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972号馆文选__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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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价值很大
祖光的日记,十分充分地反映了建国以后四五年间至反右前夕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当时的社会动态。天真的吴祖光在晦明晴雨的变化中,“雾里看花,水中捉月”地像大多数人一样,怀着对国家的爱,对党的绝对崇敬而工作着,生活着。但日记戛然而止,像小说,或电影一样,引起人对前景的猜测。“无巧不成书”,这当然是巧合,是历史转变前的一个完整章节。日记的价值很大。真实,对谁不满意,都坦率地记下来,不保留。日记里他很天真,一点儿也不掩饰,包括和新凤霞吵架。祖光是性情中人,有正义感,对朋友热情,但也有对高层人物接近的意愿,这是很自然的,当时的高层人物有些确也关心文化。 我与吴祖光的认识 我到重庆才认识吴祖光。在这之前,也总听夏公讲到吴祖光,我第一次遇到他很巧。我原来有个女朋友,是吴祖光在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后来大概因为偷了一个肥皂盒被学校开除了。她离开了学校。记得有一晚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看话剧,就是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 我们刚刚坐下,吴祖光走来了,女朋友悄悄对我说:他就是我的老师吴祖光。她本来不想见到老师,但吴祖光一眼就看到了她,她也只好站起来喊老师。我自我介绍,我们就这样认识了。记得话剧演出是在中抗建堂,大约1942年前后。以后夏公来了,我们之间就更熟了,来往就多了。他和吕恩同居后,住到唐瑜那里,住在那里的还有金山、张瑞芳、盛家伦等。还有丁聪也常去,我和丁聪早就是好朋友,也就常去那里。后来,那里就成了有名的“二流堂”。 我的感觉,那个时候的吴祖光和黄永玉有点像,反应快,幽默感强。说到什么人,总是说“这个人很可爱”,这是他做朋友的条件之一。他这个人很善良。 我们的聚餐 从日记里看,当时我们这些文化人怎么一天到晚都是在下饭馆。事实上,吃饭不是主要的,大家聚在一起,很放松地聊天,谈事。还有一些做了官的,像廖承志、夏衍他们,经常甩掉警卫,一个人遛出来,和我们这些人一起下馆子,他们开心得很。因为建国前他们也经常过着朋友往来的生活。 日记里提到的两个常去的饭馆: 益康,川菜馆,在东单口上西观音寺(这条路现在已经没有了),是川岛芳子的妹妹开的,她嫁给四川画家马公愚。因为离我们家很近,我们同住一起的音乐家盛家伦天天去吃,就吃一碗面。我们也常去。有一天,吴祖光请叶恭绰、欧阳予倩、齐白石,我们也参加了。 云南馆,为一夫妻小饭馆,离栖凤楼很近,卖云南米线,营业甚好。廖承志也去过。 潘汉年和廖承志的故事 潘汉年来北京和我们见面时不是谈公事,他当了上海市副市长,和我们也没有什么业务要谈了,不像抗战时候内战时候。 我是在抗战爆发不久在香港认识潘汉年的。没见到他之前,就常常听夏衍讲他的故事,神出鬼没,我们像听神话故事似的。他打扮得像个“小开”(上海话小老板的意思)。他是个麻子,但一般看不出来。他从上海来香港,坐头等舱,戴一副金丝眼镜,拿一根手杖,潇洒得很。接到他之后,这个人就不见了。听夏公说过,潘汉年在上海,有时就住在妓馆,叫咸肉庄,四等的地方,这种地方在上海住宿不用登记。第二天,他就打扮得很整齐去和什么汉奸、大亨见面,谁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当时我没见到他之前,就听说过这些故事。 吴铁城当时担任国民党的海外部部长,兼港澳总支部特派员,在香港对外称为“荣记行”,规模很大。名义是贸易公司,实际是办公室。他派我担任《国民日报》的经理,那是国民党的党报,我和那些人又格格不入,每天感到很无聊。有天中午,我从“荣记”出来,突然碰到夏公、廖承志和王新衡三个人,他们我都认识,王新衡是国民党驻港特务头子。他们问我有事吗?我说没有,廖承志说,一起吃饭去。我们一起去吃饭,廖承志喜欢画画,记得那天他还画了一张女招待的漫画像。 …… (略) 周恩来和“二流堂” 解放后,祖光开始还是受重用的。但后来他在出版《风雪夜归人》时写的后记中,说在重庆时周恩来看过多少次戏,提了多少修改意见。这时已经发生潘汉年的事件了,周恩来其实不愿意他再提这种旧事,以免有人借题发挥。但祖光完全不知道这里面的复杂性。结果,周恩来颇不愉快,从那之后就较少和我们接触。大概他也是怕牵连到他。 后来,“文革”期间,江青确实还是想牵连上,把“二流堂”的事情又揪出来,说得很严重,实际上是想打击周恩来。 有一派造反派还翻出江青1945年到重庆时也看过郁风和我的事情,因为三十年代在上海时,郁风和江青都是青年妇女俱乐部的成员,一起很熟悉。“文革”后期,周恩来还亲自到中央美院来给她作解释。他说:您们不要乱猜,把江青同志扯到“二流堂”上面去。江青同志确实去过,但得到了我的同意。她到重庆去治牙,去见见老朋友,不过是一趟,很平常的事情。 “文革”后,我看过周恩来的这个讲话的记录,可见,“二流堂”后来还是成了反周的工具。江青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二流堂”和夏衍这条线,然后集中到周的身上。 …… (下略) 李辉附言:受吴祖光先生家人之托,我自2002年起开始陆续整理吴祖光1954年1月1日——1957年6月底之间的日记。 黄苗子先生是吴先生的老朋友,自重庆认识后他们一直关系密切,同为抗战时期重庆“二流堂”文人群体的主要成员。五十年代初,他们两家曾一起居住于北京东单栖凤楼小院;后来,吴家虽搬走,但彼此仍互有往来,日记中对此颇多记录。1957年,两位先生以及丁聪、高汾等“二流堂”诸成员不幸成为“右派分子”,一同发配至北大荒伐木开荒,劳动改造。如今,在健在者中,年逾九旬的苗子先生最熟悉吴氏日记所涉及的往事,因此,在整理日记期间,我曾就日记中一些人名、地名等细节,多次前往打扰请教。迄日记整理结束,复与苗子先生漫谈。现谨将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并经苗子先生校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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