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血手染红岩——中美合作所B类（敌特、叛徒）档案解密

血手染红岩---中美合作所B类（敌特、叛徒）档案解密 　　 　　 　　　　罗学逢 厉华 孙曙 著 　　 　　　　28、张志和的故事 　　 　　 　　　　为了对付意外情况，徐远举早已命令卜正纯将吉普车的车篷放倒成了敞车，便于观察情况，也便于射击。二处的军官们在出发前都已经换上了士兵服装，徐远举的少将服装早已脱去，防备失利被俘后好隐瞒身份，而且为预防意外还带着一包便衣，由郭仪云拿着寸步不离左右，随时可以换上，成为老百姓。路上虽然拥挤，堵车不断，好在还算平安。两天后，车队终于驶进了成都。 　　 　　 　　　　徐远举把大队人马带到保密局设在成都娘娘庙的办事处临时安顿下来后，又换上将军服，亲自驾车将耿静雯和两个孩子送到陕西街72号、老朋友张志和的公馆中（现四川省劳动人事厅大院）。 　　 　　 　　　　张公馆是坐落在成都闹市区一条幽静小巷中的豪华巨宅。门房见是熟悉的徐远举一家人到来，赶紧通报。迎接徐远举的却不是张志和，而是张夫人李琏芳。女主人告诉徐远举，张志和前些日子已经到雅安去了，徐远举听后心中顿时一惊，作为大西南的情报首脑，他不仅知道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高级将领肯定靠不住，还早就知道张志和是一名秘密的共产党员，而且是有资格与周恩来直接联系的高级红色特工，但是，出自他对张志和的感激之情，他一直把有关张志和从事秘密活动的情报压下了。 　　 　　 　　　　有关徐远举与张志和的交往，以及张志和本人的经历，无疑是一段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传奇，将它发掘出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会显得更加曲折、生动和沉重。1930年9月7日夜，血战之后的江津县城一派死寂，地处城中心衙门口的县政府（今江津市公安局）内外笼罩着肃杀森严之气。大门外，武装士兵林立；院内，汽灯将大坝子照得亮堂堂。台上高踞着几名全副武装的军官。台下，是准备杀人的荷枪实弹的士兵。随着担任军法官的第四团团长魏镛的口令声，在起义战斗中击毙师部副官长张伯卿和二营营长王文德的三名士兵被剃光头发，剥得一丝不挂地架了上来。所有起义失败后被捕的士兵和江津地下县委的同志被押上坝子等待处死。敌人先把那三名光头裸身的士兵反绑在木匠用的马凳上，再将马凳连同士兵一道立起。然后，用凿子、手锤在头顶打洞，塞进用煤油浸泡过的棉纱点天灯，以祭奠张伯卿、王文德的亡灵。随后，大屠杀开始了。被俘的士兵5人一批被拖出来，接连不断地遭到枪杀。坝子上骨肉飞溅，血水横流。中共江津县委的龚秉仁、龚尉农、曹泽芝，则被押来站在一边陪杀。 　　 　　 　　　　在共产党人的斗争史上，大屠杀的场面屡见不鲜。可是，发生在江津的这一次屠杀的背景却是绝无仅有，因为高坐在大堂上监斩的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张志和，本身就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目睹自己的同志被杀害，此时此刻，他却无力营救。 　　 　　 　　　　张志和，原名清平，字志和，以字行。1894年出生于四川省邛崃县一个地主家庭。清末考上四川陆军小学堂，1921年离川前往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后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二期，与刘文辉、邓锡侯同学。1925年应刘文辉邀请担任川军总司令部参谋，执掌刘的机要。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刘文辉派张志和作为全权代表赴武汉，表示响应革命，刘部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4军。 　　 　　 　　　　在武汉期间，张志和与吴玉章、郭沫若、李一氓等川籍人士往来密切，并由他们介绍结识了李汉俊、董必武、邓演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人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常与之交谈，阅读他们给的进步书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革命意识渐增。大革命失败后，许多贪生怕死之徒见风转舵改换门庭，而张志和却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参加了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省委派到他的部队中搞兵运工作的洪仿予，即洪沛然，解放后在纺织工业部工作）。1928年初，刘文辉任命张志和担任24军暂编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二混成旅长，师长由刘自兼。第二混成旅由重庆移防江津后，中共川东特委军委书记李鸣珂直接与张志和联系。省军委的工作，也得到了张志和的大力协助。张在江津城内小官山创办了一个志和图书馆，购进大批马列著作与进步书刊积极在士兵与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张还通过军委派到他部队里搞通联工作的李崇实，给李鸣珂送去了10支手枪和3000发子弹。 　　 　　 　　　　张志和虽然对革命事业满腔热忱，但是，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军官，他却态度鲜明地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动武装起义。他曾向省委派到他部队里负责党的工作的杨云樵表示，没有广大民众的配合，士兵起义必败无疑。当省委在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仓促组织的遂（遂宁）彭（彭山）起义，广汉起义连遭惨败后，张志和通过杨云樵将一份提案提交给省委，提出，他在军队上层作掩护，在下面发展党员，团结教育士兵，然后将骨干力量派往四川各军阀部队，发展组织，积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再行举事。遗憾的是，省委研究张志和的意见后，却对他产生了怀疑，认为他如今官当大了，怕起义影响他显赫的地位，政治上已不可靠。更为荒唐的是，为了避免张志和成为起义的障碍，省委决定趁张志和奉刘文辉之召回成都开会之机，在江津突然举行武装起义。 　 　　 　　　　而在此之前，省委已将赞同张志和观点的杨云樵调到重庆，另派李克俊（原名李德孚，后背叛革命，成为国民党特务）前往江津，担任张部军支书记。李克俊对武装起义尤为热衷，每次发言，总是满口暴动暴动。而且他喜欢扣帽子、打棍子，凡不同意他意见者，马上便是几闷棍，什么"右倾机会主义"，什么"等待主义"，什么"尾巴主义"。所以深得中央特派员兼省军委书记余乃文的器重。 　　 　　 　　　　1930年8月28日，省委负责人罗世文在重庆通远门外嘉尔登茶社秘密召见项鼎和于渊，向他俩交待任务，即往江津与驻军军支书记李克俊接洽，尽快组织士兵起义。起义成功后即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由于渊任军长，项鼎任党代表兼苏维埃主席。项鼎在任川东特委书记时领导过张志和。于渊号邦齐，行伍出身，官至川军少将旅长。万县"九·五"惨案时，他系万县卫戍司令，因亲自率兵登木船痛击英舰嘉禾号而成为名震全国的传奇式英雄。 　　 　　 　　 　　　　罗世文交待完任务，将项鼎、于渊送至观音岩方握手告别。项、于二人当下一路疾行，至晚便赶到了江津北岸与县城一江之隔的中渡街，地下县委龚秉仁、曹泽芝已在此等候。29日夜，在江津县城对岸德感坝曹泽芝同志舅舅家中，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项鼎（前委书记）、于渊、李克俊，地下县委的龚秉仁、龚慰农、曹泽芝三位同志。会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县委书记龚秉仁与项鼎争执起来，龚认为江津目前根本不具备起义的条件，县委总共只有四名党员，团员多一点，也不过五六名，没有群众基础，起义即便成功，也万难持久。项鼎反复说服也不奏效，终于失去耐心，搬出组织名义来压服龚，严肃地说："省委的决议，你究竟执行不执行？"龚秉仁愣了一下，只好表示服从组织，保留个人意见，并答应地下县委尽一切力量协助。 　　 　　 　　　　于渊在相继听了军支和地方的同志介绍情况后，明确表示，这次起义行动必须取消。他认为这样的行动无异于把革命士兵往敌人虎口里赶，他不能干这种蠢事。且起义成功后以少数兵力与刘湘的数万大军抗衡，也纯属拿鸡蛋往石头上硬碰。项鼎激动得不能自制，措辞尖锐地谴责于渊临阵脱逃，革命意志不坚定，并断然表示，起义计划决不能更改，省委的指示必须坚决完成。于渊迫于无奈，只得答应服从组织，但决不担任起义总指挥。项鼎马上批准，改任李克俊为起义总指挥，并成立了起义行动委员会。支持起义的曹泽芝被吸纳到委员会中，态度消极的县委书记龚秉仁却被项鼎排斥在外。会议决定：9月5日起义。 　　 　　 　　　　第二天，与会者分散过河进城。项鼎和于渊经县委安排，住进了比较安全的鞍子街贺乌棒家（中共四川省军委委员贺竟华之父，为江津袍哥舵把子，精武术，懂骨伤诊治，在城里开有骨伤科药酒局，在地方上"嗨"得开）。不料，军支的同志在组织发动士兵的过程中，起义计划不慎泄露了，敌人立即采取了防范措施。张志和离津赴蓉后，部队被最反动的第四团团长魏镛（该团全体驻扎在江津城区内）控制。魏镛下令各驻地部队将所有武器收缴起来，分别封存在各驻地的武器库里，派人严加守护。晚点名后，士兵的衣服裤子集中保管，每人仅留一条裤衩睡觉。同时派人进驻邮局，检查来往信件。 　　 　　 　　　　风云突变，空气紧张万分，准备起义的士兵中出现了恐慌的情绪。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9月3日上午，起义行动委员会在城中小十字曹泽芝家中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于渊再次提出，起义决不能贸然发动，蛮干只有失败，甚至会把军支与地方党的力量全赔进去。结果是，于渊遭到了项鼎更为严厉的批评。紧急会议最后决定，起义提前到当晚电灯亮时举行。 　　 　　 　　　　会后，项鼎和于渊赶回贺乌棒家，立即着手准备起义成功后所需的各种文件和马上要张贴出去的布告，等待着太阳下山后即赶往板桥街明星书店，与地下党的几位同志汇合。可是，却因为出现了偶然的情况，打乱了预定计划，使起义提前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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