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72号馆文选__传奇

潘汉年在“福建事变”期间的活动 　　张晓东(福建大学社科部) 　　 　　　　二 　　　　1933年11月上旬，潘汉年做为中国共产党派驻福建19路军的正式代表首先进入福州，随后到达的成员还有张云逸、黄火青等多人，被福建政府方面安排“住在原国民党省教育部里面，记得他们给了好几间房子，潘汉年、张云逸、黄火青各住一间，我们两个警卫人员同住一间，生活方面招待得很好”。[3]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之外设立的第一个被对方承认的代表机构。如果说，促使19路军方面按照中共中央的政治条件草签一个协定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差事，那么，中共驻19路军代表团所要面临的问题，就更为艰巨和复杂了。潘汉年从进驻福州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以其豁达大度进退裕如的干练才情，沟通各方，保持了极其广泛的接触面，其斐然成绩至少有下列各项： 　　 　　　　第一，继续同徐名鸿保持密切联系。19路军军长蔡廷锴手握福建兵符，福建任何变革的兴废，他是关键人物。而徐名鸿“与蔡廷锴极善”，“蔡深信之”，当时人评说，“闽变之作，蔡信徐之言，始决心发难。”[4]可见徐对蔡的决策影响之巨。而潘汉年始终抓住徐名鸿，“徐名鸿经常来与潘汉年交谈。”[5]这条渠道畅通，对推动福建政府方面实践协定，发动事变，酝酿进一步的同盟行动，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与陈铭枢进行谈判共有八次”。中共中央派驻福州的代表到达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与陈铭枢进行谈判共有八次，陈所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合作的具体条件始终没有达成协议”。[6]陈铭枢是“福建事变”中的政治核心人物，他是主张联共的，但又幻想以自己为中心势力来联共，企图与中共平分秋色，以便形成鼎足而三的局面，这就使双方很难达成进一步同盟行动的协定。尽管如此，同他直接对话是完全必要的。 　　 　　　　第三，深入福州社会了解各阶层动态。福建方面对中共代表团的到来是秘而不宣的。但中共代表团并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天地禁闭在狭小的圈子里，而是努力走向社会。潘汉年常常派秘书黄火青“白天则穿着国民党军装，扎上武装带到街上跑一跑，看看报纸，了解社会动态。”[7]过去，澡堂是杂色人等休憩娱乐的好去处，那里每日吞吐着大量的社会信息。潘汉年有时忙里偷闲，同黄火青于晚间“一起乘车到澡堂洗澡。”[8]为了获取情报，潘还在澡堂同他人打台球。 　　 　　　　第四，商谈物资交流、开放封锁。中共驻闽代表团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财政部，就双方物资交流和开放封锁问题，举行多次谈判，达成积极成果。当时兼任新政府财政部长的蒋光鼐回忆说：“我曾派许锡清和中共代表面洽关于物资交换和苏区所缺之盐、布、西药等物品供应如何支援问题，其中特别是运盐做出一些有效办法。”[9]当时担任财政部次长的许锡清也说：“我和潘汉年谈的是双方物资交换的问题，他希望我们供给物资，主要是盐和西药。”[10]当时随潘汉年驻福建的有关人员也回忆说：“苏区就不断有人来，大多是来买药材、币纸、盐巴等东西”。[11]“商业采购人员已买了许多硝酸，用大瓶子装的，还有其他物资。”[12]蔡廷锴也说：“我方解除依南昌行营1933年春规定的经济封锁，向苏区供应盐、布、西药、器材等特需品”。[13]以上材料说明，代表团的工作卓有成效，福建方面解除封锁网开一角。这对冲破蒋介石的经济封锁，使苏区获得短缺急需品，起了很好作用。 　　 　　　　第五，及时向瑞金汇报情况提出建议。中共代表团通过各种渠道多方了解福建政情，有时甚至直赴现场观察。比如，1933年11月20日早晨，福州南较场集会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时，潘汉年就派黄火青“到操场(南较场)旁边的小山坡(于山)上观看。”[14]掌握情况后，及时电告瑞金，电文都是潘汉年亲拟的，必要时，还派专人回瑞金作详细报告。当时担任潘的秘书的黄火青回忆说：“在此期间，我们给中央发回两封电报，电报稿是潘汉年起草的，由我翻译成密码后，交19路军的电台发回。接着，家里也来了一封电报，叫回去一个人汇报情况，潘汉年与我商量后，就决定由我回去。”[15]后来，在福建军情危急时，潘汉年“发电报回去”，[16]建议给予援助。 　　 　　　　第六，力促东方军二度入闽，昭大信于天下。军事协同问题本该是这次合作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又恰是双方合作得最无成果的领域。当时中共中央对待福建事变的总政策，是实行所谓政治与军事分开的原则。政治上可以利用19路军反蒋的时机，却又不在军事上采取与19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但潘汉年还是勉为其难地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经过大体如下：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蒋军开始进攻福建，大军压境。就在蒋介石猛烈进攻19路军，福建政府摇摇欲坠，亟需红军支持的时候，左倾错误领导却不让红军打击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反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区的堡垒。[17]为了协调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潘汉年应福建政府方面的要求，请中共中央派出军事联络员进驻福州，同时，福建政府方面则派总部参谋处长尹时中为驻瑞金的联络代表。李济深在给尹时中交待任务时指出：“福建北方原有红军，近来他们似乎已把它调开，撤退到江西方面，使双方军队隔离过远，最好他们的前方军队调近我们一些，和他们联合在一起免得当中有个缺口。”[18]李济深并且解释说：“这事潘汉年也同意，但他发电报回去，瑞金方面还没有照做，他说‘最好我们赶快派人去商量’，所以你快点去好了。”[19]潘汉年随即同中共中央联系，征得同意。1934年元旦，潘汉年通知工作人员赖祖烈、王羡华说：“接党中央电示，责令你带十九路军代表尹时中往瑞金。”[20]1月9日，尹时中等抵达瑞金。差不多同一时刻，潘汉年已将福建情况报告中央，在周恩来等努力下，由红三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也已组建就绪“向东突击动作的命令”已经下达。其时19路军领导人已丧失锐气，忙于部署撤退，形势急转直下。东方军二度入闽，虽然为时已晚，但总是昭大信于天下，而且，客观上也牵制了蒋军，对掩护19路军的退却，不无裨益。

浏览：765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2/1 21:51:42