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72号馆文选__传奇

潘汉年(原标题) 　　 　　　　甲、我和潘汉年第一次认识是在延安[见历史交代（一二）]，但在刘晓那里说的话无非是闲扯，从未谈过政治和工作。上海解放，从丹阳进城的人员中没有他，也许他是从香港到上海的。 　　 　　　　从1949年6月起，潘汉年一直是我的直接上级，接触频繁。1950年他对调整税收抓得很紧，在税收方法上和他有过严重争论，经过见交代（一七）篇。 　　 　　　　乙、现在回忆起来，虽然我对潘的态度常常很不好，1952年2月前他却似乎从未有意打击过我。他还表扬过我：大概在1950年某次市人民政府的局长会议上，他在说到工作和经费问题时，他说“财政局长长袖善舞，经费是不成问题的”。在调整税收时间，他对税务局的反命令主义抓得很紧，但是他也转述盛康年（一个资本家副市长盛丕华的儿子，在协商委员当秘书，是不是统战部系统的党员，我不清楚。1952年前和潘汉年十分接近）反映资本家的话：“顾某的风度很好”，意思是我改正命令主义有决心，并不文过饰非。 　　 　　　　……解放初期的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对他不尊重，和他的关系很紧张，大约1950年底调贵州当省委书记去了，以后市府秘书长由许涤新兼任。1951年夏季以后，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许涤新干不了这项工作，最好我来干。我说我德才不孚，干不了。1951年12月，上海三反运动开始，潘在市人民政府的检查报告中，说我的工作是他建议的，并且自承他建议不当，任用非人。会上听到他这样检查以后，我曾到他家去问他这番话的意思，他含糊其辞地回答，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还弄不清楚，我实际担任过的哪一项工作是他建议的。因为我任财政—税务局长，经过1950年3月调王楠秋到上海这一番事故，显然似乎和他无关。我任市财委副主任，刘晓找我直接谈过一次，似乎也非出于他的直接建议。至于他要我当秘书长，我是明确地推辞了的。 　　 　　　　…… 　　 　　　　附：《顾准自述》 历史交代十七（节选） 　　 　　　　调整税收阶段在民主评议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原标题) 　　 　　　　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中财部一再要求上海实行民主评议收税方法，严厉批评上海的“自报实交，轻税重罚”，所据理由，是上海方法为资产阶级的逃税漏税大开了方便之门。事实上，1949年上海私营工商业的税收负担，确实也低于其他城市和其他地区。1950年四五月间上海开始采用民主评议方法，已在调整税收开始贯彻之时，这时的民主评议已经服从于调整税收，--这就是说，不是硬性地要求多少总税收额，层层派下去，以致实交额超过税率，而是偏重于“照顾”，因此，只会实交额低于税率，而不会高于税率了。而且民主评议的主体是工商联和各业同业公会，这就是说，各户应多少税，决定者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税务局只处于于监督的地位。上海的民主评议则更进一层。“民评”以工商联为主，主持者是秘书长胡子婴（章乃器的前妻，民主党派成员，1956年后安排在商业部当副部长），可是工商联没有那么多人物，要税务局抽调五六百人去做实际工作，领头的是副局长王纪华。这种民主评议，即使资产阶级在交税额上得到照顾，又使它们的阶级组织—工商联和各业同业公会操持税收大权，他们自然竭诚拥护。自此以后，继续使用民评方法呢？还是废除民评，实行“专管、查帐、店员协税呢？ 　　 　　　　…… 　　 　　　　1950年8月后，专管制度已经全面推行，民主评议愈来愈流于形式，我即于是时向市委建议，将税收方法改为“专管、查帐、店员协税“的轨道上来，陈毅同志同意这一建议，潘汉年以不符合中财部指示为辞坚决反对。这一争论，以不同方式前后持续了不少时候。我曾写信给当时的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吴波，……陈明利害，希望得到……支持，吴波复信要我坚决执行中财部民主评议的原有决定。此事最后还是陈毅同志解决的。8月份，在他去南京军区的前夕，找潘汉年和我到他家里讨论这个问题，我言辞激烈甚至和潘汉年争吵起来。陈毅同志的结论，毫无保留地指出，要废除民主评议，采用自报、查帐、店员协税的方式。这次讨论我所作的记录现在还保存着，因不在手头，未能正确引用原话。这次讨论，最后解决了问题。讨论会完后，潘先离去，陈毅同志又批评我态度不好，谆谆嘱咐我以后要跟潘汉年搞好关系。 　　 　　 　　　　（本文选自《顾准自述》。该书系顾准写于“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顾准自述》于2002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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