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少年天子> 　　一、即位 　　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庙号为德宗景皇帝。即位后改年号为“光绪”，习惯上称之为光绪帝。　 　　载湉于1871年8月14日（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生于北京城内西南角太平湖的醇王府（今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 　　其晚清的北京街道家世非常尊贵显赫，父亲是道光皇帝的第7个儿子醇亲王奕譞，母亲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叶赫那拉氏。所以，他既是同治皇帝的嫡堂弟兄，又是嫡亲姨表弟兄。　 　　载湉是皇室宗亲，须列入皇族谱牒，即《玉牒》，〖BP（〗而且要按照固定的辈份用字〖BP）〗属“载”字辈，名字应该是三点水儿旁。由皇上赐名，父母不能做主。在他出生的第2天，醇亲王奕譞入宫为他请回了一个吉祥美好的名字——“载湉”。载湉中的“湉”字取义于晋代文学家左思的《吴都赋》：“澶湉漠而无涯”，即水平静流动的意思。唐代诗人杜牧也有诗云：“白鹭烟分光的的，微涟风定翠湉湉。”杜牧这两句诗的意境，正切合“太平湖”的涵义，更符合载湉出生地——醇王府槐荫斋前一片红莲碧叶、波光如镜的景色。　 　　在醇王府中，在父母身边，载湉只生活了4年。关于这4年中载湉的生活，从留下来的记载中，我们只知其胆子小，但通过人们的想象，我们可以去塑造出一个亲王府中小贝勒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形象。1874年底，同治帝突然病死，载湉被推上皇帝宝座，他的命运完全改变了。　 　　同治帝6岁即位，18岁亲政。亲政1年之后，病死，无子。由谁来继承皇位，成了紫禁城中最重大的问题。　 　　1875年1月12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夜，包括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譞、军机大臣宝鋆、文祥、李鸿藻、翁同龢在内的20多名亲贵重臣被火速召集到养心殿西暖阁。在这里，将要召开御前会议，决定由谁来继承皇位，由谁来统治大清帝国。　 　　西暖阁御前会议的经过，亲历其事的翁同龢在日记中写到：“戌正，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圣而立，然后恳请垂帘”。慈禧太后召集重臣召开紧急御前会议是为了决定帝位归属。但是会议刚开始，慈禧不提立嗣之事，却是先问以后怎么垂帘听政，这一问至关重要，大出在场诸臣意料之外。慈禧的这一问表面上似乎是偏离了会议的主题——立嗣，实际上却是真正决定帝位归属的一问。其中的奥妙在于，慈禧通过这一问使垂帘听政成为立嗣的前提，选谁来承继帝位则需按照垂帘听政的标准进行。　 　　垂帘听政的前提既然确立，立谁为嗣也就非常简单清楚了。当时诸臣属意的几个人，无论是“溥”字辈的溥伦等人，还是“载”字辈年长一点的载澄（时年17岁），都不是慈禧心中满意的嗣君人选。要垂帘听政，就必须立与同治帝同辈的“载”字辈为嗣，承继咸丰皇帝的统序，这样慈禧才能以太后名义垂帘听政。如果立“溥”字辈，就必然是为同治皇帝立嗣，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就成了皇太后，慈禧也就成了太皇太后。要垂帘听政，也该是由阿鲁特氏来垂帘听政，而不是慈禧。所以慈禧要垂帘听政，就必须立幼君。幼君在位，太后才好垂帘。若立长君，即使垂帘，也不会长久。用慈禧的话来说就是“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　 　　在慈禧心目中，满意的嗣君人选只有一个人——4岁的载湉。载湉继位，慈禧垂帘听政就会合情合理。而且载湉的父亲是慈禧的小叔，载湉的母亲又是慈禧的胞妹，载湉也就既是慈禧的侄儿，又是慈禧的外甥。慈禧选择载湉做嗣君，无疑也怀着这样的想法：载湉与自己的血缘关系如此亲近，只要能够善加抚养，严以母仪，择以良师，教以孝道，未必比不上自己亲生的儿子——同治帝。　 　　于是，在西暖阁会议上，以种种理由否定了王公大臣们提出的嗣君人选之后，慈禧以绝对不容争议的口气对参加御前会议的诸王群臣们说：“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指慈禧与慈安太后）同一心，汝等敬听”，随即宣布以载湉为嗣君。面对这样一个毫无思想准备的嗣君人选，诸王群臣都大为惊讶，不知所对，却又慑于慈禧的地位和威望，不得不服从。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述了西暖阁会议上一个后来流传史册的场景：在慈禧宣布嗣君为载湉之后，跪着听命的醇亲王奕譞大惊失色，立刻爬伏于地上，连连叩头，继而失声痛哭，以致昏倒在地，旁近诸人甚至不能将他扶起。自幼生长宫廷，年仅35岁，已经贵为亲王的奕譞,对宫廷政治和权力争斗无疑已有深刻的体会。他虽然并非对政治和权力不感兴趣，却深谙持盈守虚之道，曾亲题王府正堂为“思谦堂”，壁上条幅为“福禄重重增福禄，恩光辈辈受恩光”。他还曾让工匠特制了一件“欹器”（容器，放入一半水可以保持平衡，注满水就会全部倾覆），并亲题“谦受益，满招损”。 　　奕譞在这样的重大场合竟然如此严重地失态，无疑是他当时那难以言表的心情的写照。 　　奕譞此时的心情颇难捉摸，也许是想到自己的儿子做了皇帝，感到一种殊荣；也许想到从此亲情两断、骨肉生分，将来的父子关系变成了君臣关系，感到一种隐痛。但不管奕譞心中作何感想，如何痛哭流涕，大局已定，接下来的该是办理迎嗣君入宫的事了。　 　　负责迎嗣君入宫的是御前大臣和孚郡王。当时已是深夜，狂风怒号，沙土飞扬，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夜。御前大臣和孚郡王在这紧要时刻，不敢片刻耽延，率领一队士兵，往西城醇王府疾行而去。随从有一乘8人抬的黄轿，用来迎接幼帝入宫。到了醇王府，经过一番忙乱的仪式，待宣旨完毕，载湉就被抱进轿中，一行人又迅速返回紫禁城。次日黎明，在数百枝灯烛的映照之下，载湉被接入紫禁城中。按照清廷的惯例，他要到大行皇帝灵前跪拜，4岁的载湉跪在同治皇帝遗体之前，放声痛哭。这一夜，紫禁城中的大多数人，包括两宫皇太后和在宫中的王公大臣们，都一夜未眠。第2天，一道诏书随即发往各地，把新皇帝即位和皇太后重新垂帘听政的消息向全国宣布。　 　　1个月之后，1875年2月25日（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正是钦天监选定的上吉之日，在紫禁城中的太和殿举行了新皇帝登极大典。于是载湉就成为了大清王朝的第8代第9位皇帝——光绪皇帝。 　　二、成长 　　自1875年（同治十三年）入宫即位，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亲政，光绪从一个4岁的孩童成长为英气勃发的少年天子。在光绪的成长过程中，首先必须提到的人无疑是慈禧太后。　应该说，慈禧之所以会选择载湉继承帝位，以及她与载湉之间特殊的亲缘关系，都足以表明至少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对载湉是有所期望的。在载湉进宫之后，慈禧要光绪帝喊自己为“亲爸爸”，却要他喊慈安太后为“皇额娘”。慈禧在对光绪帝的教育过程中，也对帝师翁同龢等人特别强调要培养光绪帝的孝心。德龄在《瀛台泣血记》中说：“当光绪皇帝初进宫的时候，太后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象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掉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这些都说明慈禧是想要培养光绪帝与自己之间的母子之情的。慈禧后来对大臣说：“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涂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慈禧的这段话，应该是发自内心。这些都说明在光绪入宫之后，慈禧确实想要把光绪培养成为能够一个代替自己亲生儿子的皇帝。但是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慈禧的种种做法，使她的目的落空了。最终的结果是使得光绪帝对慈禧毫无敬爱之心，而只有畏惧之感。　 　　真正对光绪帝的成长有重大影响的不是慈禧，而是其老师——翁同龢。　 　　1876年1月8日（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慈禧颁懿旨：“皇帝冲龄践祚，亟宜乘时典学，日就月将，以裕养正之功，而端出治之本。著钦天监于明年四月内选择吉期，皇帝在毓秀宫入学读书。著派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读。”　 　　翁同龢，字声甫，江苏常熟人。他和他的父亲翁心存都曾经做过同治帝的老师。从1876年到1897年2月书房撤销，他负责书房事务前后长达20多年，因此他对于光绪帝的影响也最大，彼此之间的感情也最深。　 　　慈禧之所以任命翁同龢为毓庆宫行走，大致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翁同龢当初在教同治帝读书时，小皇帝很爱听他讲书，让他授读光绪帝，一定“堪称此任”；其二，翁同龢为人平和，遇事机敏，这样的性格最能与小皇帝处好关系；其三，翁同龢在办理同治帝丧礼和拥立光绪帝两件事上，对她表现了很大的忠诚，让他主持毓秀宫书房，慈禧很放心。　 　　翁同龢授讲好，有多方面的原因，他娴熟经史，学问颇佳，而且入直过上书房，对于书房进讲颇有经验。更主要的是他深知所教的学生并非普通学生，而是一代天子，典学成否，直接关系到大清王朝的国运，非同小可。因此，为了能够教好皇帝，翁同龢付出了大量辛劳。每日早晨4点左右入值，下午4点左右回家，一年四季，除了生病，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几乎天天如此。他的教育方法也非常灵活，见到皇帝精神疲倦，读书无气力，就暂停讲习，让皇帝离座休息，到庭中散步，藉以舒筋活气，消除疲劳。　 　　清廷对于小皇帝的教育历来十分重视。皇帝的功课是按吃饭时间安排的，分为膳前膳后两部分。设有满功课、习武、汉功课3部分。满功课主要是学习满文、满语，由满族官员担任授读，他们不称师傅称谙达。习武包括骑马、射箭、使用刀枪。汉功课主要包括四书五经和史书。此外，还要参加重大的祭祀活动，接见大臣。　 　　1876年3月16日，是光绪帝开蒙第1天。这一天，除了翁同龢与夏同善之外，在场的还有恭亲王奕欣、僧格林沁的孙子伯彦诺谟祜等。光绪帝坐北朝南，面前陈放着一张矮小桌子，上面摊着笔墨纸砚。行礼过后，翁同龢以笔蘸墨，写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8个颜体大字。接着，握着光绪帝的手在事先准备好的朱书红格纸上将8个字重描一遍。写字之后，便是认字。翁同龢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两个字：“帝”、“德”，放在光绪帝面前，念了两遍，光绪帝随声诵读。 　　接下来，进讲《帝鉴图说》的第一篇《三皇五帝》。翁同龢以手指画，反复陈说，讲得既浅显，又明白，光绪帝“似有所悟”，并手指尧舜二帝像，显得很开心。汉书授读结束后，伯王又教了光绪帝满文第1个字母。全部功课加起来前后总共不超过1个小时，第1天就这样结束了。　 　　1877年，夏同善外放江苏学政，此后几年书房又陆续添派了孙家鼐、孙诒经等几位师傅。尽管书房添了几位师傅，但翁同龢的责任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重了。1883年7月，慈禧当面告诉翁同龢，以后书房交由他主持，把皇帝教育的重任全委交给他。　 　　光绪帝入学时太幼小，而且身体不好。由于离开父母，起居没有规则，一顿早膳往往需用1个多小时，饭菜多凉，因此时常呕吐腹痛；有时睡觉，因太监照顾不周，从炕上滚下来，跌得鼻青眼肿。这一切都会影响他的学习。翁同龢在日记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　 　　书房的头两年，功课主要是认字、听讲、读生书、背熟书。规定每日生书读20遍，熟书读50遍。光绪帝由于身体不好，气力不足，畏难怕读，常常读到一半就不肯再读了。师傅催促，则不开口。皇帝幼稚不明事理，既不能打，又不能骂。翁同龢不免申斥几句，结果是小皇帝哭喊不停。加上光绪帝性格倔强，又好用意气，一赌气就是十天半月不开口。翁同龢“温言怡色，徐徐引得”，但效果不大。翁同龢只好求助于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于是奕譞时常到书房走动，颇能配合翁同龢管好书房。醇亲王一到书房，先是厉声训斥，接着和颜悦色温语劝导一番。对父亲的一威一震，光绪帝颇有所畏惧。然而时间一久，又故态复萌，一切照旧。1876年以后，醇亲王为了避嫌，很少到书房，有时翁同龢请他协助，他总是支吾推辞。　 　　因为皇帝不好好读书，翁同龢与其他师傅协商后，当着光绪帝的面规定：生书读20遍，熟书减到30遍，采用“记书签”的计算办法，读完为止，不再增加，光绪帝欣然接受。但是孩子还是怕多读，怕背书。因此时间一久，仍复旧景，不肯多读。光绪帝尽管年纪小，却对读书有自己的见解：“既已熟矣，何多读乎？”认为读熟不在遍数多少。翁同龢与其他师傅只得又一次想办法，与光绪帝当面协定，不计遍数可以，但以书读熟为准。然而对于“熟”的标准，师傅和学生意见又常常相左，不能一致。学生认为熟了，而师傅恰恰认为还不熟，彼此经常发生矛盾。孙家鼐想出了一个办法，叫作“静坐法”，顾名思义，就是你不读不背，干脆让你坐在那儿不许动。这实际上是民间私塾老师罚学生站墙角的变种。结果光绪帝又是吵，又是闹，继而大哭。翁同龢本不同意这种做法，遂即宣布取消，才使事情平息。　 　　 1878年书房改为整功课。整功课极其繁重，年幼的皇帝每天须早晨5点左右起床，早晨6点左右进书房。读满文、背熟书、念生书、写字、作论，整日读书，又忙又累。光绪帝畏难情绪严重，到后来，干脆不开口，就是不读。翁同龢认为长此放纵下去，他无法向两宫皇太后交待，甚至遇到光绪帝大声哭叫也全然不顾，仍持之以恒。光绪帝就又用拖延时间的办法，达到不背书、不读书的目的。“汉书攻读不得，变法于满书，满书既延，则生书不能读，生书既减，则仍归到熟书”。孙家鼐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仿照“起居注”的形式，做了一本《内省录》，将皇上在书房内的过错逐日登记在上面，必要时呈供太后阅看，目的是借此来约束光绪帝。结果光绪帝气得大骂，甚至将案几上杯碗掷地打碎，不顾太监跪请和师傅的阻拦，直冲出书房，奔回宫内去了。　 　　皇帝罢课，绝非小事。翁同龢立即请总管太监转奏太后，并宣布取消《内省录》，请皇上立即回书房。皇帝怒气未消，又碍于面子，就是不肯来。第2天，慈禧召见翁同龢，当着翁师傅的面，把光绪帝训诫了一番，要他读书听话勿淘气。翁同龢也趁机承认师傅有错，光绪帝这时才同意回到书房。皇帝重新回到书房，师傅们如释重负，笑脸跪迎。翁同龢首先代表师傅们再次赔礼道歉，并说：师傅的那些做法固然不好，但也都是出于爱护皇上，是为了让皇上把书读好，将来为天下做事。接着又表示，以后若有图画之类的书一定找来给皇上看。但皇帝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膳前功课须在午正1刻(中午12点左右)结束，否则回宫太迟，会让太后担心，师傅们一口答应。　 　　经过光绪帝“闹学”这件事，翁同龢和其他师傅得出了一个教训：罚不当教。于是决定改用正面鼓励，以表扬为主的方法。首先从生活上关心入手，使师生之间的感情由僵持变为融洽。师傅们大都儿孙绕膝，当然知道爷爷如何疼孙子，所以翁同龢一讲，其他师傅无不表示赞成。每当光绪帝进书房，翁同龢总要先看看皇帝的气色如何，摸摸光绪帝的手心烫不烫，柔声询问一番。如果发现光绪帝体有不适，当即表示读书的遍数可减，遇到实在无法读下去的情况时，干脆不再强求，或唤总管太监来，奏请提前下书房。有时暂作停顿，让皇帝到庭中散步、休息、吃茶点。结果效果很好。一次光绪帝因腹痛，未进早膳就来书房，书读到一半，忽然不开口了。翁同龢经过细致询问，方知尚未进早膳，立即传太监送来点心，并表示提前下课，又把光绪帝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师傅的表扬，使光绪帝精神振奋。又有一次，光绪帝根据《帝鉴图说》中的图画，在书房内画了一幅《天人交战图》,画中的人团头虎脑，横眉竖眼，看了令人捧腹生笑。翁同龢与其他师傅高兴极了，当面夸奖光绪帝，说皇上颖悟异常，画得好。这天光绪帝心情舒畅，书读得特别卖力，不仅生书照数全部读完，而且熟书主动要求多读了7遍。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殿中日来阳气四溢，亦不复旧景矣”。知道光绪帝喜看图画之后，翁同龢常常到书肆购买浅显易懂的书画，如《棉花图》、《盘山志》之类，送给光绪帝。经过一番苦心努力，书房终于走上了正轨，师生之间的感情变得日臻亲密。　 　　翁同龢不但在学业上是光绪帝的老师，对光绪帝进行耐心的教导，而且在生活上也像慈父般地关心他。光绪帝自小进宫，由太监一手护理长大，时间一久，太监未免对他心存不敬，因而对光绪帝很不关心。光绪帝时常“腹疼不思食”，空腹到书房读书，太监既不向太后奏报，又不向师傅说明，在翁同龢责问之下，还推说不知。有的太监借书房中的一些小事，到慈禧面前告发光绪帝，弄得光绪帝时常挨慈禧责骂。有时竟然让光绪帝自己动手铺炕，弄得光绪帝手指划破流血；吃茶要自己动手倒水，结果手上被烫起水泡。翁同龢听说之后，大骂：“左右之人皆昏蒙，不识事体”。有一次，光绪帝竟牵着翁同龢的衣袖，力诉太监的不是，要求解决，直到翁同龢答应一定奏请太后，传旨申斥，光绪帝这才放手。后来，慈禧得知这些情况后，面谕：皇帝左右有不守法度者，翁同龢可指名参奏。在以后的日子里，光绪帝遇事常常与翁师傅在书房独对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师生之间彼此感情日益深厚。1877年翁同龢请假回籍修墓房。在翁同龢离京的两个月中，光绪帝非常思念，读书毫无心思。待到翁同龢回书房，光绪帝第一句话就是：“吾思汝久矣!”1878年夏，翁同龢患痢疾，一连8天不能入值，光绪帝特遣人慰问，并传语：“甚想伊也。”翁同龢听后大为感动，遂力疾赴任。每年腊月二十四日前后，太后和皇上要照例给师傅们颁赏物件，祝福吉利。1879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四日，光绪帝特地亲笔写了大红“福”、“寿”两字送给翁师傅。当翁师傅跪接时，光绪帝特意将“福”字从翁师傅头上身上反复来回拖了两遍，意即“全身福”、“全家福”。在翁同龢的生日时，光绪帝还特赐翁师傅寿匾、对联、金如意，亲自派专人前往翁宅祝寿。翁同龢大为感激，在日记中记到：“近来虽是军机、大学士寿辰，也很少赐送寿匾的，微臣得此，盖异数也。”光绪帝最尊敬翁师傅，因此也最听翁同龢的话。当其他师傅授读，光绪帝表现出不愿多读的样子时，只要翁师傅出言劝诫，他便能听话顺从。教授满功课的谙达（老师）广寿有时也需借助翁同龢的帮助，才能把课上好。　 　　1881年农历正月初六日是一年中书房开学的第1天。第1天上课，光绪帝就神思不定，还催促师傅提前下课。起初，翁同龢和其他师傅只当他身体不适，未加介意。可是此后一连半月，几乎日日如此，这使翁同龢和其他师傅感到奇怪。经过仔细询问，才知道不久前光绪帝借口到书房读书误时，特地要了1只八音钟放在寝宫，不时玩弄，不久就被弄坏了。于是几乎整天想着这只表，读书全没心思。催促师傅早点下课，为的是早些回宫修表。后来还是翁同龢将自己的怀表送给他，才使他静下心来。　 　　光绪帝好奇心很强。一次，张家襄在书房无意讲起外国人进膳用手不用筷子，他大感兴趣，回宫之后，真的“学洋人以手搏”，弄得满手满脸全是饭粒。太后问他怎么这个样子，他回答说是张师傅说的，吓得张家襄“力白无之”。又有一次，他不知听谁说(光绪帝后来说也是听张师傅讲的)“守庚申”，居然加以模仿，静坐寝室，焚香拜祝，一夜未睡，次日一进书房，便徙椅而卧，呼呼大睡。由于光绪帝对新鲜事物极为好奇，又喜欢模仿，光绪帝和他的弟弟使得翁同龢与其他师傅进讲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但翁同龢认为，学洋人以手搏饭和守庚申这两件事并不是光绪帝的任性胡闹，恰恰是光绪帝懂事的表现，是他对新鲜事物敏感的反映。他认为，凭着光绪帝的聪明颖悟，只要好好诱导，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有作为的君主。因此，他决定进一步加紧对光绪帝学业和人格方面的教育。　 　　在1882年以前，翁同龢为光绪帝安排的课程不下20门，其中《四书》、《五经》、《大学衍义》、《中庸》、《论语》、《孟子》等都是儒学经典。但翁同龢认为，当今王朝并非康乾一统之世，面对外国侵略，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处在这样一个动乱多事的时代，作为未来治理这个国家的皇帝仅有上面那些学问显然是不够的。因此，翁同龢认为“皇上读经固然重要，然目下读史尤亟”，并着重向光绪帝讲述康、雍、乾诸帝的文治武功和清朝开国以来的国难危机，以培养光绪帝治理国家的能力。他又向光绪帝介绍有关中外史地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著作。其中有：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钱询编著的《通商出入表》、《关税出入表》、《中外交涉表》，出使各国使臣的笔述记录等。光绪帝说他读了这些著作，感到“获益匪浅”。为了使光绪帝对洋务运动有所了解，翁同龢还特地从军机处和内阁档房挑选了有关轮船、机器、开矿、海防、海军等方面内容的折件进行讲解，常以“聊天下事”、“谈风土人情”的形式，向光绪帝介绍他回乡修墓，途经上海的所见所闻。并把自己从洋务派官僚郭嵩焘、曾纪泽、张德彝、黎庶昌、马建忠等人那里听到的“海国见闻”讲给光绪帝听。这些都加深了光绪帝对外国研究了解的兴趣。中俄伊犁事件发生后，翁同龢又先后向光绪帝进呈了《泰西新史揽要》、《时事新论》、《列国变通兴盛记》、《普法战纪》以及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等西学书报。这些著作扩大了光绪帝的知识领域，使光绪帝对中国之外的世界大事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此期间，光绪皇帝开始学?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开始学习英文，让人给他找了两位英文教习。光绪帝学英文的心情非常迫切，但苦于不能从英国或者美国直接购书。于是，他派官员到学校和教会四处奔走，寻找适合初学者的教材。　 　　翁同龢在给光绪帝进讲中外史地及改良主义者著作的同时，还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军政、外交活动，积极引导光绪帝独立思考问题。1879年翁同龢与潘祖荫奉命在南书房阅看有关中俄伊犁交涉的折件电稿，翁同龢借此在书房进讲《新疆故实》，并介绍了当时大臣中发生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和”与“战”之争。光绪帝听了之后说，祖宗留下来的土地怎么可以随便丢掉送人，决不能言和。光绪帝的这个看法显然是受了翁同龢主战思想的影响。翁同龢通过这种教育方法，有意识地启发和诱导光绪帝去关心时势政治，关心王朝的命运，从而把毓庆宫同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正是翁同龢的这种教育方式，才培养出光绪帝这样一个开明进步的革新皇帝。　毓庆宫书房还设有写诗作论课。设置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皇帝的文学、政治修养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为了把光绪帝培养成一个能力强、有政治敏感的人才，翁同龢在出题时，注意尽可能使皇帝在作论前初步了解所要写作的题目要求和意图，并注意与皇帝的社会活动相结合。清朝从乾隆三十一年开始，逐步形成了皇帝演耕的制度。时间一般多在每年的三月。1881年是光绪帝第1次主持演耕。演耕这一天，皇帝和大臣照例要在丰泽园内举行象征性的播种耕耘，以表示天子对农事的关心。翁同龢就结合这件事，出了《演耕》的论题。由于光绪帝亲临其境，所以写得有声有色，翁同龢给他的评语是“尚好”。论题如此，诗题亦如此。1884年10月，慈禧50寿庆前夕，翁同龢结合光绪帝要出临庆典活动，就指导他写了祝寿诗，称颂慈母，慈禧见了很高兴。有一次，光绪帝陪慈禧到西苑观看王公、御前大臣比射，翁同龢就出了《西苑观射》的诗题，光绪帝因亲见比射场面，所以很快地写出，结果得了一个“好”字批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光绪帝后来很爱作诗，在很大程度上与翁同龢的这种指导方法有关。1886年以后，光绪帝基本上不需借助师傅检韵和寻找典故，便能够独立写诗作论了。　 　　翁同龢对于光绪皇帝的道德品质教育也极为注意。翁同龢认为，皇帝要担当领导国家的重任，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而且还应当有一个好的“帝德”，即天子所应具备的威仪和庄重。启蒙第1日，他就给光绪帝讲了“帝德如天”这句话。此后多次劝导光绪帝：“于学以正心诚意为本，勿视为迂谈”，要他对政治道德身体力行。指出一个皇帝在言行举止方面要保持应有的庄重，并结合具体事情，随时随地对光绪帝进行诱导。1879年春，北方久旱不雨，大地龟裂，禾苗干枯。光绪帝率领文武百官在大高殿祈天求雨。祈祷时，光绪帝东张西望，极不认真；行礼时，步子走得很快，近乎嬉戏。翁同龢对此进行劝谏，指出切不可这样，从中可以看出翁同龢教育光绪帝之认真。1881年光绪帝第1次主持演耕那天，旗帜招展，田歌悠扬，黄牛青鞭，农夫披蓑执帚，好不热闹。光绪帝兴奋不已，又蹦又跳，竟冲到黄牛身边，大喊大叫。演耕时，又说笑不停。对此翁同龢及时劝教：“一切典礼当从心上出，否则即虚即伪，而骄惰且生矣”。1883年4月，光绪帝与侍从太监发生矛盾，竟亲手打了太监。翁同龢知道后，在书房进讲时，对他进行了严肃劝谏，指出此举大为不可。光绪帝听后，颇能接受。为把光绪帝培养成一代“圣主”，翁同龢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1885年，光绪帝14岁，在翁同龢的辛勤教导下，他成长很快，几乎在任何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他变得越来越懂事，立志要作像康熙那样的君王。每天黎明前就进书房读书写字，非常勤奋；下书房后，行立坐卧皆诵读诗书。每年腊月二十四日到次年正月初六日，师傅放假，书房停课，但他仍每天早上进书房，看书写字，有时就连生病也“读书不辍”。翁同龢为光绪帝的学习精神深受感动，在日记中记载说：“上体犹未平，仍日日来书房，勤学如此，非人间所及。”为了满足自己的学习欲望，后来光绪帝干脆将毓庆宫东厢房改为书房兼卧室，自署“妍密书屋”。这一时期，他读书的范围很广泛，书房规定的功课已远远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不停地向翁同龢和其他师傅索阅新书，甚至将道光帝阅读过的《道德经》等数十本书找出来，置于案几，挑灯夜读。在亲政前，他阅读的书籍，仅翁同龢日记中提到的就不下八九十种之多，有些书还是宫中收藏的珍本，甚至连翁同龢也未见过和读过，这些为光绪帝日后亲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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