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72号馆文选__战友

潘汉年的政治交通员何荦 　　张敏 　　 　　　　政治交通员——现代人极其陌生的名称。 　　　　民主革命时期，在党和人民革命的事业中，这是一个平凡而充满艰险的岗位。 　　　　在1937年抗日烽火中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何荦，长期在上海从事职工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发展工作，1942年11月，经地下党职委领导决定和安排，从上海撤退至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到华中局城工部学习，尔后，分配到华中局情报部，在部长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当政治交通员。 　　 　　　　历史见证人 　　　　何荦万万没有想到，当他第一次在上海见到潘汉年时，已经发生了一件影响重大而深远的事件——潘汉年被汪伪江苏省长、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挟持去南京，与汪精卫见了一面。这一并无实质性内容的会见，对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但解放以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关人员违反了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性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原则，使这一事件成为共和国第一大冤案的导火线。 　　　　直到1982年9月，党中央为潘汉年正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发出之前，何荦根本不知晓1943年春曾经发生过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过，这样一来，何荦与潘汉年的初次会面，就成了颇具价值的历史资料。对此，何荦作了如下的回忆—— 　　　　1943年3月，我被分配到情报部任政治交通员，部长是潘汉年。当时情报部设在盱眙县大王庄(后驻黄花塘)。潘汉年带了城工部的吴小佩等几位女同志要去沦陷区，通知我随行。由于我的组织关系在中共仪征县委，必须转好组织关系再走，所以等我从县委回来，潘汉年等人已先走一步，仅转告：“潘汉年化名肖叔安，住镇江金山饭店。”我听后，不仅怅然若失。 　　　　那时，我对潘汉年不熟悉，只略知他的一些传奇式故事，他风度翩翩，博学多才，未见其人，只闻其名。想到要在这位对敌隐蔽斗争特殊领域里机智勇敢、才华横溢的卓越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工作，不免有些忐忑不安，生怕完不成任务，给工作带来损失。 　　　　翌日，我独自渡江赴镇江，经过设在江边码头上的汪伪“清乡”检查关卡，迳到金山饭店找肖叔安先生。可是潘汉年不在，只有吴小佩、徐成几个女同志还未动身，她们告诉我说，潘汉年要我等他，他会来找我的。当晚，她们乘火车东去，我只得住了下来。 　　　　我在金山饭店呆了几天，孑然一身，人地生疏，白天只得去公园、书店消磨时日。从旅馆伙计处得知，所住的房间是（汪伪）镇江站站长刘毅（徐汉光）来安排的。刘毅，1941年与我情报系统建立了工作关系，解放后在上海参与过反特斗争。一天，有人来找我，那人自称是刘毅，说和肖先生很熟，受其委托，要我住到他家里较安全，可免受警察查房干扰。我正为此事和房租太贵而操心，既有人相邀，又说是潘交代的，料想无事，我坦然地去了。在刘毅家认识了其妻子莫予明(现为离休干部)，她给我不少照顾。几天后，刘毅告诉我，肖先生来电，嘱我即赴上海静安寺附近百乐门饭店见面。以后，刘毅多次为我办过镇江站来去仪征等地的通行证，以资掩护。这也就是1984年9月公安部为徐汉光作的复查结论上所说的，多次掩护我工作同志进出敌占区。此是后话。 　　　　且说我在百乐门饭店二楼的一间房间里，见到了潘汉年，他西装革履，戴金丝边眼镜，俨然一个“小开”。百乐门饭店靠近汪伪“七十六”号魔窟，敌伪警宪经常出入其间，当时，我很为潘汉年的安全担心，但视潘汉年的神态，似乎胸有成竹，泰然自若，便也放心了。 　　　　第三天，潘汉年要我到南京路皇后咖啡馆去见小徐(解放后才知他叫刘人寿)。以后，我从根据地带沪的密件就交给刘(董慧、史永也与我联络过，但时间不长)，同时拿了他交给我的密件——情报返回根据地。为了保密、安全和便于联系起见，潘汉年要我找一个又熟悉又可靠的人，作为我与刘人寿之间的联络人。我想了一下，腼腆地说，我有个女友叫吴佩珍，她是劳工夜校教师，并把她的家庭、思想状况作了介绍，潘汉年听后同意了。 　　　　三月下旬或4月初，潘汉年和何荦、徐成一行离沪，抵镇江车站，有刘毅掩护，并伴送渡江到仪征县城外，安全抵达淮南根据地。 　　 　　　　第一次试练 　　　　在日伪严密控制下，要安安全全地完成每一次护送任务，必须建立起一条便于掩护的交通线。为此，潘汉年精心安排，设计了一条从淮南根据地——江苏仪征——镇江——上海的交通线。尔后，在情况比较熟悉的基础上．自1943年秋冬起，何荦又开辟了瓜洲——镇江，三仪河——浦口，六合九里硬——南京等数条交通线。 　　　　何荦担任政治交通员后领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进行一次不带任何任务的试跑。潘汉年指示何荦与刘毅接触，要刘毅出具汪伪镇江特工站的通行证，作为“护身符”。岂料此事日后竟成了一个“麻烦”，“文革”中，造反派偏听偏信，相信特务造谣：“何秉毅(何荦化名)是镇江特工站的真正幕后站长”。 　　　　首次试练，何荦开始了几百公里的长途跋涉，舟船车马，加上长距离步行，倍受辛劳。好在当时她年方二十，精力充沛，这些劳累自不在话下。 　　　　一路上，何荦悉心观察经过的每一道日伪关卡，熟悉情况，为了确保安全，她还仔细研究了从镇江乘火车到上海的最佳时机。她发现，从镇江到上海坐夜车比较安全。当时日伪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市面粮食供应非常紧张。因此，从镇江到上海的夜行车上贩米者特别多，车厢拥挤不堪，连过道和行李架上都睡了人。这样一个环境倒是给交通工作平添了几分安全感。混在嘈杂拥挤的车厢内，只要自己的衣着举止力求职业化、社会化，密件又得到巧妙的伪装，可以做到安全闯关。乘夜行车还有一大好处，就是不必在镇江住宿，次日白天到上海，活动时间也较宽裕。反过来，从上海乘夜车到镇江，第二天一早即可搭班轮或划子船渡江，抵达根据地。 　　　　从此，不论春夏秋冬，寒风酷暑，何荦差不多每个月都要跑一趟上海或南京等地。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尽早乘船过江，从根据地到渡口的300华里路程，何荦每次都是疾步急行，脚底磨起了泡，用针挑破后继续赶路，冬被霜雪，夏沐骄阳，一身虱蚤，苦不堪言。可她数年如一日，没有一次失误。 　　　　也许是长年累月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的缘故，晚年的何荦患上了哮喘、痛风等顽疾。

原文 发表于《理论文萃》1997年第6期  浏览：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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