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72号馆文选__传奇

潘汉年与第二次国共谈判 　　□何立波 　　 　　　　在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联络人赴南京谈判后，国共双方其他联络途径便终止了，潘汉年这条线便成为国共两党联络的惟一途径 　　　　 　　　　潘汉年也认为必须去一趟陕北。他先到上海，找到了从陕北回来不久的冯雪峰，寻求去陕北的交通渠道。冯雪峰还推荐了刘鼎为潘汉年具体安排行程。刘鼎是潘汉年早年在上海特科时的助手，后来任中共驻张学良处代表。此时，张学良正巧也在上海。刘鼎就安排潘汉年与张学良会面。潘汉年向张学良介绍了国际反法西斯形势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张学良很高兴。在张学良的安排下，潘汉年于８月９日顺利地回到了陕北。 　　　　潘汉年抵达中共中央当时所在地保安的当晚，张闻天就迫不及待地与他彻夜长谈，了解共产国际的最新情况。潘汉年向他汇报了这一年半来的详细情况。几天后，他也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并将新密码交给了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 　　　　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调整对蒋政策。潘汉年列席了会议。会议同意以后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要“逼蒋抗日”。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接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９月１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中，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实际上就是这个方针的继续与发展。 　　　　参加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潘汉年奉命前往东北军张学良部做统战工作。８月下旬，潘汉年在西安秘密会见了张学良，商谈了国内形势和西北形势，并讨论了东北军与红军进一步合作的具体事宜。潘汉年还秘密会见了杨虎城，向杨虎城转达了毛泽东对杨将军和十七路军的希望，重申了红军愿与杨部联合抗日的意见。 　　　　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又将与国民党谈判的重任交给了潘汉年。８月２５日和２６日，毛泽东两次亲自致电潘汉年，“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希望潘汉年七日内“取道肤施”回陕北，“接受新的方针”。 　　　　９月上旬，潘汉年返回保安。９月１５日到１８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潘汉年出席了会议。９月２４日，他携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以及毛泽东致宋庆龄和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四人的亲笔信，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亲笔信，离开保安前往西安，再转赴南京。临行前，中共中央还委任潘汉年另外一职务--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冯学峰为副主任。 　　　　１０月２日，潘汉年和负责与张学良谈判军事问题的叶剑英一起抵达西安。１０月４日和６日，他们与张学良举行了两次会谈。潘汉年向张学良传达了中共中央确定的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条件。因为潘汉年迟迟未到南京，张冲等待不及，竟然亲自跑到西安来见潘汉年。潘汉年便将中共中央的态度告诉了张冲，张冲这才放心返回南京。 　　　　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将潘汉年的代表资格提升，不再是“联络的代表”，而是正式任命潘汉年为中共谈判代表。同日，潘汉年乘火车赴南京。抵达南京后，张冲接待了他。潘汉年把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方面的有关信件交给了张冲，由他代转陈立夫。然后，潘汉年直赴上海，以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开展活动，把毛泽东致宋庆龄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的信交给他们。 　　　　１１月１０日，潘汉年和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进行了正式会谈。潘汉年扼要地陈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谈判的条件。陈立夫表示，他是代表蒋介石来的。针对中共合作谈判的条款，陈立夫一一作了答复：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３０００人之军队，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找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工作；第四，如果按上述处置，则你们所提各项政治要求都好办。 　　　　潘汉年立即针锋相对地反驳道：“这是蒋介石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陈立夫也知道蒋介石制定的合作政策中共方面很难接受，只好说：“是的，条件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以成就。无论如何，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潘汉年予以婉拒：“如蒋先生无谈判合作之必要，我想他不会出来。”双方僵持不下，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谈判无果而终。 　　　　次日，潘汉年以“小Ｋ”的代号，将自己与陈立夫谈判的情况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潘汉年提供的情况，中共中央很快作出了应对。１１月２２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致电潘汉年，明确了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 　　　　１１月１９日，潘汉年与陈立夫进行了第二次谈判。潘汉年坚持国民党应先停止内战，才能再继续谈判的原则。陈立夫则仍旧坚持蒋介石的收编红军的方案，只是将保留红军的人数由３０００人增加为３万人，但基本立场未有变化。潘汉年坚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既定谈判原则：“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然后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的八项谈判条件交给陈立夫，严正指出：“这是对民族国家最负责任的意见。” 　　　　１１月２１日，周恩来指挥红军在山城堡地区歼灭胡宗南一个旅又两个团的兵力，显示了红军的力量。１１月２２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恩来事忙，暂难出去”；“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就在潘汉年与陈立夫的谈判陷入僵局时，张冲出来调停，不希望国共谈判停止，认为中共可以对保留军队的数目多要求些，国民党也可以给予中共一定的防地。但潘汉年坚定地说：“我是毛泽东派来谈判合作的，不是来接洽收编的！”在对国民党当局的谈判毫无进展时，潘汉年还与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十九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方面的代表广泛联系，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希望他们共同敦促蒋介石联共抗日。

原文 发表于《党史纵览》2004年第5期  浏览：854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2/16 21:5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