。退后私下喟叹，皇帝竟至“智勇俱困，奈何！”　 　　四月初三（4月25日），慈禧召见翁同龢，“首论书房功课宜多讲多温，并诗论当作，亦宜尽心规劝，臣对语切挚，皇太后云书房汝等主之，退后我主之，我亦常恐对不得祖宗也，语次挥泪。”　 　　 二、选后 　　1年过去， 1888年（光绪十四年），光绪帝18岁。清室前代诸帝，冲龄继位的顺治帝和康熙帝的婚龄一为15岁、一为14岁，同治帝最迟，也为18岁。其他皇帝则是在藩邸或为皇子时即已成婚，一般婚龄为15～16岁。所以光绪帝的大婚，已经不能再拖延了。六月十九日（7月27日），慈禧发布懿旨：“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致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　 　　懿旨一下，光绪帝心中的兴奋自不待言。此时的光绪帝充满蓬勃朝气，时时准备大显身手。皇帝大婚与亲政，当然应意味着“太后归政”和自己“乾纲独断”。此事一定，自己便可终于有了摆脱“亲爸爸”的控制和束缚的机会，日夜盼望独立亲裁政事的夙愿即可实现，可以大展拳脚，像英武的康熙皇帝等先帝一样建立自己的文治武功。因此，当日即顺水推舟发下一道上谕。谕曰：“谕内阁：朕自冲龄践祚，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垂帘听政，⋯⋯迨十二年六月令朕亲裁大政，犹复曲垂慈爱，特允训政之请，劳心庶务又及两年。兹奉懿旨于明年二月归政，朕仰体慈躬敬慎谦抑之本怀，并敬念三十年来，圣母为天下忧劳况瘁，几无晷刻可以稍资休息，抚衷循省，感悚交深。兹复特沛恩纶，重申前命，朕敢不祗遵慈训，于一切机务，兢兢业业，尽心经理，以冀仰酬我圣母抚育教诲有加无已之深恩。⋯⋯所有归政届期一切典礼事宜，著各该衙门敬谨酌议具奏。”这个上谕明显反映出光绪帝的心意，委婉地流露出希望太后休息的心情，并表示了自己完全可以“尽心经理”朝政的态度。　 　　给光绪帝择偶成亲，对于慈禧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皇帝的后、妃，尤其是皇后，与皇帝的关系最为密切，对皇帝的思想及其政务活动都有特殊的影响力。而且在为同治帝选后问题上的失败对她的教训很大。慈禧与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的矛盾，甚至导致母子不和。　 　　七月二十七日（9月3日），又一懿旨发布：“皇帝大婚典礼，著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举行”。本年十一月初二日“纳采”，十二月初四日“大征”。尽管大婚的日子已定，可是皇后为谁，仍是一个谜。　 　　清朝入主中原后，皇帝的后妃主要来自于八旗秀女。规定每3年在旗内选一次秀女，选中者，“或备内廷主位，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在应选范围之内的旗人女子13岁以上都要经过挑选，未经挑选者不准私相聘嫁。当慈禧发出为光绪帝大婚的懿旨后，经一选再选，直到九月，还剩31个小姑娘。在经慈禧两次亲自阅看后，还剩下8名秀女。其中有慈禧的内侄女、其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有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有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还有凤秀之女（即同治帝慧妃之妹）等。到十月初五（11月8日），谜底终于揭开，两道懿旨同时颁下，一道懿旨宣布立叶赫那拉氏为皇后：“皇帝寅绍丕基，春秋日富，允宜择贤作配，佐理宫闱，以协坤仪而辅君德。兹选得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端庄贤淑，著立为皇后。特谕”。另一道懿旨则宣布以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分别立为瑾嫔和珍嫔：“⋯⋯原任侍郎长叙之十五岁女他他拉氏，著封为瑾嫔；原任侍郎长叙之十三岁女他他拉氏，著封为珍嫔。”　 　　据文献记载和清宫留下的照片看，桂祥之女不仅相貌平庸，且已21岁，早已过了规定的预选年龄（按规定选秀女自13岁预选，到17岁即算“逾岁”，不在挑选之列了，所以在懿旨中未提中选皇后的年龄）。而且立比光绪帝年长3岁的桂祥之女为皇后，不是出自光绪帝的意愿。据当时宫中太监说：“西后为德宗（光绪帝）选后，在体和殿，召备选之各大臣小女进内，依次排立，与选者五人，首列那拉氏，都统桂祥女，慈禧之侄女也，次为江西巡抚德馨之二女，末列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二女。当时太后上座，德宗侍立，荣寿固伦公主及福晋命妇立于座后。前设小长桌一，上置镶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二对，为选定证物（清例，选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选妃中者，以荷包予之）。西后手指诸女语德宗曰：‘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言时，即将如意授与德宗。德宗对曰：‘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坚令其自选，德宗乃持如意趋德馨女前，主欲授之。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侄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侄女焉。太后以德宗意在德氏女，即选入妃嫔，亦必有夺宠之忧，遂不容续选，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对予末列二女，此珍妃姐妹之所以获选也。”　 　　就这样，慈禧明知光绪帝本人不愿意，还是硬把自己亲弟弟桂祥的21岁女儿指配给光绪帝为皇后。皇帝虽不是自己亲儿子，却是自己亲妹妹之子；皇后又是慈禧弟弟的女儿，可以说都与慈禧母家叶赫那拉氏关系密切。而按皇帝统序的安排，光绪帝是作为继承咸丰皇帝、兼祧同治皇帝继承皇位的，将来光绪帝、后生有皇子，不仅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叶赫那拉家族血统，且是皇位的当然继承者。慈禧的想法无疑是“一则于宫闱之间，可刺探皇帝之动作，一则为将来母族秉政张本。”正如《慈禧外纪》作者所见：“太后以己之侄女，选为皇后，亦具有深意。前此为同治帝选择有德有勇之阿鲁特皇后（嘉顺皇后），其后常与太后反对，至其死而后已。太后惩于前事，故此次为光绪帝选后，其意重在为己心腹。以监察皇帝之行为，而报告之。”　 　　入选的光绪帝皇后叶赫那拉氏，后上徽号“隆裕”，生于1868年2月3月（同治七年正月初十日）。为皇后“实能如太后之旨，观其外，似若淡泊无所为，实则具有叶赫那拉遗传性之一端也。”因其相貌平平或又有其他缘故，所以光绪帝“颇不属意于隆裕，顾以孝钦（慈禧）之强迫指定，遂勉奉之”，从“未受光绪的恩宠”。不仅如此，其后“帝与后常不睦，此为著明之事，凡有争执，后每得胜，故皇帝宠爱珍妃、瑾妃”。　 　　 瑾嫔与珍嫔（后晋升为瑾妃与珍妃）为二姐妹，姓他他拉氏，为满洲正红旗人。姐妹二人出身于清朝满族大官僚家庭。瑾妃生于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日（1874年9月30日）；珍妃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二人虽为同胞姐妹，但相貌、性格却颇有区别。瑾妃相貌不及其妹，性格平稳而脆弱；珍妃虽小两岁，可“貌既端庄，性尤机警”。居家时受其较为开明的母亲和有才学的族兄、名士志锐的影响，思想开朗、倔犟敢为、志趣广泛、反应敏锐，当然也不乏天真的性格。光绪帝处于政治洲流之中，而且又受到来自皇太后和宫廷的种种管束与约束，其宫中生活亦为单调而冷淡，珍妃的入宫犹如石入死水，激起了光绪帝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也增加了一分对自己的理解和同情。光绪婚后对珍妃颇为宠爱 　　 宫廷制度，皇帝处理政事的屋子是严禁妃嫔进内的。珍妃就时常女扮男装，给光绪磨墨捧砚，说古谈今，或谈谈诗词书画，或陪光绪下盘棋。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戊戌政变后二人都成为阶下囚之时。　 　　后、妃既已择定，随后一系列的典礼相继展开。在正式的大婚礼举行之前尚有百余天，较大规模的典礼便是“纳彩”和“大征”。　 　　“纳彩”就是向皇后母家赠送彩礼。十一月初二日（12月4日），派定礼部尚书奎润为正使，户部尚书福锟为副使。当太和殿前一系列礼仪演完后，将礼物放入16座“龙亭”中。正、副使捧节先行，随后内务府官员及侍卫等大队人马抬“龙亭”、牵马匹，旗幡飘扬、浩浩荡荡直奔皇后母家所在地的朝阳门内而去。为了显示威势，借姐姐（慈禧）的光当上承恩公的桂祥——光绪帝的岳父——按例请朝廷一、三品大员到府摆下80桌宴席，“大宴群臣”。　 　　接下来的“大征”仪式是在十二月初四（1889年1月5日）举行。这次不仅要向皇后、皇后的父母送更多的礼物：金银、各色布帛衣物、鞍辔马匹等，还要告知即将奉迎皇后入宫的时间。当帝师翁同龢等向光绪帝“跪贺大喜”时，由正、副使李鸿藻、嵩申带领的送礼队伍，正抬着120座装盛礼物的彩亭行进在途中。　 　　三、大婚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1889年2月21日）到二十四日（2月23日），3天之内，慈禧连续颁发懿旨，对清廷的文武百官、封疆大吏以及皇亲国戚大行奖赏，加官晋爵，赐谥封号。甚至对那些驻京的外国使臣，也给予“表彰”、“设宴款待”。　 　　当皇后及瑾、珍二嫔的娘家将妆奁送入宫后，正月二十六日（2月25日）便是宣布奉迎皇后的“黄道吉日”。午正3刻，光绪帝珠冠龙袍在太和殿升座，净鞭声中，王公百官三跪九叩，听礼部官员宣读册封皇后的诏书。奉迎正使武英殿大学士额勒和布及副使礼部尚书奎润待光绪帝还宫后，即护送皇后金册玉宝及一柄御笔“龙”字金如意凤舆，缓缓往后邸而去。待皇后进入大清门已是清晨。再经过一系列仪式之后，当光绪帝与皇后进入洞房——坤宁宫东暖阁时，已是东方既白。与此同时，瑾、珍二嫔也已由神武门迎入翊坤宫。至此，“大婚礼”算告结束。　 　　按照清代帝王大婚的礼制规定，大婚后的三四天内，还有一系列拜祭和“朝见礼”、“庆贺礼”、“筵宴礼”等。然而，这一切对于光绪帝来说，已成了不堪应付的沉重负担。本来，他并不想让桂祥之女为皇后，对这场出于慈禧政治需要而一手包办的婚事，光绪帝不仅未领略到喜气和欢欣，反觉得自己不过像一尊木偶一样被人挥来拖去，心中甚为怅然。到婚后第4天，他的这种不佳的心绪终于明显地表露出来了，他借口有病，竟把原定在太和殿宴请“国丈”及整个皇后家族、在京满汉大员的筵宴礼撤销了。当光绪帝命人把宴桌分送给在京的王公大臣时，竟然未提后父、后族，以致京师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年轻气盛的光绪帝想用这种方式发泄胸中的忿懑。　光绪帝大婚花费极多。据有关材料统计，在光绪帝大婚中，计用黄金四千一百二十六两九钱三分五厘、白银四百八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两五钱九分二厘一毫、制钱二千七百五十八串之多。据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为光绪帝大婚提拨京饷银五百一十万两。其中还不包括地方官员及在朝诸臣所送的“重礼”和贺资。在国家事事艰窘，财政无出的形势下，光绪皇帝为何因自己的大婚，花费如此之巨的钱财，进行这样奢华的炫耀？而不虑及会造成自己亲政后的艰难呢？柳诒徵在其《清德宗之大婚》一文中指出：此举“以一人之婚媾，糜如此之巨款，其名以示帝室之尊荣，其实以饱私人之蠹蚀”。除兴工修缮、置办物品、大摆筵宴等官员上下其手、层层贪占外，慈禧在其中也起到相当的作用。她在光绪帝大婚和随之而来的光绪帝亲政问题上作了不少文章，除借口准备“归政”修颐和园外，还利用光绪帝大婚之机，以“增加其私蓄”。她以筹划大婚经费为名，早在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四日（1887年6月5日）就已发布懿旨，要“先期预备”。五月二十四（7月14日）更明颁懿旨说：“皇帝大婚时所需款项，理宜预为筹备，著户部速拨银二百万两，解交大婚礼仪处敬谨恭办”。光绪十四年正月十七日（1888年2月28日），慈禧又降懿旨，下令增拨大婚用款：“办理大婚典礼，户部去岁筹拨外用之款二百万两，著户部全数提拨来京，由礼仪处交进。其传办外省应需之款，由礼仪处随时奏明，核定价值请领，由内支发。再办理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先行提拨二十万两，亦由礼仪处交进。其余八十万两陆续筹拨。”慈禧以光绪帝大婚的名义要户部拨款，其中的大部分款项都被慈禧挪作他用。　 　　 　　四、亲政 　　大婚之后，亲政自然又被提到日程上来。光绪帝婚后第6天，即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89年3月4日），举行了亲政大典。当时，慈禧在慈宁宫接受光绪帝率领群臣三跪九叩后还宫；旋即复出，御中和殿，接受执事官行礼。光绪帝再御太和殿，受王公百官行礼，并宣诏颁行天下。自此，光绪帝正式开始亲政了。　 　　 为了表明自己让光绪帝亲政的态度，慈禧早在上年5月便已开始间断性地进驻颐和园了。大婚典礼前夕的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1889年1月2日），由礼亲王世铎等人拟定了大婚归政后的清廷办事“条目”。这个“条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临雍经筵典礼，御门办事，仍恭候特旨举行；一、中外臣工奏折，应恭书皇上圣鉴，至呈递请安折，仍应于皇太后、皇上前各递一份；一、各衙门引见人员，皇上阅看后，拟请仍照现章，于召见臣等时请旨遵　行⋯　⋯”。　到此，光绪帝有了接受中外臣工奏折的权力。但综合起来看，这个办事“条目”还是坚持了清廷“诸大政，莫不禀承慈训，始见施行”的原则，继续维持由慈禧控制清廷大政的局面。也正因如此，在进入次年（光绪十五年）的正月十八日，当礼亲王世铎以“恭逢归政庆典，皇上亲裁大政，一切事宜归复旧制”，请“开去军机大臣要差”折一上，慈禧立即表示：“皇帝躬揽万几，正赖左右辅弼之臣尽力筹维，赞成郅治。”因此“毋庸固辞，所有开去要差之处，仍俟数年后一切全复旧制，再降懿旨。”此意，不仅要保留她安排的全部亲信重臣与原班人马，且明确说一切还不能“全复旧制（指皇帝大权独揽后）”，还要等上数年再说。两日后（正月十九），御史屠仁守上了一个奏折，称：“归政在迩，时事方殷，请明降懿旨，依高宗训政往事，凡部院题本，建党奏事如常例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恳恩批览，然后施行”。 　　屠仁守在当时有“铁面御史”的耿直之名，决非阿谀奉承、投机取巧之辈。故此一折立即引起了慈禧的疑心，于次日颁下懿旨：“览奏殊深骇异，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深宫远鉴前代流弊，特饬及时归政，上符列圣成宪，下杜来世口实，主持坚定，用意甚深，况早经降旨宣示中外，天下臣民翕然共遵。今若于举行伊始，又降懿旨饬令仍书圣鉴，披鉴章奏，是出令未几，旋即反复，使天睛后世视予为何如人耶！况垂帘权宜之举，与高宗纯皇帝大廷授训政之典迥不相侔，何得妄为比拟。至归政后祗见醇亲王单衔具奏，暂须经达深宫。醇亲王密陈数条，亦为初裁大政军国重要事件。深宫定省，可以随时禀承，并非著为典常，使训政之事永无底止。该御史此奏，既与前旨显然相背，且开后世妄测訾议之端，所见甚属乖谬。此事关系甚大，若不予以惩处，无以为逞臆妄言乱紊成法者戒。屠仁守，著开去御史，交部议处，原折著掷还。” 　　 处分完御史屠仁守尚觉意犹未尽，加之落个“抑制言路”的名声亦不甚妥当。2月21日，她又与光绪帝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了翁同龢。　 　　“（慈禧）首问昨屠仁守事，（翁同龢）对御史未知大体，然其人尚是台中之贤者。曰吾心事伊等全不知；对此非该御史一人之言，天下臣民之言也，即臣亦以为如是。曰吾不敢推逶自逸，吾家事即国事，宫中日夕皆可提撕，何必另降明发；对此诚然。曰吾鉴前代弊政，故急包归政，俾外人无议我恋恋；对前代弊政乃两宫隔绝致然，今圣慈圣孝融洽无间，亦何嫌疑之有。曰热河时肃顺竟篡位，吾徇王大臣之请，一时糊涂，允其垂帘，语次涕泣；对若不垂帘何由至今日。”　 　　 就这样，从垂帘听政，到训政，到归政。从表面上看，慈禧把最高权力逐步地移交给了光绪帝，这回她就要退养颐和园了。其实光绪帝大婚后最初一段时间，慈禧仍以居住宫内为多。只要她住在宫内，光绪帝仍每日请安如故；即使慈禧住颐和园，他也要“间日”或数日一往问安。“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光绪帝只能谦恭自抑，把握好分寸，小心谨慎地处理好一切无关大局之政务。因此时人观察分析到：“是时太后初归政，方借园居娱老。上春秋盛，每事不欲自专，必秉命而行，常时辄一月数问起居。”“用人行政，仍随时秉承，莫敢违焉。”还是翁同龢看得清楚，他在日记中写到：“现在办事一切照旧，大约建党事上决之，稍难事枢臣参酌之，疑难者请懿旨”。因此，“朝中大事，帝与大臣皆知，必须（向慈禧）禀白而后行”。　 　　总之，数年来，围绕光绪帝亲政一事所进行的种种事实表明，慈禧确实投入了全部精力，变换着不同的手法。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执掌最高权力的形式可以改变，但 　　 实际操纵的权力不能放弃。此外，光绪帝表面上南面独坐，君临天下，不过其在清王朝中的处境，并未因此而有实质上的变化。正因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见上的分歧，便逐渐围绕清廷中的这两个政治中心，形成了日渐清晰的两个政治派别，即所谓的后党和帝党。而政出多门的不同声音，对晚清政局发生了至为深远的重大影响。慈禧虽然在形式上撤帘归政，实际上未尝一日失去大权。她身在颐和园，心思仍然贯注于紫禁城。而光绪帝虽然形式上亲政，实际上并未真正掌握清政府的最终决策权。　 　　 　　五、甲午战争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国势日强，其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也越来越大。1874年武装侵犯中国台湾；1875年占据千岛群岛；1876年吞并小笠原群岛；1879年把琉球群岛纳入版图，改名为冲绳县。1894年，日本又挑起中日甲午战争。　 　　战争爆发后，光绪帝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一力主战”，竭力筹划备战之策。他一面“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一面严令李鸿章认真备战。6月25日下谕旨对李鸿章进行斥责，指出“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现在“势甚急迫⋯⋯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着即妥筹办法”。并提醒李鸿章“俄使喀希呢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窥觑别谋？李鸿章当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　 　　7月1日，光绪帝再次通过军机处谕令李鸿章备战：“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并指出：南洋各海口均至关重要，台湾又孤悬海外，日本必为垂涎，命令各督抚“预为筹备，勿稍大意”。　 　　7月4日，光绪帝又针对李鸿章乞求英国领事转请英外交部派舰队赴日“勒令撤兵一节”，发出旨意：“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至异日别生枝节”。并告诫李鸿章，这种“示弱于人”的做法，易生后患，“着勿庸议”；14日，再谕李鸿章：“倭人以重兵胁制朝鲜，虽与商议撤兵，久未就绪，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前经迭谕李鸿章先事预筹，毋致落人后着。现在事机紧迫，着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沿海各口，如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处，皆关重要，如何布置，均应逐一妥筹。其军火、器械、粮饷一切，均应日办齐，先期给发，方不致仓促误事。”　7月20日，日本派重兵云集朝鲜，战争一触即发；2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倘倭兵逼近，已露交仗之迹，则衅开自彼，立即整军奋击，不可坐失机宜”。为加强台澎防务，24日，光绪帝命宿将刘永福赴台湾组织战守；25日，丰岛之战爆发。光绪帝下令“诏免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回国”，并专谕李鸿章“现与日本业已开仗，必须厚集兵力，广筹后应”。　 　　8月1日，光绪帝下诏对日宣战，指出：“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国法，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21日，命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29日，以恭亲王奕欣管总署、海军署事，并会同措理军务。10月13日，以叶志超、卫汝贵临敌溃散，光绪帝将其罢职，以聂士成统两军；25日，日军强渡鸭绿江，接着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29日，谕裕禄饬金州战备；30日，命提督唐仁廉募勇20营，会安定、裕禄防剿。11月初，日军占领金州、大连；22日旅顺失陷，光绪帝责李鸿章“调度乖方，革职留任”。是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总署表示，愿意为中日“调处”，恭亲王奕欣等向光绪帝和慈禧转达了田贝意愿。当时光绪帝就直接指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　 　　光绪帝对畏敌如虎、不战即逃之将领严加惩处。11月27日，革去“擅离职守摇惑人心”的龚照屿之职。12月3日，革去失金州城的副都统连顺之职，撤“救援不利”的提督程之伟和“拥兵不救”的赵怀业之职，并交刑部治罪；10日，鉴于奉天危急，谕军机大臣等设法调拨克虏伯炮支持；13日，海城失陷，宋庆退至田庄台；16日，谕将已因“临敌退缩”革职，析木城遇敌“又复溃退”的副都统丰升阿，记名提督聂桂林交刑部治罪；次日，又令将叶志超、丁汝昌交刑部治罪；19日，复州陷敌；22日，谕军机大臣等，“亟应整顿队伍，激励将士，力遏西窜之路”,并令已革职之提督程允和、张光前和总兵姜桂题留营“带罪图功，以观后效”。同时，光绪帝在慈禧的压力下，命张荫恒、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但同时继续布置战事。12月28日，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各军均归节制”。　 　　1895年1月，日本舰队游弋于成山海面。14日，光绪帝“着李鸿章、李秉衡饬令各军，加意严防”；18日，日军在荣成湾登陆，不久占领荣成，攻陷威海卫南帮炮台；31日，光绪帝颁旨惩罚“临敌退缩”之辈， 　　甲午战争威海卫清军阵地被摧毁的大炮〖TS）〗并令北洋舰队和陆军“奋力冲击”，“且勿再失事机，致以战舰资敌”。此后，连发上谕，令海、陆军加强战守。2月7日，日岛炮台失守；9日，定远管带刘步蟾自杀。同日，光绪帝诏责李鸿章：闻各舰被击沉情形，“不胜悲愤，北洋创办海军，殚尽十年财力，一旦悉毁于敌”， “李鸿章专任此事，自问当得何罪？”令李鸿章“力图补救”，“齐力 　　合剿”；17日，威海卫失守。不久，慈禧太后派李鸿章赴日求和。李鸿章采用各种手段，以获得光绪帝面谕割地之权。光绪帝在投降派和列强的逼迫下，令奕欣代传其口谕，接受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但必须“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帝以丧失领土、主权严重，表示坚决不允，拒绝签字用宝。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投降派，密谋策划，威逼光绪画押。5月2日，奕欣、奕劻、徐用仪、孙毓汶4人在朝廷上，集体向光绪帝发难，要求光绪帝批准条约。“上（光绪帝）犹迟疑，问各国回电可稍后否？济宁（孙毓汶）坚以万不可恃为词，恭邸（奕欣）无语，乃议定。众枢在直立候，上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10日， “合约用宝”，《马关条约》正式批准；11日，光绪帝明发朱谕，宣示批准合约之苦衷，求“天下臣民皆当共谅”，“我君臣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　 　　批准条约之后，光绪帝痛心不已：“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从此，光绪帝深受刺激，开始了变法图强、不做亡国之君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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