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血手染红岩——中美合作所B类（敌特、叛徒）档案解密

血手染红岩---中美合作所B类（敌特、叛徒）档案解密 　　 　　 　　　　罗学蓬 厉华 孙曙 著 　　 　　 　　 　　　　4、"许云峰"中计 　　 　　 　　　　杨清，本名许建业，又名许明德、许立德，另一化名杨绍武，1921年生，四川邻水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邻水县特支书记，被捕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遍体鳞伤的许建业被关进小拘留室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的床下箱子里，放着17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三份党内文件，如果落到特务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满门心思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二处警卫组上士陈远德发现了许建业的焦急不安，他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想从犯人身上捞些好处。此时的许建业巳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远德的假相所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老街对面中正路（现新华路）大梁子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请陈远德赶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收信人会给他四千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陈远德拿了信后，没有立即去送，悄悄拆阅后，想，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过区区四千万法币，还得担心把脑壳玩脱，如果禀报上司，可能得到的好处更多，掂了掂轻重后，他没有把这封信带给刘德惠，而是交给了他的上司雷天元。 　　 　　 　　　　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徐远举手里。徐看后欣喜若狂，后来他交待："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确系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时在志成公司当会计。" 　　 　　 　　　　徐远举一面派出左志良率特务日夜守候志在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课长周则洵任总经理。徐远举将黄大墉、周则洵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党分子。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派雷天元率特务到兵工厂、铅笔厂按图索骥，抓走了余祖胜、陈丹墀、蔡梦慰等17人。" 　　 　　 　　　　看守陈远德因秘报情报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尤其是当他看到刘德惠也被捕后，悔恨交加，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 　　 　　 　　　　7月21日，许建业在重庆复兴关被公开枪杀，赴刑场路上，许建业面对两侧群众，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一起来找许建业。刘国定走在前面，一进门便被守候在此的左志良和特务队长曾庆回等扣住。刘国定情知不好，强作镇定自称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而志成公司的职工则说，这人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此时跟在刘国定后面的涂绪勋也探身进门，马上被埋伏的特务扣住。涂绪勋非常机智，见刘国定正被带上手铐，马上大声问左志良："先生，我有几只轮胎，便宜卖给你，要不要？"曾庆回掀了他一把，瞪眼喝道："滚！给老子滚出去！"涂绪勋继续纠缠着："你不要吼嘛。实话告诉你，我这轮胎是偷来的，随便你给几个钱就打发了。"曾庆回大怒："你他妈的再不滚，老子把你这小偷抓起来！" 　　 　　 　　　　特务一听便放了手，涂绪勋装出害怕的样子，回头就跑，遂得以脱险。 　　 　　 　　　　刘国定被押进"慈居"后，由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装出十分害怕的样子，一进审讯室就主动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的故事。徐远举见他吓得战战兢兢的样子，叫他写《自白书》他又规规矩矩地写了，还供出了李量平，以为此人是个软骨头，当晚便没有深究。 　　 　　 　　　　而刘国定此举实是想弃芝麻保西瓜之计。他供出李忠良，是想到李系一般党员，且家中有钱，被捕后可以靠社会关系保释出去。 　　 　　 　　　　B类档案34卷记载：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参加共产党，到重庆学联总干事会工作，1941年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1946年3月，任中共重庆临工委副书记，1947年10月，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后叛变……4月8日晚，徐远举派雷天元率领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逮捕了李忠良等人。李忠良被捕后，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4月9日下午一时，经刘国定对质，李忠良的身份无法再隐瞒。徐远举用了鸭儿浮水、老虎凳等刑后，李忠良的思想防线彻底崩溃，盘算着我家富裕，有30多石租子，城内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受此苦头便写下了《自白书》，出卖了组织和余永安等人。但也有所保留，并没有供出刘国定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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