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72号馆文选__悼怀

在潘汉年被囚禁的最后几年里，我很有幸（其实应该说是不幸）能见到他，那是在“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的“大墙后面”。 　　 　　　　“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即“湖南省洣江茶场”。犯人们给家属写信的时候，则只能写“湖南省茶陵二十七号信箱”。我的八年劳改生涯，就是在这个地方渡过的。 　　 　　　　建场之前，这个地方叫做“米筛坪”，意思是一大片不能蓄水的荒坪，天上落下来的雨水像倒进米筛，一眨眼全漏光了。可是，经过一批又一批劳改犯人的手挖肩挑，到我去时却已成了“水旱保收”的丰产茶园。 　　 　　　　大约在一九七四年底或七五年初，管绘图室的劳改队干部忽然交下一项任务，要在关押反革命犯的二队和关押女犯的一队的监房旁边各盖一栋小平房，叫绘图室赶快画施工图、编造预算。这两栋小房是干什么用的？盖起来以后让谁来住？干部照例不说，犯人和就业人员也照例不问。 　　 　　　　我在被捕之前，从“大字报”上看到，胡风被判刑后关在四川，是单独监禁的，知道咱们国家里有这么一种囚禁犯人的方式。“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这么多人，许多人被“永远开除”，被宣布为“反革命”，囚禁人的地方当然需要很多。但是，究竟是谁会被关到这井冈山脚下来呢？——当时我万万没想到来是的是潘汉年和他的爱人董慧。 　　 　　　　图纸很快画出来，预算也造出来了，可是并没有来拿。过了一些时候，干部仿佛很随便的交代了一声：“不要了。” 　　 　　　　为什么“不要了”呢？干部照例不说，犯人和就业人员也照例不问。我们只知道做泥木工的犯人，被派到场部食堂和干部宿舍后，将原来作浴室和杂屋的一排小平房改动起来，改成可以住人的样子。其中是否有深意存焉，我们当时自然不会知道，现在也仍然不太明白。——也许是因为董慧的身份和她丈夫不一样（她至少在形式上不算是犯人），必须区别对待吧。 　　 　　　　大约在七五年夏天（也就是上述小平房改好后不久），有个泥木队的犯人告诉我一个新消息：小平房里“住”进了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看样子是犯了错误的大干部，他（她）们有不少的书，有钱买鱼和蛋吃，抽的又是好香烟。有两个去给小平房修阴沟的犯人，还从老头儿手里弄到了一包“牡丹牌”。这一“好运”马上成为新闻，传遍了机械厂的监房，但随即也就产生了后果：“非奉命令，不准接近本队以外的犯人，尤其是特殊犯人”。这证实了我的判断：来者是被当作犯人的特殊人物。但是我仍然没有想到，他就是二十年代的作家，三十年代党在香港上海的地下工作的一把手，五十年代初实际主持上海市政府的潘汉年。 　　 　　　　就在“新闻”传开后不久，一九七五年八九月间的某一天，我们收工整队回监房，经过场部商店门口时，走在我旁边的一个犯人轻轻对我说：“快看！快看！站在商店门口的老头就是那个特殊犯人。”我一眼望去，是一个身材矮小、面容清癯、头发白多于青而且非常稀疏、穿着一件旧灰色派力司干部服的老头，手里提着一只小竹篮子。再一看他的面貌，似乎像一个什么人，可是又全然不能记起。一面看，一面走（犯人在行进中是不许出列的），很快就走过商店了。我忙问那个犯人：“他是谁啊？”“特殊犯人嘛！”“真特殊！”旁边走着的犯人也议论开了：“准许他到商店买东西哩！”“我还看见过他到邮局取报纸。”“听说还拿几十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莫讲了，莫讲了，队长在注意我们了。”…… 　　 　　　　那时正在“批林批孔”，有个造反派工人当了我们的队长。这是个性子直爽的北方人，凭良心说对我并不坏，只是常常说话走火，粉碎“四人帮”后听说受了一顿批，后来自己请求调离劳改单位了。他常找犯人谈话，进行“形势、政策、前途教育”，“最高指示”是少不得要背诵的：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造反队长”越说越兴奋，忽然想起也许应该联系实际了，伸出一个手指头，对着我点一点：“钟叔河！你当然也不杀啊！”他意味深长地说：“‘不是没有可杀之罪’啊！现在呢？不杀，一个不杀。这就是政策，英明的、正确的、伟大的政策，是不是？你说！” 　　 　　　　停了一下。“造反队长”见我没有回答，又继续说下去：“一个不杀，这是事实。潘汉年也没有杀，你们不是都看见了他吗？……” 　　 　　　　我一直微笑着听着“造反队长”的训话。老实说，我对他颇有好感。我觉得他倒有一股想把工作干好的热情。我想把他说的话和他说话的神态尽量记在心里，想研究他这个人物。可是，听到这里，我心中一动，不禁“啊”了一声。 　　 　　　　“是吗，你也不能不感动嘛！”“造反队长”为他的教育终于能引起我的反应而兴奋了：“该杀的我们都不杀，养起来。潘汉年就养在我们江茶场。中央交的任务，这是不能让你们知道、议论的。你表现还不错，图纸画得很好嘛，告诉你，让你相信党的政策。潘汉年还不杀，你就更不得杀了，是吗？嗯？” 　　 　　　　我漠然地点了点头，心里却在想：“潘汉年，潘汉年！我知道了！难怪在商店门前一眼望去似曾相识。你‘创造社’的青年作家，你久管机要身系安危的秘密革命工作者，竟也到这个地方来了吗？唉，‘夜正长，路也正长’啊！” 　　 　　　　虽然“造反队长”嘱咐我不要说，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另外几个知道潘汉年这个名字的犯人。渐渐地，所有的犯人都知道了，住在小平房里的是有“最高指示”“不杀”的原上海市第一副市长。（许多人是通过别的途径知道的。） 　　 　　　　七五年和七六年冬季以前，看来潘汉年的身体还比较好，他曾经多次到机械厂的木工间来买引火柴，自己到值班室交钱，到木工间捡柴，过了秤，放在竹篮里自己提回去。好几回，我值班室前和木工间内（我到那里去帮助做翻砂木模的犯人识图）遇到他。他那清癯的脸上总是那样安详和恬静，有时候在我看来还略带矜持和严肃。 　　 　　　　严肃的受难者啊！……我心里这样默诵着。 　　 　　　　有一次，木工间没有小木块了，只剩下一些大块头。当潘汉年将大块木头往篮里装时，篮子倾倒了。恰巧我在一旁看到，赶紧走近去帮助他扶住篮子。他对我说道：“谢谢！”声音很小，但是清晰、凝重，完全不像在劳改队里听惯的声音。 　　 　　　　“潘老！”当两个人同时弯着腰侍弄篮子时，我轻轻地喊了他一声。 　　 　　　　潘汉年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把脸孔正对着我，注视了片刻。脸上的表情仍然安详、恬静，但是也含有几分疑惑，因为我是个陌生人，又是湖南口音。 　　 　　　　“我叫钟叔河。读过你的作品。五七年的右派。攻击文化大革命。判了十年。”我急急忙忙低声地向他吐出这一串不连贯的字句。我不知道为什么，甚至事先连想都没有想到，会在有机会碰到他时，对他讲这些话。在关押五六年，被迫和同志、亲人、朋友隔绝五六年，在整天是“请示汇报”、“交心交罪”、“坦白检举”的气氛中，恐怕是遇到任何一个自己认为可以信赖的人，都会这样迫不及待向他讲几句话，甚至是一句半句也好的吧！ 　　 　　　　他脸上的疑惑消失了，恢复了安详，用同样轻轻的声音说了一句：“相信人民。” 　　 　　　　哦！相信人民。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有最后的发言权。 　　 　　　　可是，不能继续说了。木工间此时虽然没有干部，却颇有几个喜欢汇报的“改造积极分子”。有一个已经停止推刨，在注意我是否“违犯监规”了。（那是个因强奸女知青而判刑的木匠，幸而他只能注意类似向别人伸手讨烟抽这样的“问题”。） 　　 　　　　这样又过了好几个月。有一次，我奉命去场内邮电所取犯人订阅的杂志，单独行动，在邮电所前又碰到了潘汉年。 　　 　　　　他显然已经认识了我。他的目光除了安详、恬静而外，又增添了友善的光彩。 　　 　　　　“您好！”我四顾无人，又忍不住向他说了起来：“您难道会永远在这里关下去我是想不通的，我要申诉。申诉有没有用我不管，总要把我的道理讲出来。”事实上，我已经在写申诉了，一年一篇。 　　 　　　　潘汉年仍然没有作声。他深深凝望了我一眼，似乎轻轻地摇了摇头，不知是示意我在这种环境下最好少冒风险呢，还是对我所讲的情况表示迷惘和惋惜，然后就提着篮子（篮子里放着报纸）走过去了，只轻轻地留下了一句话：“你还年轻。” 　　 　　　　我还年轻吗？一九七六年我是四十五岁，也许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好时光，可是，十年徒刑还有五年啊！ 　　 　　　　这时我正在绘图室一位青年工人的帮助下（所谓帮助，就是用他的名义把书借来）通读二十五史（场部有一个职工图书室，不仅有新书，也有一些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旧书。）读史增强了我对历史的责任感和信心。我深信，把无罪的人当作“反革命犯”的悲剧总有一天要结束。但是，自己已经四十多岁了，身体早已被折磨得虚弱不堪，脊椎骨折、腰劳损、气管炎……，我本人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呢？ 　　 　　　　“你还年轻。”当晚，躺在监房的黑暗中，这句轻轻的、平淡无奇的话仍然萦绕在我的耳际和心头。在我听来，它似乎孕藏着深厚的关怀和热烈的鼓励。“你还年轻”。这就是说，你还应该有坚持下去的力量，你还可以看到该倒的倒下去、该起的站起来，你还可以看到历史的公正裁判。 　　 　　　　不错，我还年轻，我不怕，我得坚强地支持下去！…… 　　 　　　　关于潘汉年同志的情况，我又陆续地听到了一些。 　　 　　　　据说潘汉年是一九七五年七月从北京某个关押“特殊犯人”的单位送来江茶场的。董慧比潘汉年早两个月到来，他们原来并没有关在一块。听说，这对老夫妻在见面的时候，都流了泪。 　　 　　　　他们夫妇俩随身带来的东西很多。董慧的身份据说“不是犯人”，带来有电视机。潘汉年则带有很多很多书，还有一副钓鱼竿，大概他在原来“优待”的地方是可以钓鱼的。至于是一些什么书，我确实想打听打听，可是看到的人弄不清楚，只说“有好多鲁迅的书”。（顺便说一句，干部和工人也是被告戒了的，不允许和潘氏夫妇接触。） 　　 　　　　他们夫妇俩同住在由浴室改成的小平房里，被允许在茶场范围内“自由活动”。在初来的头一年里，潘汉年夫妇总是每天五点多钟起床打太极拳，接着就打扫屋子周围的卫生。到六队买柴火，到邮电所取报纸，都是这一年里的事情。可是，贾谊所谓住在这里“寿不得长”的湖南这块“卑湿”之地，对老人的健康太不适宜了。尽管他恬静、安详，尽管他天天打太极拳，尽管他已经等到了“四人帮”的完蛋，到一九七六年冬天，潘汉年终于开始生病，出来行动的时候也少了。 　　 　　　　大约是一九七六年底、一九七七年初的一个大晴天，我被叫到场部去“搞宣传”，于是我便有意从潘汉年居住的平房前经过，看见他穿着棉衣、戴着冬帽，坐在屋外晒太阳。他的面孔向着一大片菜园，替场部干部种菜的犯人正在菜园里劳动。我只看到他的背部。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七七年二月，听说潘汉年病重，在场部医院治疗。场部医院的医疗水平，大概等于长沙市的街道卫生院吧。三月间，又听说“上级”叫把潘汉年送到长沙去抢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反正人是用汽车送走了。送走的消息我是事后才知道的，接着就听到了他的死讯。据说，他的病是肝癌。送到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去时，用的名字当然是化名。 　　 　　　　老实说，潘汉年的死，并没有使我特别悲哀。我的情感早已钝化和麻木了。那么些年，死人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我曾经亲眼看见一个人用菜刀把自己颈项拉开一个大口子，还用手从口子里往外拉气管（或者是食管）。我曾经亲眼看到白发斑斑的老太婆，因为“为刘少奇翻案”而被判处死刑当场枪毙示众。用一根裤带或绳索悬梁自尽的尸首，少说也目睹过三五回。像这样能死在床上，而且被送到大医院经过抢救，要算是好福气了。我只有一种烦躁的感觉。为什么“四人帮”已经倒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还做得这么迟缓。我当然无法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平凡的道理要得到承认还得经过那么复杂的斗争，真是“高贵者最愚蠢”啊！ 　　 　　　　潘汉年死后不久，董慧便也因为高血压住进了场部医院。关于她，听到的新闻也有一些，大都是当作“书呆子”的笑话来讲的。比如说，买了个鸡不会杀，不会脱毛，不会开膛破肚。买了条鱼也不破，囫囵放在锅里煮，鱼肠鱼胆鱼粪都煮在汤里了。她没有小孩，就买了个毛长长的哈叭狗玩具，连住医院也要带着放在床头。茶场为了“照顾”她，轮流派一些干部家属去帮她料理生活，由她从每月一百元生活费里拿出几十元作为这些家属的报酬，她却连自己的手表被一位家属换走了也不知道。…… 　　 　　　　一九七九年三月初，董慧死于茶场医院，病名是脑溢血。据说在死前，她向党提出了恢复党籍（她只被“停止党籍”）的要求，当时当然没有结果。不过，茶场总算给她开了一个追悼会，花圈的上款写的是“董慧女士”。…… 　　 　　　　在董慧去世十多天之后，我便离开了劳改队，回到长沙来领取“改正通知”。一转眼就是四年，死者的身躯早已归尘土，但他们的名字总算又已重见光明。回念前尘，百感交集。虽然我与潘汉年只讲过很少几句话，与董慧则一句话也未曾说过，但他们那备受摧残仍保持着信心、被迫害至死而不失常态的大智大勇的形象，却一直留在我心间。我想，它将比一切豪华的画册留存得更久，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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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11/15 12: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